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东方主义：中国、美国与现代法/雅理译丛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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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德睦（Teemu Ruskola） 著，魏磊杰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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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史
• 中国法律
• 美国法律
• 比较法学
• 东方主义
• 文化研究
• 法理学
• 国际法
• 社会科学
• 雅理译丛

出版社：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2068327

版次：1

商品编码：11957410

包装：平装

丛书名： 雅理译丛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6-06-01

用纸：胶版纸

字数：300000

编辑推荐

　　法律东方主义如何成就？
　　东方法律主义何以可能？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司法制度如何近代化？
　　美国在此转型中起到了将西方法律东方化的作用，然对传统中国又有怎样的冲击？
　　领事的裁判权、帝制中国的审判、国际法、条约……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复杂的全球史图景。
　　本书由汪晖、黄宗智、崔之元、贝淡宁、季卫东、方流芳、何勤华、米健、顾培东、强世功、李秀清、王志强、郑戈、章永乐、尤陈俊、张泰苏、阿克曼、苏源熙、艾明茹、杜登教联袂推荐

内容简介

　　冷战结束以降，中国往往被西方贬斥为忽视人权的全球典型而饱受批判，相反，美国则被奉为首要的法治出口国而广受膜拜。那么，无法性是如何成为界定中国性的一项自明之理，而非一个需要实证检验的事实？同时，美国又是如何担负起教化众生的“重任”而成为法律普世价值的全球“传教士”的？为回答这些问题，本书考察了“法律东方主义”——一套界定什么是法律以及谁拥有法律的全球性叙事——的历史，并最终揭示出一项针对中国法的欧洲哲学偏见传统是如何演变成为一种独特且影响至今的美利坚帝国意识形态的。中美缔结的首份条约授权美国法可在假定无法的中国适用。早在美西战争之后美国推行领土殖民主义之前，这种法律帝国主义的做法便已肇端。不唯如此，法律东方主义仍然存活于19世纪反华移民法对美国宪法造成的持久破坏以及当下中国法自我东方化的改革当中，并因而具有迫切的当代意义。在基于贸易与人权的全球政治中，它依然强悍有力且不为人知地塑造着现代的主体性、制度与地缘政治。

作者简介

　　络德睦（Teemu Ruskola），美国埃默里大学法学教授，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专业学士（1990）、硕士（1999），耶鲁大学法律博士（1995）。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法、比较法、国际法、国际法史以及法律与性别等，为当今世界比较法学经典教科书《施莱辛格论比较法》（Schlesinger’s Comparative Law, 7th, 2009）一书的三大主编之一。除本书外，即将问世的著作是《中国在现代国际法演变及形成过程中的角色》（China, For Example: China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Law）。

　　魏磊杰，河南项城人，法学博士，厦门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荷兰蒂尔堡大学（2009-2010）、比利时根特大学（2015-2016）访问学者。研究兴趣为转型中国的政治与法律、比较法律文化。迄今在法学、政治学刊物上发表论／译文约35篇，出版译著10部，其中代表作品5部：《新的欧洲法律文化》（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转型时期的法律变革与法律文化：后苏联国家法律移植的审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比较法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复仇与法律》（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版）以及《法窗夜话》（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

精彩书评

　　批判法学与后殖民法学皆具有解构的功能，即如果存在一个使我们理解法律概念的正统叙事，那么可能还存在着一个与之对应的边缘叙事。络德睦坚持东方主义的不可避免性，现代欧美法律概念只能通过法律东方主义的历史来进行阐释，但却提出了合乎伦理的剖析法律与法治的中肯视角，这着实难能可贵。作为一部想象力丰富的著作，此书令人印象深刻，对于当下中国的法律改革与法治建设，无疑具有启示意义。
　　——崔之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为了比较各国法律秩序，不妨描绘一幅连续变幻的光谱图，把中国与美国分别置于两端。然而，这本书解构了关于中国的“无法律、非主体”意识形态框架，试图以数百年一见的历史巨变为背景，描绘另类的法律世界地图。这种理论尝试很值得中国法学者高度重视和欣赏。
　　——季卫东（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院长）

　　此书展现了法律殖民主义和法治社会的紧张关系：法律殖民主义阻断了中国法律知识自主生产能力的发育，造成了一个只有输入西方法律才能被填补的知识真空，西方法律就此取得一种先入为主的、没有竞争对手的优势，进而支配当地法律知识的生产，西方法律话语通过法学教育、立法和司法而不断被复制，愈发强大。由于脱离本地知识，法律成为一种外来漂浮物，一种边缘化的、封闭的话语系统，一名经常被用来衬托西方主角的“东方群众演员”。法律殖民主义对中国法学知识生产的影响远未消失，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发展自身的法律知识自主生产能力更为紧迫。
　　——方流芳（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络德睦所构建的法律东方主义话语体系不仅展现了“中国无法”从个别性认知固化为西方世界的一种意识形态的过程及原因，更主要揭示了这一命题何以从对中国历史境况的一种认识延伸为对中国现实以至未来的一种宿命性判断，以及何以从一种无涉价值的事实表述衍化为关及文明高下的歧视性偏见。尤为重要的是，它提示我们应避免使“中国无法”经由“外在化—客观化—主观化”的过程而成为当下中国社会集体无意识的自我认同。
　　——顾培东（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四川大学985平台首席科学家）

