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巴拉·W·塔奇曼作品套装（礼盒套装共7册） [Barbara W.Tuchman Series] epub pdf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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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亮点一：两度荣获普利策奖（非虚构类）

　　巴巴拉·W·塔奇曼两度获得普利策奖，被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等誉为“作为艺术家的历史学家”。

　　亮点二：叙述性历史写作山峰，好读的历史书

　　叙述性历史不同于一般的历史作品，在保证史料丰满、真实的前提下，塔奇曼采用文学的手法表现材料，还原历史细节，给予读者电影画面一般的生动历史。

　　亮点三：题材广阔

　　本系列包括六本塔奇曼著作，题材广泛。特洛伊的陷落、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越南战争，通过塔奇曼的生花妙笔，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内容简介

　　曾两次获得普利策奖的著名历史学家芭芭拉·W. 塔奇曼主张把历史看作可读性的故事，自称是“以历史为题材的作家”，被费正清等誉为“作为艺术家的历史学家”。她两度获得普利策奖，其作品被誉为20世纪很好的历史作品之一。本系列包括：《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骄傲之塔：战前世界的肖像，1890-1914》《历史的技艺：塔奇曼论历史》《一声礼炮：另一种视角下的美国革命》《远方之镜：动荡不安的14世纪》《愚政进行曲：从木马屠城到越南战争》

作者简介

　　巴巴拉·W·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作家，1936和1972年凭《八月炮火》与《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两度获得普利策奖。她偏爱以文学的方式书写历史，她的文字充满戏剧性和画面感，在充分发掘史料的前提下伴随着意味深长的议论和反思。其作品深受大众读者和费正清等历史学家的推崇。

　　奥利弗?B·波拉克曾这样写道：“作为历史学家，塔奇曼不是在为其他历史学家们而写作；在她的著作里，字里行间，千百万大众读者通过她的文字感受到了历史的精彩之处。”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巴巴拉·W·塔奇曼的《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是一部杰作，这是出于许多很不相同的理由，每一条理由都足以让它流传下去。

　　——费正清

　　关于中美关系具可读性且信息量极大的一本书……才华横溢、思路清晰、观点独到。

　　——《国家杂志》

　　视角宽广，史料丰富，思路清晰，文风沉稳，必须承认这本书不仅仅提供了关于历史的知识，更让我们在知识以外受到了启迪。

　　——《纽约客》

　　以如此准确、富有激情的文字重建这些场景，只是塔奇曼的诸多天分之一。……这是一本令人兴奋的关于人类之贪婪、愚蠢和勇敢的书。

　　——《人民》

　　她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和兼具气势与文采的叙述融合了小细节与大理论，巴巴拉·塔奇曼的作品会继续闪光。

　　——《休斯顿邮报》

　　紧密交织的叙述，独特新颖的结构。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目录

01《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

02《骄傲之塔：战前世界的肖像，1890-1914》

03《历史的技艺：塔奇曼论历史》

04《第一声礼炮：另一种视角下的美国革命》

05《远方之镜：动荡不安的14世纪》

06《愚政进行曲：从木马屠城到越南战争》

精彩书摘

　　“在这里，美利坚合众国的主权第一次得到承认”

　　1776年11月16日，在西印度群岛碧绿的洋面上突然浮现一团团白色烟雾，接着，从圣尤斯特歇斯（St.Eustatius）这座小小的荷属小岛一个不起眼的要塞上传来了轰隆隆的炮声。圣尤斯特歇斯奥伦治要塞（Fort Orange）的这几声炮响，是对美国战船“安德鲁·多利亚”号（Andrew Doria）在进入外国港口时循惯例发出礼炮的回应；当时这艘船桅杆上正挂着美国大陆会议规定的红白相间的条形旗。这来自圣尤斯特歇斯岛的应答礼炮声尽管很微弱，却首次正式宣告了那个世纪最为重大的事件，即一个注定要改变历史进程的、新的大西洋国家（state）已经跻身于国家（nation）的行列。

