知识分子的背叛 epub pdf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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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法国哲学家朱利安·班达的代表作，也是一本专门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世界名著。

　　2．知识分子的作用本来是反对现实主义，但是现在却尽一切所能煽动现实主义，这种态度，就是“知识分子的背叛”。

内容简介

　　《知识分子的背叛》是法国哲学家朱利安·班达的代表作，也是一本专门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世界名著。全书四章，集中讨论了“政治的时代”、“政治激情的本质”和“知识分子的背叛”等三大问题。这本书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因西方知识分子背叛“永恒的原则”去侍奉政治党派那些伪神，从谴责的角度重新估价他们这一倾向。他所谴责的那些背弃永恒真理的人，主要指法西斯分子。班达认为，知识分子首先应当忠于真理，否则知识分子生活的独立自主性便会被毁坏。

作者简介

　　朱利安·班达（Julien Benda，1867—1956），法国犹太哲学家、作家，曾在法国索邦大学学习历史。班达是法国德雷福斯事件的亲历者，并在该事件中坚持正义。其1927年的代表作品《知识分子的背叛》是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世界名著。另著有《对欧洲民族的讲话》等。

　　佘碧平（译者），1965年生，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1989年获复旦大学哲学硕士学位，1997年获比利时鲁汶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于巴黎第4大学、巴黎第12大学、巴黎高师等法国著名高校访学，译有福柯、德里达、保罗·利科等著名思想家的作品。

目录

导读：古代知识分子与现代知识分子（景凯旋）

译者的话

1946年版序言及其注释

关于知识分子的价值的附录

第一版序言

第一章 政治激情在现时代的登峰造极。政治的时代

第二章 这一运动的意义。政治激情的本质

第三章 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背叛

第四章 总揽。预测

注 释

附录 朱利安·班达的理想主义（T．S．艾略特）

精彩书摘

　　关于知识分子的价值的附录

　　对于许多读者的良好祝愿，我想写上几页纸来回应，澄清我97所理解的知识分子的价值。

　　知识分子的价值，举其荦荦大者，有公正、真理、理性，它们具有如下三个特征：

　　1. 它们是静态的；

　　2. 它们是大公无私的；

　　3. 它们是理性的。

　　1. 知识分子的价值是静态的

　　我是这样来理解的：知识分子的价值被认为在不同的环境、时间、地点以及在现实中相关的其他条件下是不变的。这就是当我说它们是抽象的时候，我所要表达的意思。它们是抽象的公 正、抽象的真理、抽象的理性。 知识分子高扬它们，制止那些只愿在服从千变万化的环境的前提下来认识人类价值的人。他构成了“ tenue”（在该词的原初意义上，指“管理”和“照料”）人类道德态度的一个要素。如果没有知识分子，人类的道德态度就会自由散漫和失去控制。

　　这些抽象的价值观念一点也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形而上学家们无偿提供给人类意识的观念。它与人类的意识是孪生实体，人类兼而有之。在前文中（第 77页），我们已对抽象的公正观念做过同样的说明。如果人们理解的抽象的真理观念是指任何判断只要符合实在就是真的话，那么它与人类的意识也是孪生实体；真理观念自身是不变的，而且在昀卑贱的人性中也多多少少是自明的，它完全不同于那些本质上从属于变化的特殊真理。同样，如果理性观念是指人类所具有的基本的和不变的理性及其原则，而且完全不依赖于那些日益增长的复杂性，相反，这一理性应该在日益复杂的经验（如新物理学）面前应用它的原则，那 么它与人类的意识也是孪生实体。知识分子高扬的就是这些永恒的东西，这些人类的共性，没有它们，也就没有人本身。

　　知识分子的价值是静态的价值，它们常常被人用来向反对派们说，鼓吹这些价值的人是在宣扬一种死亡观念。这就是德国人费希特所主张的。这位所有国家的进化论者的首领，论及法国大革命时写道：“无论谁相信一种不变的、永恒的和死亡的原则，只是因为他自己死了，所以才会相信它。 ”这些博士们用低劣的诡辩手法混淆了不变的理想和维护这一理想的有血有肉的人，前者可以用纯粹隐喻的方式被确定为死亡，而后者在维护这一理想时可以成为不朽，以至于他们为捍卫这一理想而顽强地战斗。关于这位德国的道德论者，当法国大革命的战士们在耶拿消灭了他祖国的军队时，他可以看到，那些相信永恒不变原则的人却不为捍卫它而去“战死”。

