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他者的汉学世界：美国的中国研究及其学术史探研 [Stepping into the World of the Other's Sinology] epub pdf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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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对海外中国学感兴趣的读者
如果说20世纪初的欧洲尤其法国是汉学的“罗马”，那么美国则是汉学的“荒村”；然而，到20世纪50、60年代美国汉学即成为汉学重镇，发展到今天更是成为世界汉学的引领者。要理解美国的汉学为什么能够由“荒村”发展为引领世界汉学的中心，就不能不客观全面分析包括华人学者在内的外来知识移民对美国汉学的影响和贡献，这应该成为探讨美国汉学发展史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

内容简介

《走进他者的汉学世界》一书，是青年学者吴原元十多年来研究海外汉学尤其是美国汉学的研究过果，书中对美国汉学家和他们的中国史学研究作了深度体察，研究了民国时期学人与美国汉学的学术合作，使中国学者对美国汉学的发展史有个更加深入的了解。对美国汉学的研究，将推动中国的史学研究向更为深入的方向发展。

作者简介

吴原元，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海外中国近现代史及美国汉学史研究。曾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民国史家与美国汉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子课题《中国史学在美国》、上海市教委“阳光计划”项目《美国学者视阈下的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等多项课题，著有《隔绝对峙时期的美国中国学，1949－1972》，在《史学集刊》、《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国际汉学》、《汉学研究》、《探索与争鸣》、《传统中国研究集刊》及《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华读书报》等学术报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目录

前言
上篇 美国学者的中国史学研究
第一章 美国对中国史学研究的演变历程
第二章 美国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认识变迁
第三章 二十四史在美国的译介及其影响
第四章 百年来美国学者的《史记》研究
第五章 美籍华裔学者的中国史学史研究

下篇 民国学人与美国汉学的发展
第六章 民国学人视野中的美国汉学
第七章 民国留美学生对美国汉学的贡献
第八章 民国史家与美国汉学家的学术合作
第九章 杨联陞英文书评的特点及其影响
第十章 邓嗣禹在美的学术活动及其影响
第十一章 旅美史家对美国汉学发展的影响
后记

精彩书摘

　　 《走进他者的汉学世界：美国的中国研究及其学术史探研》：
　　 四、全球化时代：尊重与借鉴
　　 如前所述，20世纪80年代后，“多元文化主义成为一种时代精神”。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之下，美国学者提出了更为现实的文明观，“任何文明都是历史的产物，有其内在和特定的价值体系，没有一种文明可以宣称比其他文明更为优越，也没有理由以主流文明自居，并歧视、否定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其理论核心是“承认文化的多元性，承认文化之间的平等和相互影响，打破西方文明在思维方式和话语方面的垄断地位”，强调“对于不同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尊重”，认为“无论是在美国内部还是在世界范围内，都需要建立一种更为现实的相互认可和尊重的文化和政治关系。”这种理念直接影响了美国学界对中国传统史学态度的转变。
　　 前述华兹生与倪豪士在英译《史记》时无论是在对原文文本的认知还是在语言和文化差异的具体处理上都存在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即是美国学者对中国传统史学态度转变的例证。华兹生在翻译《史记》时采用的是“归化”策略，即“译者通过严格使用现代英语用法、保持连续的句法、确定某种精确的含义来保证译文轻松、易懂”；通过这种流畅、通顺、透明的“归化”翻译，华译《史记》行文流畅、自然优美，具有现代英语散文特征，从而增加了译本对美国普通读者的吸引力。倪豪士等人在翻译《史记》时采用的是以再现异域文化为特色的“异化”翻译策略，它不再以流畅、自然、透明作为衡量译文质量的标准，译者有意识地打破了英语语言规则，努力再现中国文化和语言的异域风采，甚至在译文中添加了人名、地名等汉字，使用很多古语措辞。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来译介同一部外国作品决不是一个孤立的翻译行为，它要受当时文化氛围的影响并反映美国人对包括中国传统史学在内的中国文化的认知及态度。华译《史记》所采用的“归化”策略反映了在美国掌控文化输出主导权的时代环境下，美国想掠取中国的传统经典及其思想以为美国文化建构服务以及利用美国意识形态来阐释并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倪译《史记》所采用的“异化”翻译策略则反映在全球化与多元共生语境中，对中国文化异域特色的尊重与保留。