　　众所周知，美国革命自一开始就对欧洲社会的政府性质产生了实质性影响。马姆斯伯里伯爵（Earl of Malmesbury）詹姆斯·哈里斯（James Harris）曾回忆说，在美国叛乱发生伊始，“荷兰大部分民众的心态就都发生了不同寻常的改变”。圣尤斯特歇斯属于荷兰，而这位伯爵在美国革命取得胜利后曾在荷兰海牙任英国大使多年。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对荷兰执政（Stadtholder，尼德兰元首及奥伦治亲王）的权威的疑虑正在增加……实际上，当美洲的英国殖民者的叛乱取得成功的时候，所有的权威都受到了打击。”这位英国大使正在见证的是—假如还不是事实的话，至少在观念上已是如此—权力原来是贵族和君主行使的专制特权，现在正转变为根植于宪法和人民代表的权力。这种转变发生在1767年到1797年，这恰与他自己的职业生涯相重叠。他认为这段时期“是欧洲历史上的多事之秋”。圣尤斯特歇斯总督约翰尼斯·德·赫拉夫（Johannes de Graaff）自作主张，决定对美国战船“安德鲁·多利亚”号发出的礼炮做出回应，这是背叛英国的殖民地发布《独立宣言》以来，外国首次对美国国旗和美国的独立国地位予以承认。荷兰这次率先承认，也许就此事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不过正如其他争论者所辩解的，我们不妨说是美国总统把奥伦治要塞的礼炮确认为开天辟地之举。1939年，时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给圣尤斯特歇斯赠送了亲笔签名的牌匾，上面写着：“纪念1776年11月16日由此要塞向美国国旗发出的礼炮，此举系根据时任圣尤斯特歇斯总督约翰尼斯·德·赫拉夫之命做出，是对美国战船‘安德鲁·多利亚’号发出的代表国家的礼炮的回应……由此，表明了美利坚合众国的主权首次得到一位外国官员的正式承认。”就这样，赫拉夫在美国的史册中永远占有了一席之地，尽管此事并不广为人知。

　　“安德鲁·多利亚”号—这场历史剧的主角—并不寻常，它在历史上声名卓著。1775年10月13日，大陆会议通过法案创建了大陆海军，而这艘船正是最初征用的四艘船只之一。这些船均由商船改造而成。此后不久，这艘战船就参加了首次战斗。此船系小型双桅帆船，前桅为横桅，主桅为纵桅，经过改造，可以为新创建的美国海军执行战斗任务。根据大陆会议的指令，这艘船在10月23日驶离靠近费城的新泽西海滨城镇格洛斯特（Gloucestor），准备驶往圣尤斯特歇斯装运军事物资，并将《独立宣言》的一份副本递交给赫拉夫总督。这种船帆的面积有限，只能借助西风带航行，因此这艘船只用了三个星期多一点儿的时间乘风破浪，于11月16日就抵达目的地，这个成就可谓不同寻常。当时从北美到欧洲的往返航行时间因船的类型不同而差异很大，通常吨位较大的战船要比装有大炮的护卫舰（frigate）及商船要花更多的时间。此外也受制于风向，有时风向飘忽不定，会从吹向东方的盛行西风带转为方向相反的东风。在美国革命时期，向东驶向欧洲的航行被称为“顺行”（downhill），通常需要三周到一个月的时间，而向西驶向美国的航行被称为“逆行”（uphill），要逆着风和湾流航行，航程大约需要三个月。

　　如果没有后面发生的事，圣尤斯特歇斯岛的礼炮之举本无足轻重。这位总督违抗本国政府的指令，有意鼓励荷兰人与北美殖民地从事军用物资方面的贸易，并答应会继续从圣尤斯特歇斯岛运送物资。这对拯救美国革命至关重要，因为革命力量在初期势单力薄，军火严重匮乏。乔治·华盛顿曾写到，在战争第一年时，整个美国军营里“每个人平均还分不到9发子弹”。到了10月份，这些殖民地展开武力对抗已经半年了，华盛顿在给他兄弟的信中写道：“我们几乎每天都要饱受炮击之苦，却由于弹药匮乏无法进行任何还击，因为我们要把有限的弹药留在比大炮射程更近的近距离搏杀时，等到那些英国老爷们胆敢从掩体中走出来的时候用。”在1775年6月邦克山（Bunker Hill）的那场恶战中，美军的弹药已经快要耗尽了，士兵们只能用滑膛枪的枪托与英军肉搏。由于英国一直担心美洲殖民地可能会揭竿而起，有意让殖民地依靠母国英国提供军用物资，所以殖民地本身没有任何制造武器或者弹药的能力，也缺乏硝酸钾这样的原材料，以及制造军火所需的技术和设备。从欧洲经由西印度群岛转运的弹药就成了唯一的军火来源。荷兰为中立国，而且荷兰人生性喜好贸易，又经常从事远洋航行，这样荷兰就成了主要供应商，而圣尤斯特歇斯岛居于与殖民地秘密贸易的要冲，自然成了各国货物汇集的仓库。英国人想方设法阻止这种运输，有时会追逐运输船只一直到圣尤斯特歇斯港，然而荷兰船员对当地的风向和潮汐等情况知之甚详，总是能够成功摆脱追逐者，毫不屈服地继续航行下去。英国人变得恼火起来，抗议说殖民地那些“背信弃义的反叛者”不应当受到任何来自其友邦的“援助和给养”—詹姆斯·哈里斯爵士的前任、被约翰·亚当斯形容为“趾高气扬”的英国公使约瑟夫·约克爵士（Sir Joseph Yorke）用傲慢的语言传达了英国的愤怒。约瑟夫爵士系大法官［第一代哈德威克伯爵菲利普（Philip，first Earl Hardwicker）］之子，在海牙外交界可是位不可一世的大人物。根据曾经拜访过他的英国威廉·拉克索尔爵士（Sir William Wraxall）的描述，此人“殷勤好客又慷慨大方”，但给人的印象更多的是傲气而非热情，因为其举止“刻板而拘泥于礼数”，而这种风范显然很投执政奥伦治亲王的胃口。拉克索尔爵士曾说，亲王对他“怀有一种子女对父母那样的崇敬”。然而，大使的风度对那些从事商船运输的商人影响很有限。这些商人更关注生意，而非外交上的繁文缛节。