　　迄今为止，西方人研究中国的模式大体可概括为三种：以东方说中国、在西方论中国、由世界知中国。络德睦的《法律东方主义》当归第三种，是以世界主义文化胸怀研究中国法律的一部著作，较之此前诸多西方学者的叙事立论而言，令人耳目一新，颇领新锐。在他这里，地方性知识与世界性知识的关系得到了不囿于西方思维定式，具有全球视野和世界主义思考的阐发。
　　——米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首席顾问）

　　2013年底我在法兰克福访学阅读原著时，即被其有关美国驻华法院的论述所吸引。相信作者在现代性语境之下对于近代以来中国法的开创性研究，及对于“法律东方主义”的极具包容性和涵括性的阐析，必将会因中译本的出版而受到更广泛的关注。
　　——李秀清（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法律学院院长）

　　本书将深刻反思和批判西方中心论的“东方主义”理论拓展运用到法律领域，辅之以中西法律史比较和中美近代法律接触等实证研究，从知识建构、比较法和近代史等诸多视角，省察当代的法律普适主义和特殊主义等重大问题，体现了深刻的理论洞见和现实关怀，并展现了中国与西方就“法律”问题进行实质性“对话”的可能性。
　　——王志强（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通过详尽的理论阐释，本书试图论证：在美国手把手的教导下，中国逐渐形成了现代主权观念；由于这种主权观的产生机制是回应治外法权所带来的屈辱，所以它变得十分顽固和强韧，不仅促使中国最终废除了各西方国家在中国的司法权，还进一步排斥二战后国际法框架下中国主权所受到的限制；美国“帝国主义”的示范，使走上现代化道路的中国具有了“帝国主义”的气质，这是美国人始料未及的后果。虽然这些观点都有待商榷，但本书无疑有助于我们确立法律文化的主体意识，反思透过西方人视角来看待本国法律的“再东方化”立场，以平等且自主的心态来发展中国法学，并加入“去殖民化”后的全球法律对话。
　　——郑戈（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

　　和萨义德的经典著作《东方主义》一样，《法律东方主义》的真正研究对象并不是东方，而是西方眼中的东方，以及西方精英们的自我认知。该书为我们揭示了法律与法治在西方文明自我认知中的核心地位。恰恰因为它们如此重要，所以西方的政法精英们对其他法律体系必然充满偏见与刻意的误读，以维持自己的主观独特性。当下的“全球化”语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这些问题，但在普适性理论的光芒之下，东方主义的暗流依然左右着西方法律界的根本思维方式，和十八九世纪并无本质区别。这是比较法领域的重量级理论著作，不容错过。
　　——张泰苏（耶鲁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法律东方主义》一书，并非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在西方中国法研究领域中的一次简单套用，而是巧妙地结合了后殖民理论、话语分析和全球史视角深刻地揭示，法律东方主义的幽灵在欧美世界乃至全球范围的传播，不仅在法律观念层面建构了西方与东方之间的主客体关系，而且还被转变为法律制度而成为物质性实践，甚至还催生出一种受没有殖民者的殖民主义之支配的“自我东方化”。就此而言，该书之于中国法研究的重要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将类似于柯文当年那本《在中国发现历史》之于中国史研究的意义。
　　——尤陈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对于在非西方世界崛起的背景下尝试重构中国史和世界史叙事的学者来说，首先需要克服的还不是欧美经典的东方主义叙事，而是被我们自身的“现代化史观”内化的东方主义叙事。本书对于“法律东方主义”的论述有助于我们思考中国法治的主体性所在。
　　——章永乐（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大法治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这部具有突破性的著作将中西之间法律关系的研究置于一个崭新且深入的基础之上。它值得任何一位细心的比较法学者认真关注。
　　——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耶鲁大学斯特林法学与政治学讲座教授）

　　在成为一项定则之前，作为为包括非常规引渡、无限期拘押、域外监狱以及无人机攻击等其他做法设定先例的一种反常的管辖权，治外法权乃是一种例外。作为论述临时性概念替代、施为性效应以及大规模法律拟制的一部史学著作，苦心孤诣写就的《法律东方主义》一书，以幽默然不失冷静的笔触，阐释了中国在现代性体制中所处的暧昧不明的位置。
　　——苏源熙（Haun Saussy）（芝加哥大学比较文学系校级教授）

　　这是一部关于法律东方主义的富有挑战性的著作，络德睦对这一议题的概念化与探究极具创意且精致非凡。此书对诸多学术领域贡献甚巨。一方面，正是这种历史分析将十九与二十世纪末世界历史的重要面向加以呈现；另一方面，虑及它谈到了法学与社会科学研究对于法律在当代中国所处之地位以及该国法律改革的兴趣，此书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
　　——艾明茹（Mae Ngai）（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龙氏亚裔美国人研究讲座教授）

　　这是一本跨越时间、空间以及法域的书；络德睦在此书中完满展示了将细节描述与罕见的纵深探讨融为一体的学术观念。这无疑是一部精妙绝伦的著作。
　　——杜登教（Michael Dutton）（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政治学教授）