　　 美国学者对中国传统史学态度的转变，还体现在他们致力通过比较以探寻中国传统史学的独特性。1995年，哈佛大学教授史华慈在题为《中国文化之历史观：若干比较性思考》-文中，着重探讨的是中国史学的独特性问题。他通过比较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中关于“史”（history）的不同解释，认为中国史学最关注的是人的历史与非人的历史之间的关系；换言之，中国古代史学主要研究人与道的关系。他认为，“天或道的看法显示出中国人还是相信历史中存在着一些非个人的形式或力量，而且我认为像中国的势、时、自然这类的词汇，会令人联想到我们文化中那种有关自然发生、非个人的过程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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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自晚清、民初以来，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陈垣等即已开始对海外汉学投以巨大关注。笔者曾就晚清、民初以来学人介绍和研究海外汉学的著述进行过搜集整理，仅著作就有：王钟麟的《最近日本各帝大研究中国学术之概况》（金陵大学，1932年）、于式玉编的《日本期刊三十八种中东方学论篇目》（北平：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1933年）、燕京大学史学消息社编的《国外汉学论文提要分类目录》（北平：禹贡学会发行部，1937年）、于式玉与刘选民合编的《一百七十五种日本期刊中东方学论文篇目》（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1940年）、中法汉学研究所编的《18世纪、19世纪之法国汉学》（1943年）、莫东寅的《汉学发达史》（北平文化出版社，1949年）等；有关研究论文更多，较有代表性的有姚从吾的《欧洲学者对于匈奴的研究》（《国学季刊》第2卷第3号，1930年9月）、周一良的《日本内藤湖南先生在中国史学上之贡献》（《史学年报》第2卷第1期，1932年）、王光祈的《近五十年来德国之汉学》（《新中华》，1933年9月）、萧桑的《最近三百年来日本关于满蒙研究的史的检讨》（《历史科学》创刊号，1933年1月25日）、梁绳武的《外国汉学研究概观》（《国学丛刊》第1、 2期，1941年12月）、杨慕冯的《欧美人研究中国学术概要》（《大学》第2卷第10期，1943年10月）、唐敬杲的《近世纪来西洋人之中国学研究》（《东方文化》第1卷第2期，1944年）、方豪的《英国汉学的回顾与前瞻》（《中央日报》，1945年12月20日）、季羡林的《近十年来德国学者研究汉学的成绩》（《大公报图书周刊》，1947年5月28日）等；1949年前学人翻译的海外汉学论文更是蔚为可观，中国学者翻译海外学者研究中国的论文达800多篇。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国内虽仍就海外学者的中国研究开展研究，但其重要意图在于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当时出版的几乎所有译介海外中国研究著作，都有这样的说明。《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中译本序言”谈到，之所以要翻译这本著作，是因为该书资料“有不小的利用价值”，但更重要的理由，是因为它“一向被中外资产阶级学者奉为圭臬之作”。“不要忘记这些谬论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曾经严重地毒害了中国的思想界……在殖民主义理论的作品中，这部书是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因而也就是反对殖民主义者所应该注意阅读的东西”。丹涅特著《美国人在东亚》、莱特著《中国关税沿革史》、赖德烈著《早期中美关系史》、费正清著《美国与中国》、贾德著《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伯尔考维茨著《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的译者“前言”或“后记”，都郑重声明了类似的观点。
　　　 是时，所谓的“了解敌情”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介绍海外中国研究的另一意图。《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1、 2卷）和《外国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看法》近120万字，选译了从19世纪末叶以来，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仍有影响的英、美、法、德、日等国数十位资产阶级学者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中外关系、农民战争、边疆危机、中国革命、国共斗争等各方面有代表性的论述。