　　英国的纽约副总督（Lieutenant-Governor）卡德瓦拉德·科尔登（Cadwallader Colden）曾在1774年11月警告伦敦说：“此地与荷兰之间的违禁品贸易已经达到空前的规模……必须对走私者采取行动，但是这并不容易，因为来自荷兰或者圣尤斯特歇斯岛的船只并不直接停靠本港口，而是进入我们的海岸线及河流上的无数港湾和溪流，把违禁品装上更小的船运走。”

　　与约克爵士有联系的线人很多，他们向他透露了这些违禁品是怎样被转运出去的。他发现有位非常活跃的运货商，名叫艾萨克·范达姆（Isaac Van Dam），是个住在圣尤斯特歇斯岛的荷兰人。他充当美国人的中间人，将大量货物和钱款发往法国，用来购买那些经由圣尤斯特歇斯岛转运到美国的军火。对一个英国使节来说，看着违禁物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大行其道，这无疑让他饱受痛苦。“我们那自诩的海上帝国已经无足轻重了，”约瑟夫·约克公爵哀叹道，“我们也许会罚没一些贝类，然而我们的邻居会享用到牡蛎。”

　　英国被这种走私贸易激怒了，于1774年宣布，向殖民地出口“战争物资”系违法行为，并表示，英国作为交战国，有权对货船物资搜查并罚没。英国接着对荷兰政府发出威胁，要求禁止荷兰臣民运送军用物资。与一个世纪以前相比，那时的情况已经迥然不同了。一个世纪以前，荷兰和英国为了争夺海上霸权进行了一系列对抗。据传，荷兰的海军上将勒伊特曾经溯泰晤士河而上，长驱直入，一直打到了敌国首都的大门口。他将一把扫帚钉在桅杆上，表明自己决心要把英国人从英吉利海峡中彻底清扫干净。由于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他开始肆意焚烧英国船只，并将英国皇家海军的主力舰“皇家查尔斯”号（Royal Charles）拖走。这个不幸的事件让曾任海军部秘书的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痛苦万分。他在1667年6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感觉非常沮丧，头脑中满是这个不幸的消息……因为荷兰人砸断了锁链，烧毁了我们的船，尤其是‘皇家查尔斯’号，实际上我担心的是整个帝国正在解体。”泰晤士河上船只燃起的熊熊大火在伦敦清晰可见。然而在整个17世纪，英荷战争并未分出胜负，两国都得出这样的结论：争夺霸权得不偿失，加上两国当时又都忙于应付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入侵，因此一致对敌要比互相厮杀更符合共同利益。1678年，英国和荷兰 通过缔结一系列条约结成共同防御联盟，规定双方的任何一方受到第三方入侵时，对方均有义务提供援军或其他帮助。在这种关系维持了近百年后，英国对荷兰非常不满，因为荷兰非但没有根据从前的条约规定，提供英国人要求的6000人援军，反而帮助美国军队充实他们的弹药库，使得革命得以持续下去。