　　知识分子的价值是静态的价值，它是指，进步的宗教不是知识分子的态度。我说的是进步的“宗教”，因为在一切宗教之外对进步的信仰可能是某种纯粹观察的结果。而我以为，真实的观察来自勒努维耶，他说：只有各种进步的“事实”，而无一种进步的“规律”。

　　知识分子价值的非进化特征被一位经院大师斯宾诺莎一锤定 音：“每位存在者的完美就在于独立思考它固有的本质。所有的变革都是毁灭，完美不应该依时间而定。”我也想接着说，对于我们现代知识分子，完美若不从属于“现实”，它便毫无任何价值可言。

　　2. 知识分子的价值是大公无私的价值

　　我认为，公正、真理和理性只要不带有实践目的就是知识分子的价值。因此，对公正的崇拜只有坚持抽象的公正，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态度。抽象的公正，这一人类精神的概念，只在自身中找到圆满，而不是在人间实现公正的努力中找到圆满，因为后者追寻的是人类至少是其中某一阶级的、幸福的、崇高的实践目标。这一努力一定因为各种不公正而或多或少地破坏了绝对的公正，因为自然（而不是社会）把理性的绝对公正与不公正根本地对立起来，因而它无法成为知识分子崇拜的对象。

　　公正要求人格是不可侵犯的，因为他是人。因而公正惟有在抽象中才能思考人。很明显，在具体生活中，如勒南所说的，大家都是人，本性上多多少少受益于“人”的权利。赋予每个人“他能想到的东西”（cuique suum），如果这样做是考虑到各人自然禀赋的高下不等，那么这就大大伤害了我们理解的公正观念。 总之，公正观念包含抽象的观念。

　　公正是一种大公无私的价值，也是知识分子的价值。因为它的大多数崇拜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且会抱怨我泄露天机。公正是一所永恒的学校，它不是一个行动的原则；它是静态的，而非动态的；是规范性的，而非创造性的。在历史上，所有实践的结果都是在非公正中完成的。那些伟大的国家，除了极少数例外，都是奇迹，它们的建立是因为某些种族要压迫其他种族。然而这些伟大国家自身之内在形式上多少也建立起威权统治体制，也就是说是不公正的。对于那些向其成员们保证将来应该有更多公正的国家和至今仍在形式上如此许诺的国家（俄罗斯），也是不公正的。对于自由，我也持同样的观点。这是另一类知识分子的价值，它是人格的条件， 但是它的信徒们—主要是民主派人士—不愿认识到它是一种完全否定的价值，它从没有被构造出来，所有在人间建立起来的国家体制，包括那些许诺自由的国家体制，实际上一开始就拒绝了自由。对于理性，我的看法也是如此。理性是一个批判和理解的原则，而创造的力量无可辩驳地属于非理性。但是理性诸概念的这一非实践的特征却是现代知识分 子拼命拒绝的东西，这表明他们对自己的本质是多么地无知啊。

　　我以为，知识分子对待理性的态度其定义如下：“我拒绝为创造精神、创造天才和理智成果大唱赞歌，但是我却高扬总是保持自身不变的理性功能，对于理性而言，‘进步’这个词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昀反感的莫过于对那些大胆思想的顶礼膜拜（看看尼采、柏格森、索雷尔），他们嘲笑理性，体验的是英雄的忧伤，而不是神甫的安详。不过，我坚持颂扬理性作为昀高主宰的地位及其不计结果的永恒性，同时继续知识分子的传统，忠实于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的作用。我不相信苏格拉底、 18世纪的伟大神学家们、波特罗亚尔的隐士们以及一般的教会会赞颂创造及其相关的狄奥尼索斯主义。普罗米修斯崇拜是世俗的崇拜，它有它的伟大之处。不过，我坚持认为，人们应该另选对象。”

　　至于真理观念，作为知识分子的价值，对它的颂扬则不需考虑其结果是好还是坏。曾有一位法国知识分子在一个小时的演讲中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下过一个定义，他把真理置于现实的利益之上，这对于一个法国公民来说，特别值得称赞。他说：“如 果有人出于爱国的、政治的、宗教的和道德的等原因竟让自己漠视真理，那么就必须把他从知识分子的圈子中排除出去。 ”（加斯通?帕里斯：《法兰西学院就职演说》，1870年 12月）这就是说，知识分子必须拒绝一切爱国的、政治的、宗教的和道德的说辞，因为这些说辞是为了达到实践目的，它旨在歪曲事实。