目录

中文版序言

第一章 引言：法律东方主义
法律东方主义的全球传播
独特卓异帝国与普世卓异帝国
法治、人治与东方专制主义
跨学科导向
法律东方主义地图

第二章 在历史中创制法律主体与非法律主体
如何（不）比较
创制法律的主体
构想美国的法律主体
构想中国的无法律非主体
在东方主义的世界中进行比较

第三章 讲述公司与家族的故事
公司拟制
家户的道德秩序
宗族—公司，宗谱拟制
实际运行中的公司法
不平等的合法化
解中心化美国公司法
两者择一还是两者皆是

第四章 广州并非波士顿
治外法权帝国
美国与中国：简短的法律史
中国与英国：贩卖鸦片的自由
中国和美国：“特殊的朋友”
广州并非波士顿：美国帝国主权的建构
东方专制主义的宪法化
美利坚帝国与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主义的兴起

第五章 中国辖区不是哥伦比亚特区
“我们联邦法院系统的最大辖区”
“美国”在中国辖区的法律建构
法律帝国：如何开化在华的美国人
公共租界会审公廨：一个浮动的中国法世界

第六章 结语：没有殖民者的殖民主义
后帝制时代中国主权的祛魅
当下美国法的域外帝国
中国人生活世界的法律化
寻找新主体
中国问题：不法性的理论化
使用法律理论做武器
当下美国的法律东方主义
法律东方主义抑或东方法律主义