在长达万言的“序言”中，选编者对近百年来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中国研究状况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对各种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政治批判。作者申明编译目的：“我们选译这些资料，即是为了了解敌情和提供反面教材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我们从这些资料里可以进一步认清学术思想领域内，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真面目，认识帝国主义通过文化侵略毒化中国人民的罪恶活动，借以激发我们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上主义的斗争，并且从斗争中清除资产阶级历史学在中国史学界的流毒和影响，壮大历史科学队伍，团结一切爱国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文化。”
　　　 当时选译海外汉学著作的标准有二，或代表了国外有关学术研究的一流水平，或史料丰富。例如，选译劳费尔的《中国伊朗编》，是基于它“是他一生著作中较重要的一种，也是欧美资产阶级东方学很有代表性的作品……为了研究的参考以及了解西方资产阶级东方学的水平及其观点方法上的问题，此书的翻译是必要的。”选译莱特的《中国关税沿革史》一书则是因为“它是根据海关档案，并且参考了英国外交部的档案写成的，收集了不少原始资料；书内前半部关于早期关税问题各章中所征引的文件，大部分是国内不容易找到的。作为一本资料书而论，它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为此将它译成中文，供研究中国近代关税问题的人们使用”。以具有代表性或史料价值作为选译标准的主要目的，在于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并为批判资产阶级学术理论和帝国主义提供反面教材或素材。《远东国际关系史》一书中译本的“出版说明”直言不讳地言道：“马士和宓亨利都是所谓‘中国问题专家。他们所写的许多关于中国的著作在西方资产阶级国家中有一定的影响。在西方国家中，至今还有一些人用他们的观点来看待中国和远东。……为了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进一步批判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理论’，并提供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侵略我国、朝鲜等国的史实，我们特将其翻译出版，供外事部门、国际关系研究单位和史学界批判参考。”
　　　 不容否认的是，在当时的学术环境和条件之下，其选译之精当、译介之严谨不能不令人叹服。以江载华译法国学者加恩的《早期中俄关系史》一书为例。由于该书中有不少地方讲到17至18世纪的中亚细亚和西伯利亚及蒙古等地的民族以及中俄两国的许多官职名称、地名及人名等，为此译者不仅查阅了清代出版的一本比较完备和系统研究中俄早期关系以及清代政府与西北方各少数民族关系的《朔方备乘》一书，而且还查阅了清代学者温达的《亲征平定朔漠方略》、清代学者图理琛的《异域录》、民国学者陈复光的《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等书，以图能够尽量把当时的地名译成现在通行的地名，也能够把俄国历次派往中国的使臣和其他人员的名字按中国史书上的通行的译法翻译过来；为了把书中提及的许多天主教耶稣会神父的姓名和著作按通用译名翻译，译者查考了费赖之编的《早期在华耶稣会教士传略及其著作题解》一书的翻译。学者雷颐在评价这一时期海外中国近现代史译著时如是言道：“在当时百废俱兴的历史条件下，就数量而言，翻译出版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并不算多。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五十年代组织选译的绝大多数著作的确代表了国外有关学术研究的一流水平，选书之精当与译品质量之高至今仍令人钦佩，此皆说明选译者眼光的不凡、学识的深厚与态度的严肃认真。”
　　　 然而，问题在于，建国后一度在“左”的思想路线影响下，不能正确对待和借鉴海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把海外对中国的研究一概斥之为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这极大地限制了对海外中国研究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近30年时间，学界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仅限于有限的翻译海外中国研究著作。