　　同样，科学只有在不考虑任何实践目的而专门研究真理本身的范围内才是知识分子的价值。这就是说，这些今天叫嚷让科学为和平服务的学者们，因为他们的发现有助于人类的互相残杀，会自拍胸脯，自命不凡。其实，他们已不再是知识分子了。在那些召开各种会议主张思想“为和平服务”的作家们那里，好像思想不再只是思想，而惟愿为了任何目的“服务”似的。这些学者们似乎忘记了科学的道德价值不在于它的结果之中，因为这些结果能够带来非道德主义的罪恶游戏，而是在于它的方法之中，因为它的方法不顾一切实际利益而要求运用理性。

　　结论：

　　（1）艺术家的活动本质上是大公无私的，和科学一样，不同于物质的或道德的幸福的研究，也有别于人文主义的研究，它是一种知识分子的价值。

　　（2）轻视人间的幸福，高扬某些知识分子的价值，特别是公正价值，这些人的目的如果是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那么他们也不是知识分子。

　　（3）和平是一种实践的善，因而它不是知识分子的价值。不过，用斯宾诺莎的话来说，如果它不是“没有战争”的对应词，那么它也可以是知识分子的价值。但是它必须是人类自愿的结果，即坚决克服民族利己主义（ non privatio belli，sed virtus quoe de fovtitudine animi oritur）。

　　3. 知识分子的价值是理性的

　　我认为，接受知识分子的价值就要使用理性。相反，那些诸如热情、勇气、信仰、爱情、禁欲等仅仅从情感出发的态度在知识分子的理想中是没有一席之地的。

　　这一立场的结果之一就是，贬低这些态度的人都是知识分子：柏拉图和斯宾诺莎斥责热情、非理性的勇气、纯粹感情用事的爱情；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贬低生活的激情。前者声明：“性爱是没有神性的”，后者则写道：“我们有这么多的贪欲难道不邪恶吗？”

　　我们还可以再加上基督教，它也斥责“生活的傲慢”。它这样做，是为了千方百计地倡导彼岸世界的生活。

　　我是不是应该问，我们当今流行的态度（甚至秉持精神的人也不例外）即因为青春代表着“力量和生命”而赞美它，这是与知识分子的价值相反对的呢？答案是肯定的，这种态度因为青春代表着“未来”就对它满怀热爱之情，因为人在时间中有生有死就爱上了人，而不再坚持真理的价值是不以时间为转移的。换言之，这种态度采取了一种动态的、进化的和非静态的观念。

　　这一立场的另一结果（在某些人身上将极为严重）是，对知识分子价值的激情—对公正、真理和理性的激情（对理性的激情已完全不是理性了），作为激情，已不再是知识分子的价值了。然而，正像一位观察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善的激情，而非善的观念，它要改变的是世界。我应该再说一点，知识分子的作用不是去改变世界，而是忠实于理想，我以为这对于人类的道德是必要的（对于人类的审美，更是如此）。如果人类今后只考虑坚持实践的目的，那么人类是无法实现这一理想的。但是人类应该像人类的各位导师所理解的那样为了它的每个凶恶敌人而坚守这一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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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导读：古代知识分子与现代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背叛》是一本具有古典性质的书，给朱利安·班达的写作提供思想模式的是德雷福斯案件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全书却几乎没有具体涉及这两个事件，而是采用纯粹的精神形式，谈论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观念。这部书给人留下经久的印象，却仿佛不是那个时代的作者写的著作。当此书于 1927年出版时，它所坚持的普遍主义已经显得与时代严重隔阂，尽管它为班达赢得了名声，但却不会有人去认真思考他的观点，就像人们在谈论现实时不会再思考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康德的观点一样。按照托尼·朱特的说法，在一个意识形态的时代，班达坚持抽象的普遍价值，他对真理、正义和权利的阐释因而失去了独立的参考点，他反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激情，但就连他自己也没有做到这一点。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朱特显然会考虑到时代的因素，而班达恰恰对“时代”的概念非常淡漠，因为它抹平了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班达 1867年出生于巴黎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是家庭中唯一的儿子，由于父亲去世，他 21岁就继承了家业，但他的兴趣却不在此。受到德雷福斯案件的影响，他在 30岁时开始写作生涯，参与公共领域的争论。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新康德主义者，认为德雷福斯案件的争论双方都是出于情感主义，缺乏抽象的理性立场和绝对的道德价值。 1913年，班达的家庭企业倒闭，他从此成为一名职业作家。二战中，班达加入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躲在法国南部的卡尔卡松，为抵抗运动撰写秘密小册子。战后直到 1956年逝世，班达一直都没有脱离对实际政治的关怀。他一生写了不少小说和论著，但昀有名的还是《知识分子的背叛》。这部书表明，班达的政治热情只是限于观念世界，使班达显得不合时宜的原因正是他在此书中所谴责的特殊主义，即基于种族、民族或阶级的价值观。