注 释
致 谢
索 引
译后记
《雅理译丛》编后记

精彩书摘

　　第四章 广州并非波士顿
　　为了规范我们同本大洲各个印第安人部落间的关系，我们有着独立且不同的国际法；我们与头发呈羊毛状的非洲土著之间是另一套国际法；与北非诸国和奥斯曼帝国苏丹之间又有一套；与众海岛的居民之间又是一套国际法……最后，与中华大地、天朝、满族—鞑靼专制王朝之间又是一套不同的国际法。
　　——约翰·昆西·亚当斯：《关于对华战争的讲演》
　　基督教世界内外的情形何其不同！在亚洲与非洲的多数地区，要么由于当地居民残暴的野蛮行为，要么由于他们狂热的偏执，要么由于他们政府头脑偏狭的政策，基督徒受到彻底排斥。基督教国家的公使们无法进入这些国家的法院，除非借助于武力，由炮舰和军队开道。在他们与我们之间，并不存在观念的共同体，也不存在共同的国际法……
　　——凯莱布·顾盛：《司法部长意见书》
　　1776年，当初生的美利坚合众国在对抗大英帝国中冉冉升起之时，其《独立宣言》的首句似乎设想世界各国皆是“独立与平等的”，要求大英帝国也要承认美国同样拥有此种大体平等的地位。虽然《独立宣言》凭借其非常简洁的语言，以及出于义愤而对“自然法则”与“人类公意的体面尊重”的援引令人鼓舞，但最终对世界抱持的一种截然不同的法律观念，却逐渐建构了这个国家与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非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较之于《独立宣言》的表述，这种观念更接近于上述引用的约翰·昆西·亚当斯作出的毫无愧意的断言。
　　那么，这是为何以及如何发生的？这是一个重大且复杂的历史问题，不可能存在单一的答案，然而，法律东方主义肯定是任何综合性解释的组成部分。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关注欧美学术将中国法视作本质上具有独特性的表述，以对应于具有普世性质的“真正的”法律。在本书的余下部分，我们将会看到，此等法律认识论是如何逐步证明这些法律制度之确立所具有的正当性的：它们意在以文明化与现代化东方的名义重新书写东方。伴随比较法学家将中国法的特征描述为是独特的，这种观点遂成为一系列将其从法律现代性的普世秩序中排除出去的依据。然而，自相矛盾的是，这些被设计用来排斥中国的法律制度，却逐渐包含了它们原本意在解决的普世与独特之间存在的真正矛盾；它们没有捍卫“法律”与“东方”之间的想象边界，反而成了矛盾本身。
　　总之，本书的前半部分考察了作为一种人格（personhood）意识形态的法律东方主义，聚焦于在一种理想化的现代法律主体——成为个人与公司的主体性模本的个体——生产过程中作为一种重要元素的比较法研究。本书的后半部分则扩充了这种视角，从创制自我（self-making）转向了创制世界（world-making），分析了比较法学研究的东方主义前提是如何被吸纳到国际法（这一在认同与解认同国家过程中采用的主要话语资源）之中的。从结构上说，第二章与第三章首先是对法律与非法律主体创制过程的一般性描述，进而是对法律东方主义在比较法研究的具体领域——中国公司法——中具体运用的更为细致的历史考察。同样，本书的第二部分，粗略概括了在中国、美国以及欧洲诸国之间发生的关涉全球地位转变的更为宏大的历史。在第五章，关注的焦点则转向对处在不断改变的全球均势中某些重点制度的详尽考察：美国驻华法院以及作为其姊妹法院之一的会审公廨的运作。
　　在某种意义上，迄今为止，我们关注的都是关于中国法的一套多半学术化的欧美叙事，然而现在我们开始转向考察这些叙事是如何对欧美法适用范围的全球地图进行塑造以及重新塑造的：采用罗伯特·科弗的表达就是，它们事实上是如何成为“管辖权传说”的。虽然管辖权的概念听起来可能晦涩难懂，但最终，任何一个声言具有管辖权的主张皆需要一种叙事对其加以证成。本章详尽描述了一种关于国际法的东方主义叙事，这种叙事曾被逐渐用来证成美国应当在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地方享有广泛的治外法权。
　　换句话说，第四章与第五章说明了法律学者们的猜想是如何成为具有重大政治与法律意义的国际公认的法律“事实”的。新兴的现代国际法专业，成为将由学术化的比较法学科生产出的知识转变成政治制度的一种主要工具。正如前一章提到的那样，欧洲国家并不将东亚的外交制度视作一种真正的国际法律秩序。在鸦片战争（公元1839-1842年）结束时，中国形式上已被吸纳到欧美国际法的体制内，身陷于一系列所谓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之中，这些条约实际上将其建构为由欧洲种族日趋为殖民地所界定的世界的二等主权国家。令人惊奇的是，大多数的美国观察者最初在鸦片战争中站在中国人一边，因为他们意在抵抗大英帝国的过度扩张。然而，到了这个世纪末期，通过在1898年继承西班牙的殖民地，美国自身早已成为一个正式帝国的实践者。本章将缔结于1844年的《望厦条约》视作美国与中国以及更为广泛的亚洲之间关系的宪法时刻（constitutive moment），它为半个多世纪之后的帝国转向奠定了基础。
　　让我首先简要说明故事的大体始末。为美国在东方的治外法权奠定基础的这项卓越条约的缔结者，乃是凯莱布·顾盛（Caleb Cushing）：首任驻华公使、前国会议员、事后的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大法官、美国司法部长以及美国首席大法官候选人（最终未获任命）。紧随着英国在鸦片战争中的胜利，顾盛受总统约翰·泰勒（John Tyler）委派来华，名义上是为了关注中国皇帝的健康并转达总统希望其长寿的祝愿。凭借自身携带的小型舰队以及美国海军在太平洋的存在，顾盛说服清帝国与美国签署了一项和平、友好和通商的条约。这项不起眼的赋权条约于1844年7月3日在澳门望厦村签署。根据条约规定，中国应当允许美国人在广州以及其他以往不对欧美商人开放的4个港口城市自由贸易。此外，美国公民在中国获得享有治外法权的特权。由此造就的结果是，从1844年直到1943年，在几乎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在华美国人于形式上只需要遵从美国的法律。换言之，当美国人进入中国时，美国法伴随其一同进入，事实上如影随形。值得注意的是，除规定了美国法在中国的治外适用外，它大体上亦为美国与亚洲诸国的政治关系创制了一个框架。这个框架事实上构成了美国式东方的一个具体化的法律版本，美国人将由此不会受到东方法律的压迫，而仅仅适用他们本国的法律。
　　这种缺乏法律的东方主义投射在全球的传播，其重大影响并不限于国际法，更不限于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与作为国家的中国在政治上被排除出国际社会（Family of Nations）一样，伴随着反华移民法在世界范围内的确立，作为个体的中国人之身影也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排除于其领土空间之外。无论是针对作为国家的中国的政治排除，还是针对作为个人的中国人的人身排除，理由皆在于法律东方主义的认识论。作为国际法的主体，中国未能满足一个拥有充分主权的民族—国家所具备的规范性理念（normative ideal），正如中国民众缺乏支撑个人主权（sovereign individual）所应具备的个人主体性的规范性理念那般。
　　然而，正如我们将会在本章结尾部分看到的那样，法律东方主义的后果远不止如此，在美国，《排华法案》的颁行对于19世纪晚期美国宪法的发展产生了直接与深远的破坏性影响。美国最高法院支持这一法案，乃是基于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基础：就移民问题而言，美国政府拥有一项不需要宪法审查的绝对权力。