　　在18世纪70年代，英国有100艘战列舰（指配有60门以上火炮的战舰），而荷兰同等规模的战舰只有11艘。荷兰政府很明白，自己的海军力量比英国弱，因此只能满足英国的要求，停止向殖民地提供战争物资。1775年3月，荷兰统治者向其臣民宣布，半年之内禁止向殖民地出口违禁物（武器弹药）、海军备用物资（供修理用的木材、帆用绳索以及所有维持舰船正常功能的材料）甚至衣物。对违禁者没收货物并处以巨额罚款，如无法缴清罚款，则处没收船只。到了8月，禁运又从半年延长为一年，在这之后的两年里又经过两次延期。运送这些物资本来获利极大，这不可接受的禁令让商人阶层非常恼火，他们照样我行我素。结果自然是走私更加猖獗，以至于约瑟夫·约克爵士接到指示，通知荷兰的立法机构荷兰国会说，英国战舰已经接到命令，今后对圣尤斯特歇斯岛要“提高警惕，不必太客气”。英国开始严密监视，结果连海员们的补给都出现了困难。这在荷兰国内引起了愤慨，于是有人提议去包围约瑟夫·约克爵士的大使官邸以示报复，不过历史记录中并无证据表明，这种不符合外交礼节的做法真的付诸实施了。1776年1月，英王乔治三世下令投入使用更多的战舰，因为“各种情报表明，主要是圣尤斯特歇斯岛—当然也包括其他岛屿—在这个冬天给美国人供应军火”。若不是尤斯特歇斯岛的运输者们始终不屈不挠地违抗禁运令，逃避那些追逐他们的人，美洲叛乱是否会一直持续到那时，恐怕还很难说。从军事上说，这是个非常困难的时期。由于1776年8月的长岛会战（Battle of Long Island），美军已遭受重挫，英军控制了纽约和纽约海岸地区。不过华盛顿至少已将自己的部队安全撤回曼哈顿，在那里仍可以维持新英格兰和南部的联系，而英军的主要战略意图正是要切断这种联系。不久英军进入宾夕法尼亚，并危及费城—召开大陆会议的地方。在1776年圣诞节的时候，大陆会议撤到了巴尔的摩（Baltimore）。1777年9月，威廉·豪爵士（Sir William Howe）率领海陆大军，浩浩荡荡地沿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 Bay）北上，跨过特拉华河（Delaware），进入并占领了费城—当时美国最大的城市、制造业重镇和商业中心。英军占领费城，这意味着已经封锁了美国的两大港口，切断了货物运输的通道。然而，荷兰人不愿意放弃这桩赚钱的买卖，转而潜入那些小港口和河流入口，继续提供枪支和弹药，使得爱国者们可以继续为独立而战。

　　然而，失去华盛顿要塞（Fort Washington）使得独立事业又一次遭受重创。华盛顿要塞位于哈莱姆高地（Harlem Heights），跟新泽西的李堡（Fort Lee）遥遥相对，失去此要塞意味着失去对哈德孙河的控制，也使河对岸的新泽西门户洞开，很容易遭受英军侵入。这次挫败意味着只有发动一次大的反攻，方能重新夺回失地。但美军已经狼狈不堪，缺衣少药，伤员无人救护，本来就亟须补充兵力，征募的士兵又大多是短期的，这在部队持续减员的情况下无异于雪上加霜。华盛顿顶多能够搜罗到2500人，而其对手豪则有上万人。尽管实力相差悬殊，华盛顿在危急关头总能出奇制胜，化险为夷。就在大陆会议成员们为了保全性命而逃跑的那个圣诞节，华盛顿率领他那支精疲力竭的队伍，再次渡过特拉华河，在特伦顿（Trenton）战役中对黑森雇佣军（Hessian）予以迎头痛击，迫使其投降，俘获1000人。就华盛顿的独立事业而言，此次大捷在鼓舞人心、提振士气方面的作用是无可比拟的。

　　荷兰人民亦表现出类似的大无畏精神。凭借这种精神，荷兰人民对西班牙的统治展开了长达80年的反抗，通过航海建立了一个海外帝国，在17世纪跻身于大国之列。尽管荷兰今非昔比，每况愈下，但对英国人蛮横霸道地规定什么东西可以装运，什么东西不能，以及服从搜查或罚没之类的指令，荷兰人并不买账。

　　在荷兰人向“安德鲁·多利亚”号发射礼炮致意后的5年里，荷兰和英国人之间的敌对情绪达到顶峰，这对美洲殖民地的命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到1776年1月，敌对情绪已经公开化。圣尤斯特歇斯岛临时总督亚伯拉罕·海利格（Abraham Heyliger）措辞严厉地表示，英国人在追逐那些驶向尤斯特歇斯岛的船只时，“为所欲为，已经悍然践踏了所有文明国家的法律”。这番抗议—其措辞比起最初的版本已经有所缓和—并未直接向英国人提出，而是转给了位于阿姆斯特丹，主管与美洲贸易的西印度公司。掌管英国背风群岛基地的海军上将詹姆斯·扬（Admiral James Young）也针锋相对，马上谴责“大不列颠国王陛下那些叛逆的臣民……和……圣尤斯特歇斯岛之间的邪恶勾当”。在那个月晚些时候，英王乔治还命令海军部要“提高警惕”。