　　班达的一生是在动荡中度过的，他既目睹过 19世纪的帝国年代，也曾亲历了 20世纪的极端年代，可以说是两个大时代的见证人。像班达一样，许多 20世纪初的西方作家都对上个世纪充满眷念，他们的思想是在那个年代形成的，在凯恩斯、茨威格和马洛依的记忆中，那是一个城市化、世俗化和民主化的时代，也是一个和平、秩序与繁荣的时代，人们对未来充满了乐观。但进入 20世纪，站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界点上，他们却突然看到昨日的世界正在逐渐逝去。在进步的表象下，不同种族、民族和阶级的矛盾都在日益加深，无论是德国民族主义、法国君主主义还是苏维埃主义，都是以某个群体利益作为价值标准，提倡集体主义价值，而不是全人类的普遍价值。随着德国崛起对原有世界格局的冲击，民族主义成为昀主要的潮流。大多数知识分子放弃从前抽象的正义、真理、自由和独立的立场，与民众的激情结合在一起，走上通往权力之路。

　　用班达的话说，这是一个“政治的时代”，知识分子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政治激情。班达在书中谴责了当时的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如法国作家巴雷斯、贝玑、莫拉斯及外国作家邓南遮、吉卜林和詹姆斯等人。与从前的知识分子相比，这些作家大都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热衷于实际政治，强调自我民族的高度认同和文化优越性。对他们来说，“真理是由有用来决定的，正义是由环境来决定的”。他们主张的道德是一种进化的道德、时代的道德、行动的道德或现实的道德。这种民族自豪感肇始于德国知识分子，费希特、黑格尔即认为日耳曼民族是昀高贵的民族，并将自己民族的胜利看成是历史发展的昀高结果。在法国，巴雷斯、莫拉斯等人同样极力鼓吹民族主义和仇外情绪，认为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使自己的国家强大。所有怀有政治激情的知识分子都宣称自己的主张符合进化的方向，并且毫不掩饰地反对民主。

　　这一切都与班达信奉的观念不符，在他看来，德雷福斯案件中就已表现出某种只适合法国的正义，这在孟德斯鸠的国家是一件新事物。为了抵抗各种特殊主义的价值观，班达在自由与民主的概念中强调个人主义的内涵，他引用法国作家勒南的话，认为它代表了苏格拉底以来所有思想家的主张：“人既不属于他的语言，也不属于他的种族；他只属于他自己，因为他是一个自由的存在，一个道德的存在。”这种个人主义的道德观在世纪之交被颠覆了，巴雷斯对此的回答是：“所谓道德，就是不要成为独立于自己种族的自由人。”集体主义道德取代了个人主义道德，无论民族主义、君主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将组织化原则提升到价值的高度，坚持由群体利益作为行为的唯一评判者。然而，集体主义的道德是时代的反映，却不是真理的反映。在民族情感的驱动下，当时许多杰出的作家和学者都陷入盲目的爱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支持各自国家的政府。

　　班达的理性属于启蒙时代的普遍理性，他赞同自由、平等和民主等价值，并将民主理解为个人自由的保障。他引用孟德斯鸠的话：“自由的政府就意味着总是麻烦不断”，认为民主赋予个人自由，会带来一种混乱的因素，但他却反对任何集体主义。在 1946年的再版序言中，他谴责当时的秩序论者，称民主允许个人独立思考，而这些人却要求人们“集体地思考”。个人主义与普遍价值之间的关系构成了班达关于知识分子的概念，那就是个人主义者往往信奉普遍价值，而集体主义者则往往与特殊价值相关联。作为社会价值的承担者，知识分子本应具有独立思考的立场，如今他们却极力向大众靠拢，在世纪之交带头宣扬种族、民族或阶级的特殊道德。正是从这种价值观念的根本变化中，班达意识到一种新的思维模式的兴起，它与人道主义的个人主义完全相悖。对于这种观念上的变化，他直言为“知识分子的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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