　　从全球视角来看，本章讲述的是一个乏人知晓的美国在亚太地区建立治外法权帝国的故事。研究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中国诸多形式的半殖民主义的文献，相当丰富。然而，正如第一章指出的那样，大多数致力于在华殖民主义研究之人关注英国人而非美国人的行为。在美国研究中，有关美国帝国主义的研究主要涉及美国在北美洲、加勒比海地区以及太平洋（主要是夏威夷和菲律宾）的领土扩张。而无论在中国研究还是在美国研究中，仍没有关注到的乃是承认美国在东方的治外法权帝国——美国法律帝国主义的一种主要形式——的程度与性质。
　　两点说明须在此交待。首先，本章的核心在于关注19世纪不断改变的主权观念。为了在具体语境中检视这些观念，对于美国、中国以及英国之间悠久的政治与经济交往史，我只是择取其中一段进行研究。之所以必然作出如此选择，是因为这些解释性的概要只是为了说明与核心主题相关的方面。其次，虽然前一章主要聚焦于中国，然此处所述的中美之间法律碰撞的故事却主要从美国的视角来谈。由此，在本章中，中国往往表现为几乎只是欧美法律与外交行为的一个惰性对象。当然，不用说，这只是法律东方主义话语结构的效果使然，而中国的实际情形却并非如此。
　　治外法权帝国
　　根据普遍接受的认知，除了香港和澳门这两个分别被英国和葡萄牙殖民过的较小地点外，中国从未被殖民过，而美国甚至都没有在中华帝国建立过自己的小香港。诚然，在1856至1857年间，美国驻华专员曾经试图抛售由美国占领台湾的想法，声称在国际法下“不应允许台湾存在于这样一个民族的手中”，这个民族连岛上的“食人族”都控制不了。这位专员甚至请美国国务院注意到哪些美国人会愿意协助美国“殖民”台湾，但国务院还是拒绝了该计划。半个世纪后，在试图说服自己的国务卿并希望攫取中国“一片”土地（仿佛中央王国是一块披萨那般）的时候，麦金利（McKinley）总统同样也失败了。虽然美国最终拒绝了在中国实行领土帝国主义的念头，但在其他地方却逐渐支持了这种观念，赢得美西战争的胜利使其获得了西班牙帝国在新大陆（New World）和亚洲的领地。
　　尽管如此，显而易见，直到1901年美国政府才最终彻底放弃在中国占有土地的想法。当最高法院于1901年对在美西战争中所掠夺领土的宪法地位进行裁决时，美国政府的确有请求最高法院考虑：“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是，本政府是否有权获得埃及和奥斯曼帝国、非洲中部的一部分、南极圈内的某个地方或是中华帝国的一部分。”事实上，由战争开启的通往领土殖民主义的道路的确引发了一场宪法危机，因为美国最高法院被请求决定这个国家是否,以及基于何种理由能够吞并菲律宾、波多黎各以及关岛。最终，通过一系列复杂且相互矛盾的判决的方式——众所周知的岛屿释宪案（Insular Cases）——确立了这些岛屿的法律地位问题。相比之下，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在东方建立一个广泛的治外法权帝国，甚至根本没有触动宪法分毫。
　　对于现代民族—国家来说，专属的地域管辖权是其主权的决定性特征之一。通常，我们相信，决定一个人被适用何种法律的，应当是此人身在何处。然而，享有治外法权的主张——一个国家主张超越其领土边界来适用法律，却违反了这一基本原则。将排他性的领土作为一种绝对管辖权原则既非可取亦非可行，认识到这一点是重要的。这种做法的逻辑结果是，它将会使得各个国家处于密封的盒子中，彼此之间不能互动或沟通。外交豁免或许是对于这一事实——允许外交使节即使身处外国领土也仍适用他们本国的法律——最明显的承认，然而就严格的主权性而言仍旧存在诸多更为常态的例外。正如第五章将详尽描述的那样，美国治外法权在其他国家与在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在中国，治外法权绝对惊人的适用范围，以及建立在文明优越性基础之上对其加以证成的意识形态理由。
　　19世纪末的国际法学家甚至将此种极端的治外法权主张，描述为只是一种西方人情绪上的“习惯”，他们希望“将带有一点祖国味的法律权利与法律保护随身带入”异国的土地。但更直率且更准确地说，得益于与中国签署的条约，美国突然获得了“在华的主权属性”。那么，这个相对于不久前在被解放的世界中充当反殖民主义首要强国的美国，又是如何将其在中国享有的治外法权与首席大法官马歇尔于1812年所做的响亮的表述——“一国在其领土范围内的管辖权必然是独有且绝对的……每一主权国家皆有如此属性，并且皆不能授予域外权力”——协调一致的呢？正如我提到的那样，美国在华享有近百年之久的治外法权这段近乎被遗忘的历史，不仅是关于中国和美国的一个故事，而且也是一个国际法的故事（或者，正如约翰·亚当斯可能会说的那般，关于几个国际法的故事，每一个分别适用于世界的不同区域）。美国在华治外法权的历史，不仅将中国建构成为国际法全球秩序下的一个国家，而且同时又拒绝其完全进入国际社会（中国明显是被引导进入国际社会的）。
　　探究美国在华治外法权的起源，必须同时考虑其旨在服务的自由贸易运作原理。在关于“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经典文章中，对于英国在19世纪的扩张，两位作者约翰·加拉格（John Gallagher）和罗纳德·罗宾逊（Ronald Robinson）反对将正式的帝国和非正式的帝国进行死板的定性区分。正如他们所言，纯粹依据正式的帝国来研究帝国主义，“就像仅仅根据冰山浮于海面上的一角来判定冰山的体积和特征”。具体来说，他们注意到，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或许英国扩张最常见的政治技巧，就是与实力较弱的国家缔结或向其强加贸易和友好条约”。本章认为，《望厦条约》为美国在亚洲的这种帝国主义实践奠定了基础。在亚洲，美国采用并完善了这一实践，甚至超越了英国以往的做法——直至它成为经过了更新换代的美式版本。该版本转而成为英国人自己及其他在亚洲具有帝国主义抱负的欧洲国家的范本。虽然我们的确倾向于“只有将其界定为‘非正式的’、‘偶然发生的’、‘不自愿的’或者不同于欧洲模式的其他类别时，才会承认美国帝国主义的存在”，但下文我将通过对《望厦条约》的分析，证明英美两国的帝国主义实践之间存在一种根本的连续性。
　　无论其与英帝国主义之间可能存在何种关联，非正式的美利坚帝国观念自然并非一种崭新的提法。尽管如此，正如第一章提出的那样，用以分析美国海外权力的词汇大部分同军事和经济有关，诸如“炮舰外交”、“金元外交”之类普遍使用的术语便是明证。若将法律东方主义作为一种话语进行分析，我们可将法律自身看作美国海外帝国主义中的一项重要的资本。美国很少纯粹借助绝对的经济与军事实力来运用权力。从一开始，并与有关这个国家诞生的独特法律神话同步，此等权力就通过法律语言的中介，作为一种权利问题而被运用。虽然美国的独立似乎建基于这种观点之上——不仅所有人生来皆平等，并且所有国家之间亦是如此，但到了19世纪中期，主权平等的这一自由主义规范的早期提法，已然为在太平洋上确立美国帝国主权的观念所取代。在中国，凯莱布·顾盛从本质上重述了美国早期外交史，取而代之的是一项虚构出来的、由美国在东方国家行使治外法权的传统。而这种治外法权帝国转而保护了美国在亚洲的商业利益；同时，真实发生的抑或宣称发生的对治外特权的侵犯，为美国偶尔动用军事力量保护其在国际法之下新获得的权利提供了正当理由。
　　为了理解早期美国外交的这种不稳定的意识形态基础——从一种广泛（虽然并非普遍）认同的国家主权平等的推定，演变为一种渐趋迫切的、希望美国公民在“未开化”民族中获得域外特权的期待——在分析后革命时代的美国如何重塑其与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法律关系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广泛地考察美国在（西方）国际法全球扩张中的历史地位。