改革开放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中国在昌盛自己学术的同时，也日益重视海外学者对中国研究的探讨。《国外近代史研究》的编者在创刊号中曾这样写道：“近年来，在中国近代史这个学术领域内，国外的研究工作发展较快”，“一些我们还未涉及的问题，国外也有了较深入的研究”，“国外还不时对我国近代史研究上的某些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进行商榷或争论。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及时了解。”这份编者的话还强调，所以这样做，目的是“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活跃学术空气，促进研究工作的发展”，所收文章主要看其是否有新观点、新资料，或新进展，“至于内容与观点正确与否，则不一定要求”。到今天，国内学者对海外中国学表现出日益浓厚的兴趣。国内学界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即开始有系统、成体系地翻译出版海外各国中国学研究著作，如江苏人民出版社从1988年开始推出由刘东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同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也推出由王元化主编的“海外汉学丛书”。不仅如此，国内学界还相继创办了《国际汉学》、《汉学研究》、《海外中国学评论》等有关海外中国学方面的专业刊物，并设立海外中国学研究方面的学位点，招收海外中国学研究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由此亦可见，对于海外中国学的探研，已然成为中国国内学术界的热门。
　　　 然而，当前中国学术界存在着一种趋向：似乎谈到中国的历史文化研究，唯有中国学者掌握最丰富的史料宝藏，最了解、最懂得中国历史文化，无论是东洋学者，还是西洋专家，皆是门外之谈，隔靴搔痒，难以深入，这类自我托大的学术爱国主义有抬头和弥漫的趋势。不可否认，西方汉学家中不乏形形色色之浅薄者，或缺乏基本的汉学根柢，或专门以曝中国弱点以为名高，或出以投机。另外，受母境文化及意识形态观念的影响，美国学者对中国的研究在很多方面不同于中国学人。无可否认，这种不同的理解有时是误解，甚至是曲解。尽管如此，这种不同的理解仍是加深我们对中国认识所需要的。因为长期浸淫于自身文化传统和现实环境之中，我们在认识自身文化传统和国家往往受限于惯性思维而难以提出新的识见。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借助他者的眼光，有时能帮助我们回顾历史、认识当下，让我们更为清晰地了解自身所曾经历的历史和所处国家的现状。在美国学者眼中，中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他者，充满异域风情又令人费解，有时甚至令人不快，而在我们这些中国人的眼中，美国学者同样构成了一种不折不扣的“他者”。他者的眼光不尽准确，有时是不切实际的赞美，有时是充满敌意的歪曲；然而，我们仍然能够从中照见我们自己，审视我们自己，提醒我们自己；同时，我们亦从中可窥探作为他者的美国学者在有关中国的想象、认知和解读方面所存在的差异和变化，它为我们提供了了解美国学术思想变化的潜望镜。美国学者基于从美国社会结构中所衍生出来的学术传统和问题旨趣不只是一个可供比较的重要的参照对象；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了解相异的观点与方法，对其进行深刻的分析、批判和借鉴，吸取对自身有益的营养，这将刺激我们的学术自省意识，进一步推动中国研究的学术事业。故此，无论是基于更为全面的认识自我还是推进中国研究，我们都有必要更进一步加强对海外学者的中国研究的探研。
　　　 当然，海外汉学发展到今天，其所关注的领域已由以前的中国历史、哲学、宗教、艺术、文学等扩展到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法律、国际关系等几乎所有方面。由此，海外中国研究实际上已成为一个多学科汇集的领域。正如朱政惠先生所言：“海外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实际是一个庞大的研究话题，涉及的学科很多，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法学、哲学、历史学、文学、地理学、国际关系学等，什么都有。所以任何一个学科都无法完成对它的全面研究。要真正开展研究，只能“化整为零”、“各个击破”，各个学科按照自己的学科规范和深入对它的探讨。”故此，要深入探研今天的海外汉学，必须各个学科都从各自的领域对其展开研究，如此方能真正对海外汉学进行客观理性的评介，而不是盲目的吹捧或是简单的蔑视和否定。
正是基于此，笔者自2004年师从朱政惠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以来，一直致力于从史学史的视角对美国学者的中国史学研究进行探研。在这十年间，笔者围绕美国学者的中国史学研究，就美国学者的《史记》研究、美国学者对中国传统史学认识的嬗变、中国二十四史在美国的译介以及美籍华人学者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等进行了探讨，这即构成了本书的上篇部分。笔者对美国学者的中国史学研究之探讨，并不仅仅局限于梳理美国学者对中国史学研究的概况如何，有哪些代表性学者和成果；更为重要的在于希望能够厘清美国学者是如何研究中国史学？他们在研究中采用了哪些有别于我们的方法？提出了哪些不同的新观点？他们对中国史学的认识是否存在与时代相应的嬗变？为什么会出现认识的嬗变？对上述这些问题的探讨，一方面让我们清晰地了解美国学界对于中国史学研究的大致概况；另一方面，我们亦可借此丰富自身对中国史学的认识以及对世界史学的了解。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美国学者的中国史学研究的探讨，我们能够从其中照见自身的研究，或批判或借鉴，从而为我们自身的中国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和新的刺激点，推动中国的史学研究朝着更为深入的方向发展，以为建立富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史学研究提供一些素材和可能的思考方向。