　　根据禁运令，向殖民地运送军用物资已属违法，仍能运送要归功于岛府当局的美意，尤其要归功于总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约翰尼斯·德·赫拉夫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个职位，完全是由英国人的另外一次抗议促成的—他们抗议赫拉夫的前任温特总督（Governor De Windt）过于同情美国人的独立事业，在阻止违禁贸易方面不够有力，要求撤换他。温特在1775年去世，荷兰正好任命赫拉夫—已任岛府秘书24年之久—取而代之，这样看起来并非屈从于他国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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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作为艺术家的历史作家

　　我这儿有个好消息。最近我从奥斯本滑雪归来，在那儿我和一位芝加哥的广告人员共乘一辆双人缆车。他告诉我，他负责他公司的全媒体宣传：电视、广播，还有纸媒。基于如此的职业经历，他信誓旦旦地说——我引用于此——“写作又回来了，图书要复兴了。”我别提有多高兴了，我想你也会。

　　既然现在我们都知道，写作这一行前景无忧，那么我想谈谈一类特殊的写作者——历史作家。不是作为历史学家的历史作家，而是作为艺术家的历史作家，即一种创造性的写作者，和诗人、小说家同一层次的那种。如果你像我一样理解“艺术家”这个词——并非一种赞誉，仅是一个门类，和职员、工人、演员一样——那你就不会觉得我接下来的话不知天高地厚。

　　为什么人们普遍认为，写作中的创造性专属于诗人和小说家？我想说，历史作家对他的写作对象用心之深，包含的创造力一点儿不亚于小说家写作时运用的想象力。如果把写作当作艺术，写作者为艺术家，吉本就一定比，比如说狄更斯，更差吗？温斯顿·丘吉尔一定比威廉·福克纳、辛克莱·刘易斯更差？

　　已故的剑桥大学现代史教授乔治·麦考利·特里维廉生前就是历史文学写作的高手，反对把历史科学化。他在一篇著名的论述自己灵感的文章中写道，理想的历史写作，应该是勉为其难地用文学艺术的手法，把过去的事实中最有情感价值和智识价值的部分呈现给普通大众。注意“普通大众”这个词。特里维廉常常强调要为普通读者写作，而不是为学者同侪写作，因为他明白，当你为大众写作，你就得写得清楚，写得有趣，这正是好文字的两大衡量标准。那种只有运用想象力的写作才是文学的观点，他根本不屑一顾。他指出，如果小说足够糟糕，它也不入文学之流，相反，如果小册子足够好——他举了弥尔顿、斯威夫特和伯克的例子——那一样配登文学之堂。

　　“勉为其难地用文学艺术的手法”，说得真好。特里维廉好似耕作于此领域的满身泥污的农民，他当然知道其中甘苦。而我现在可以欣然地承认，当我写书时，我常感觉自己是个艺术家——在别人说破之前我是不会自己张口的（好像等待求婚一样）。既然这位临时评论家观察到了这一点，我就可以一吐为快。我想不通，为什么“艺术”这个词总是局限于虚构作家和诗人，而我们其余的只能面目不清地被叫作“非虚构类（Nonfiction）”——听起来就像剩下的什么东西。我希望我能想出一个代替“非虚构”的词。为了找到“虚构”真正的反义词，我查阅了《韦氏词典》，发现它的反义为“事实（Fact）、真相（Truth）和现实（Reality）”。我一度想过自造新词——FTR，来代表事实、真相和现实，但使用起来实在麻烦。“现实的作家（Writers of Reality）”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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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2017年的双11图书促销，真是令人百感交集，值得庆幸的是，前几年囤积了足够多的好书！近几个月来，感受到电商对利润的前所未有的强烈渴望，事实再三证明，狂欢已落幕，美好时光不再！

奥利弗·B·波拉克曾这样写道：“作为历史学家，塔奇曼不是在为其他历史学家们而写作；在她的著作里，字里行间，千百万大众读者通过她的文字感受到了历史的精彩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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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比老男人们读的书只多不少，你们讨论的她不仅都懂，而且她蹲档案馆比男人更能耐下性子，一手史料采集比男人细腻得多的时候——这其实也都不重要，关键她把历史场面用具象的文学手法再现，并且大获成功，拿过两次普利策奖Pulitzer，上过60年代全球图书排行榜“前十大”畅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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