　　需要强调的是，我绝非在做如此暗示：在历史上，治外法权一直都是（非正式或其他形式的）美帝国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美国宪法的一条公理（由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在标志性的“约翰逊诉麦金托什案”判决中作出）认为：美国对赖以建基于其上的土地所享有的权利，根本上源自欧洲对美国人的“发现”，而这是否定美洲固有土著居民法律主体性的一种明显带有殖民色彩的观念。十三个新独立殖民地的最初联合绝非帝国主义的终结，而只是帝国主义演变的新篇章。这个联盟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进一步扩张，乃是世界历史等比关系的一次土地掠夺，它们主张这个大洲的一半应当作为海外定居者的新家园。然而，这丝毫不被视作帝国主义，而只是这个年轻国家明显的、预设的天命。从这个视角看，直到1898年的美西战争，美国才充分展现出领土殖民主义的样态。
　　本章强调的是，甚至这种朝向欧洲模式的领土殖民主义也并非一种突然的反转（正如许多人理解的那样），而是在此之前便已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治外法权帝国主义阶段，从而在帝国的正式实践与非正式实践之间提供了一种连续性，正如它们在此之后渐次呈现的那般。此外，虽然正式的帝国在20世纪遭受了意识形态上的重大毁损，但美国当下对于治外法权的主张以及在海外推行的法律改革项目，却构成了可以追溯到19世纪这一更长历史的一部分。例如，在并不极力淡化美国于菲律宾实施的领土帝国主义残暴性的前提下，认识到与之紧密交叠在一起的具有更长传统的法律帝国主义的根源与持久生命力，是极其重要的。同时，本章关注美国在亚洲的治外法权帝国绝非意味着美国是法律帝国主义在亚洲的唯一实践者（虽然它是最主要的一个）。例如，在东方的治外法权乃是被公认的英国帝国主义历史的组成部分。相较而言，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治外法权帝国尚未获得应当给予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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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好的，这是一本关于美国历史与社会变迁的深度研究著作的简介。 --- 书名： 熔炉与裂痕：二十世纪美国社会与政治的百年回响 作者： [虚构作者名，例如：艾伦·布鲁克斯] 出版社： [虚构出版社名，例如：哈德逊大学出版社] 简介： 《熔炉与裂痕：二十世纪美国社会与政治的百年回响》是一部雄心勃勃的学术力作，它以批判性的眼光，系统地梳理了二十世纪美国社会结构、政治意识形态以及文化叙事所经历的深刻转型。本书拒绝将美国历史视为一条线性的进步之路，而是将其描绘为一个充满矛盾、张力与持续协商的动态过程。作者深入剖析了“美国梦”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冷战的意识形态桎梏以及民权运动的社会重塑中如何被不断地重新定义、被挑战，有时甚至被彻底颠覆。 全书分为四个主要部分，逻辑清晰地勾勒出二十世纪美国经验的核心脉络。 第一部分：进步主义的遗产与大萧条的冲击（1900-1939） 本部分着重探讨了二十世纪初“进步主义时代”的复杂性。作者细致考察了这一时期对工业化弊病的系统性回应，分析了社会改革家、技术官僚与劳工运动之间的权力博弈。重点内容包括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巩固过程（尤其是在法律和城市规划层面），以及性别角色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微妙变化。 随后，本书对“大萧条”的社会心理影响进行了深入的挖掘。这不仅仅是经济史的叙述，更关注危机如何重塑了美国人对政府角色的基本认知。罗斯福“新政”被置于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它既是国家干预的里程碑，也是对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信条的根本性修正。作者特别关注了新政在不同地域、不同族群中产生的不均衡效应，例如，南方佃农与北方城市移民所体验到的“救助”的巨大差异。 第二部分：战争、霸权与国内的冷战（1940-1968） 这一部分聚焦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如何成为重塑美国全球地位和内部秩序的催化剂。作者不仅讨论了美国作为“民主灯塔”的崛起，更批判性地审视了这种霸权叙事下所隐藏的国内结构性不平等。对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兴起及其对学术研究和政治决策的渗透进行了细致的考察，揭示了国家安全逻辑如何成为限制国内异议的主要工具。 冷战意识形态的全面渗透是本部分的另一个核心议题。本书认为，反共主义不仅是一种外交政策，更是一种深刻影响美国文化和公民生活的内部审查机制。从麦卡锡主义的狂热到对异见分子的社会排斥，作者描绘了美国社会内部如何构建“忠诚”的界限。同时，本书对“郊区化”的社会学意义进行了深入分析，考察了战后住房政策（如《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的局限性）如何无意中强化了种族隔离，塑造了我们今天所见的城市地理结构。 第三部分：激进主义的爆发与保守主义的回潮（1968-1980） 本部分是全书最具冲突性的篇章。作者不再将民权运动、反战运动视为孤立的抗议浪潮，而是将其置于一个更宏大的文化断裂背景下进行考察。对黑人民权运动的激进化过程、妇女解放运动对传统家庭结构的挑战，以及“垮掉的一代”对主流价值观的彻底颠覆，都被视为对战后共识的系统性冲击。 然而，本书同样细致地分析了“沉默的大多数”如何组织起来，推动了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回归。本书探讨了尼克松时代的“南方战略”如何有效地重塑了政党版图，以及文化战争的萌芽——环境主义、个人自由（如堕胎权）与传统道德观的冲突如何开始定义随后的政治议程。 第四部分：全球化、新自由主义与身份政治的复杂交织（1980-2000） 在最后一部分，作者转向了里根时代开启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转向。本书分析了去监管化、工会力量的衰退以及财富分配日益极端的趋势，如何为21世纪的经济困境埋下了伏笔。 更重要的是，本部分深入探讨了身份政治的复杂演变。作者认为，随着传统阶级叙事的衰弱，基于种族、性别和性取向的政治动员变得日益突出。本书对“文化战争”的深化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考察了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论理想与其实践中遭遇的巨大阻力。通过对媒体环境和信息传播方式变化的考察，本书勾勒出美国社会如何在迈入新千年之际，从一个试图实现“大熔炉”的统一愿景，转向一个在多元身份认同中不断寻求平衡与冲突的新型社会形态。 学术价值与研究方法： 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其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作者融合了政治史、社会学、文化研究以及法社会学的视角，大量运用了口述历史、法律判例分析、政策文件解读以及大众文化批评的多元史料。它不仅是对二十世纪美国事件的编年史，更是一部关于美国“自我认知”如何在其内部张力中不断被重塑的深刻反思之作。本书对读者理解当代美国社会面临的结构性挑战，提供了坚实的、去意识形态化的历史框架。它引导读者超越简单的“进步/保守”二元对立，去认识到美国历史的真正动力，恰恰源于其内部的复杂、矛盾和永不停歇的权力角力。