　　　 美国中国研究的学术史，亦是笔者自攻读博士学位以来所致力探讨的领域。纵观国内学界关于美国中国研究的学术史所作的研究，不难发现国内学界多围绕美国中国研究的方法、范式、著名中国学家及中国研究发展与基金会的关系等展开研究。例如，侯且岸的《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主要探讨的是美国汉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并具体研究了美国汉学的形态转变和研究取向；张铠的《从“西方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观”——当代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发展趋势》（《中国史研究动态》1994年第11期）和杨念群的《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清史研究》2000年第4期），主要评述了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冲击—反应”论和以柯文为代表的“中国中心观”这两种理论体系及其转变；资中筠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美国研究》1996年第1期）和韩铁的《福特基金会与美国的中国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则从洛克菲勒、福特等基金会与美国汉学发展的关系这一视角剖析了美国汉学发展演变史；朱政惠先生的《史华慈年谱》（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则主要根据学术档案资料翔实再现了史华慈在中国学研究方面的学术活动；龚咏梅的《孔飞力中国学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孔东焱的《卫三畏与美国汉学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张施娟的《裨治文与早期中美文化交流》（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亦是对美国著名汉学家进行的个案研究，试图借此打开一扇透视美国汉学研究发展的窗口。
　　　 这些研究非常必要，但笔者以为要更为全面深刻地理解美国汉学发展演变史就不能忽略外来知识移民对美国汉学的影响。众所周知，20世纪初的美国汉学还处于起步阶段。德国汉学家佛尔克（Alfred Forke）在给劳费尔（Berthold Laufer）的信中写道：“这里其实没什么人对汉学感兴趣。学生们只想学一些口语方面的东西，听一些泛泛而谈的讲座课，课上要尽量少出现中文表达方式。”俄籍汉学家叶理绥（Serge Elisseeff）赴美前对美国汉学有一形象比喻，欧洲尤其法国是汉学的“罗马”，而美国则是汉学的“荒村”。他为某些美国汉学家缺乏应有学术训练而感到遗憾。他无奈感叹道：“他们这里完全不了解真正的语文学方法，随意翻译汉文文献。你若给他们讲解，他们经常会问why，叫你无言作答。”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曾如是描述当时美国汉学界的情况：“我们的大学给予中国研究的关注很少，在给予某种程度关注的大约30所大学中，中国仅仅是在一个学期中关于东亚的概论性课程中被涉及，只有在三所大学中有能够称得上对于中国语言、体制、历史进行研究的课程。美国的汉学家是如此缺乏，以至于这三所大学中的两所必须到欧洲去寻找教授。”然而，到20世纪50、60年代美国汉学即成为汉学重镇，发展到今天更是成为世界汉学的引领者。美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沈大伟（David L.Shambaugh）曾言，“在美国，目前在美国大学和智库大概有3000人研究中国问题，研究政治、经济、社会的华人学者不少于300人。……美国情报部门一向都关注问题研究，中央情报局、国防部等机构差不多有一两千人研究中国问题，其中很多人研究解放军，但也有关于中国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研究。美国一些著名的大学现在都有研究当代中国的中心或者项目，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州立大学、地方大学、私立大学也开辟了中国研究领域。”不仅从事中国研究的人数众多，它们的研究命题及研究范式之转换往往成为引领国际汉学的风向标，在国际汉学界有着重要而广泛的影响。2015年，第三届世界中国学贡献奖获得者印度华裔历史学家谭中提出了所谓的“谭中之问”：“很长一段时间，在海外中国学研究领域有这样一种现象：研究俄国的主要看俄国人写的书，研究法国的主要看法国人写的书，研究印度的主要看印度人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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