评分☆☆☆☆☆

这本书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原本以为会是一本枯燥的学术著作，但读起来却引人入胜，甚至有些地方让我拍案叫绝。作者对于“东方主义”这个概念的运用，我之前接触的仅限于西方如何看待东方，但这本书却将目光投向了中国，探讨中国如何“东方化”美国，又如何在现代法这个西方舶来的概念下，构建出自身的独特性。这种视角转换本身就极具颠覆性。我尤其对书中关于法律条文背后所蕴含的文化逻辑和历史沉积的分析印象深刻。作者并非简单地罗列法律条文，而是深入挖掘这些条文是如何在特定的社会土壤中生长，又如何与中国的传统观念、社会结构产生互动。这让我意识到，法律并非是纯粹的技术操作，而是承载着一个民族的记忆、价值观和权力关系的复杂载体。书中对中美两国法律体系的比较，也并非简单的优劣之分，而是呈现出一种动态的、相互影响的关系。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听着古老的智慧与现代的思潮碰撞，思考着不同文明如何在现代性的大潮中寻找自己的位置。这本书的语言风格也十分精炼，虽然涉及的理论和概念不少，但作者的阐述却清晰易懂，让我能够跟随作者的思路，一步步走进他构建的理论世界。对于任何对法律、文化、历史以及中美关系感兴趣的读者来说，这本书都绝对是一次不容错过的思想盛宴。它不仅拓展了我对“东方主义”的认知边界，更让我对中国自身在现代法律体系中的角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评分☆☆☆☆☆

作为一名法律从业者，我一直对中西方法律体系的差异与联系充满好奇。然而，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我从未设想过的切入点。它没有直接对比条文的异同，也没有简单地分析制度的优劣，而是将目光聚焦于“法律”这个概念本身在中国语境下的形成与演变，以及这种演变如何与西方，尤其是美国，产生微妙而深刻的互动。作者巧妙地运用“东方主义”这一概念，但又将其进行了极具创新性的拓展，不再仅仅局限于西方如何“他者化”东方，而是深入探讨了东方（中国）如何通过自身的实践，反过来塑造甚至“东方化”西方（美国）的法律观念与实践。书中对晚清以来中国法律现代化进程的梳理，让我看到了国家转型时期法律所承担的巨大压力与使命。同时，作者对中美两国在条约、法律援助、知识产权等领域的长期博弈的剖析，也让我看到了现代国家间法律互动背后所隐藏的权力、利益与文化冲突。这本书的分析逻辑严谨，论据翔实，尤其是在对历史文献和法律文本的解读上，展现了作者深厚的功力。它让我深刻地认识到，法律并非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与国家、民族、文化、历史紧密相连的有机体。对于任何希望理解中国现代法发展脉络，以及中美法律关系复杂性的读者来说，这本书都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源。它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让我得以重新审视我们熟悉的法律概念。

评分☆☆☆☆☆

这本书的写作风格独树一帜，既有学者的严谨审慎，又不乏文学的感染力。作者以一种“漫游”式的笔调，带领读者穿越历史的迷雾，探寻中国现代法在西方“东方主义”审视下的自我构建，以及这种构建如何反过来对西方，特别是美国，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我被书中对那些被忽视的细节的关注所吸引，例如，在某个历史时期，中国官员如何理解并“翻译”西方法律概念，又如何在本土实践中对其进行改造。这些细节并非孤立的事件，而是折射出中国在面对西方现代性冲击时，所经历的文化张力与创造性适应。书中关于“中国式法治”的讨论，更是引发了我强烈的共鸣。它并非是对西方自由主义法治的简单复制，而是试图在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基础上，探索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法律发展道路。这种探索过程中的纠结、矛盾与创新，都被作者以一种极为客观而又不失洞察力的笔触展现出来。我尤其欣赏作者对中美两国法律文化差异的深刻理解，他没有简单地将两者对立起来，而是揭示了两者之间存在的复杂互动与相互借鉴。阅读这本书，我感觉自己仿佛参与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从中我不仅加深了对中国现代法发展历程的理解，更看到了不同文明在碰撞与融合中，如何寻求自身的独特性与合法性。

评分☆☆☆☆☆

初读这本书名，可能会觉得它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但实际阅读下来，我发现它更像是一扇打开新视角的窗户。作者以一种极为独特的方式，将“东方主义”这个概念从西方对东方的单向凝视，拓展到了中国对美国、对现代法的一种“反向”审视和建构。我之前从未从这个角度思考过中美法律关系的形成，总是习惯性地认为现代法是西方“舶来品”，而中国只是被动接受者。然而，这本书颠覆了我的这种认知。它揭示了在中国漫长的法律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并非仅仅是复制，而是在吸收、改造、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以自身的方式“重塑”了现代法。作者通过对历史文献、法律条文以及社会实践的细致分析，展现了中国在构建自身现代法体系时，所面临的文化挑战、制度困境以及独特的创新路径。书中对中美两国在法律领域的相互影响，尤其是中国如何通过其独特的实践，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美国对法律的理解，这一点更是让我耳目一新。我感觉作者像一位敏锐的观察者，捕捉到了那些隐藏在表面之下的文化暗流和权力博弈。阅读这本书，我不仅对中国现代法的形成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更对不同文明之间如何在全球化时代进行法律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有了全新的理解。它让我意识到，所谓的“现代法”，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文化张力和历史变迁的动态概念。

评分☆☆☆☆☆

这本书带给我的震撼，远不止于书名所暗示的学术探讨。它更像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徐徐展开，将中国与美国在现代法领域的角力与融合，以及其背后深层的文化博弈，描绘得淋漓尽致。作者的笔触细腻而深刻，他没有回避中国在引入和改造西方现代法过程中所经历的阵痛与挣扎，也没有忽略美国在华推广法律理念时所扮演的角色。然而，这本书的真正价值在于，它揭示了一种“反向东方化”的可能，即中国并非是被动接受者，而是在吸纳、改造、甚至重塑西方现代法的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中国式”法律语境。这种语境既有对西方现代法的借鉴，又深深根植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土壤，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着美国对法律的理解和实践。我特别喜欢书中对那些看似不起眼但却至关重要的细节的捕捉，比如某个法律词汇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语义变迁，或者某个看似微小的制度设计所折射出的权力结构。这些细节的勾勒，使得整本书充满了生命力，让我感觉不是在阅读一本学术著作，而是在倾听历史的回响，感受文明的脉搏。阅读过程中，我多次停下来思考，我们今天所见的法律，究竟是纯粹的理性产物，还是深深打上了文化烙印的社会建构？这本书无疑为我提供了丰富的思考素材，让我对“现代法”这个概念有了更立体、更复杂的认知。

评分☆☆☆☆☆

这本书是政治学与军事学的经典之作，其内容值得细细研究。

评分☆☆☆☆☆

外国的月亮并不都是圆的，有人的地方都一样，没有谁比谁更好，不是你的在哪儿都一样。

评分☆☆☆☆☆

“以往的论辩预设了政府是自由的天敌的观点……这一观点极富洞见，但只说出了一半的真相。政府确实可能是压制者，但它也可能是自由的源泉。通过考察如今出现在报刊上的各种各样有关言论自由的论战，包括仇恨言论、淫秽作品、竞选捐款、对艺术的公共资助，以及获取大众传媒便利条件的努力，我将试图解释为什么有关国家的传统假设具有误导性，以及政府如何可能成为自由的朋友而非敌人。”

评分☆☆☆☆☆

中国是不是在历史上是一个法制国家？这本书提出了不同以往的看法。

评分☆☆☆☆☆

一个奇特但几乎被遗忘的故事：在整个十九世纪，欧洲人对中国法所持的一套驳杂的偏见如何发展为一种美国的意识形态与帝国实践，从而使得美国法在缺乏法律的截然不同的东方实施治外法权成为必要

评分☆☆☆☆☆

包装完整，物流神速（上午下单，下午就到了），非常好?。

评分☆☆☆☆☆

在一个阶级固化的社会里，寒门为什么再难出贵子？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理解美国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是如何影响下一代人的生活机遇的，哈佛大学帕特南教授组织研究团队，以数年之功，追踪访问了生活在美国各地的107位年轻人，呈现出美国社会在过去大半个世纪以来的变迁图景，书写了一则关于“美国梦之衰落”的警世恒言。

评分☆☆☆☆☆

绝对正版图书，配送就是快快快快快快，满分好评

评分☆☆☆☆☆

我喜欢阅读非虚构类的文字。虚构类作品，夸张和想象的成分多，美则美矣，却少了些生活的“原汁原味”。非虚构类的文字，能够将生活的本来面目朴实而且艺术地展示在读者面前，更能唤醒读者心灵上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