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在天一涯：二十位港台海外知识人谈话录 epub pdf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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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近世以来，中国遭遇巨变，华人也在世界范围内流徙，虽各在天涯，却情牵一处。本书采写者访问了叶嘉莹、白先勇、金耀基、林文月、王赓武、傅申、王汎森、郑永年等二十位不同背景、不同专业的港台海外知识人，对于为学与做人、专业与兴趣、命运与忧患、，这些学人精英的见解虽不尽一致，却有着共同的“中国情怀”。所谓身处天涯，心忧天下，他们的思考与解答也正为国人提供了反思的资源。

作者简介

李怀宇，广东澄海人，多年从事知识人的访谈和研究。作品有《访问历史：三十位中国知识人的笑声泪影》、《家国万里：访问旅美十二学人》等。

目录

叶嘉莹：诗词使我在患难中坦然自安

林文月：翻译家应该站在原著与读者中间

金耀基：中国现代化的终极愿景是“文明”

白先勇：重寻历史真相

王赓武：关注华人的忧患与命运

郑永年：新加坡是多元文化的实验室

陈瑞献：追寻文艺复兴人

杜南发：大家要放在历史长河中考量

王润华：文学要越界跨国

陈家毅：我怀念南洋悠游自在的情调

王汎森：学术是国家无形的财富

唐翼明：探求中国精神史上最繁荣自由的时代

陈冠中：用小说来写世纪的大戏

石元康：在现代化进程中反思中国文化

张学明：神话里的英雄也抗拒不了命运

苏基朗：国史上有惊人相似的繁荣发展之路

黄君实：字画要讲究文化修养

傅 申：艺术品会自己说话

刘绍铭：学问多在教室以外

鲍耀明：一言难尽历史人物

精彩书摘

叶嘉莹：诗词使我在患难中坦然自安

　　叶嘉莹1924年生于北京书香世家，幼年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1941年，叶嘉莹入读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沦陷区生活艰苦，但国文系名师云集，叶嘉莹尤受诗词名家顾随的影响，师生常唱和往来。

　　1945年，叶嘉莹大学毕业后任中学国文教师，开始教学生涯。 1948年3月，叶嘉莹和赵东荪结婚，11月，因赵东荪工作调动，夫妻去了台湾。1949年8月，第一个女儿出生， 12月，赵东荪因“匪谍”的嫌疑被抓。 1950年6月，叶嘉莹在彰化女中也被抓。经过一段既无家又无业的日子，叶嘉莹先在中学任教，后任台湾大学专职教授，其后又被淡江大学、辅仁大学聘为兼职教授。

　　1966年，叶嘉莹由台湾大学派往美国讲学，先后任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哈佛大学客座教授。1969年，叶嘉莹定居加拿大温哥华，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1989年退休后，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1979年起，叶嘉莹在国内多所大学讲学，其古典诗词的研究和教学深具影响。

　　晚年，放下温哥华优越的生活，叶嘉莹一次次地回到中国讲学，源于对中国文学的爱。她笑道：“我是放弃了很多，所以他们说我傻气，可是我觉得中国这么多好的东西，古人没有说明白的，而我觉得有了体会，应该负起一个责任来。我们这一代的人，可以说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我们幸而生活在这个新旧交接的时代，我们也很不幸地遭遇到这种离乱的痛苦。我们付出了相当代价，我也幸而活得这么长久，幸而具有一个古老的旧家庭的背景，又被逼迫跑到西方去，用英文教中国古典文学，这些都是偶然。古人说要立大志，我从来没有过大志，都是环境把我抛到哪里，我就在哪里落地生根；可是生存的时候，我一定要好好地尽我的力量，一方面吸收、学习，一方面教学。一切只不过都是偶然。”

　　而对如今名声日隆，叶嘉莹却觉得惶恐：“大家都把你捧得很高很好的话，就不是一件好事。‘声闻过情，君子耻之’，如果你的名声超过你的现实，你应该羞耻。”

李怀宇：1941年为什么去读辅仁大学国文系？

叶嘉莹：因为当时北平已经沦陷四年了，所有过去所谓的大学，像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都已经被日本人接管了。本来还有一个教会的学校，就是燕京大学，但因为珍珠港事变，美国对日本宣战，所以燕京大学也关门了。当时在北京唯一的一所不大被日本控制的大学，就是辅仁大学了，因为辅仁大学是天主教教会的学校，里面有很多德国人、意大利人。那时不是德意日三国联合在一起吗？所以日本对我们这个有德国、意大利背景的天主教学校就比较宽松，我们没有受到日本的管制。

李怀宇：当时辅仁大学师生的生活受到时局的影响大吗？

叶嘉莹：当时是这种情况，有各种不同的情形。我们的校长是陈垣，我们的系主任是余嘉锡，研究目录学的，我们的戏曲史是王国维的学生赵万里教的，诗的课原是储皖峰教的。教文字学的本来是沈兼士，后来离开了，他到后方去了。当时中国抗战有四年之久了，老百姓的生活都很艰苦，那时候我们都没有正经的粮食可以吃，不但好几个月吃不到白米白面，就连玉米面、小米面都没有。我们只能吃日本配给的混合面，混合面根本谈不上面，不知道它是用什么东西磨成的，灰灰黑黑的颜色，一点黏性都没有，不用说包饺子不成，切面条不成，连烙饼也会散开。所以我们只能把它放在烧开的水里煮碎，变成一块一块的，很酸很臭很难吃，我们就用炸酱，很咸的炸酱，把它拌下去吃，所以营养不好。储皖峰先生因此就得了脚气病，本来是每周上课来一次，我看见他上讲台都很艰难，而不久储皖峰先生就去世了。他去世以后因为燕京大学关门了，所以原来在燕京大学担任诗选课的顾随先生就到我们这里来教唐宋诗了。当时的情况大概就是如此：到后方去的老师很多，也有的去了半路被拦截回来的。顾先生因为有六个女儿，小女儿还很小，当时在念小学，所以就留在了沦陷区，我们很幸运地受到顾先生的教育。当时我们还有一位教词选的老师——孙蜀丞先生，所以顾先生在辅仁大学其实没有开过词，他开的就是唐宋诗。

李怀宇：顾先生上课的风度是什么样的？

叶嘉莹：当时顾先生大概五十岁左右，但是他身体不大好，所以看起来比他真实的年龄要大一点。我有他的一张相片，头发已经花白了，平头，没有留发，很清癯。他总是穿长袍，从来没看见穿西装，冬天的时候里面穿棉袍，外面穿皮袍。因为学校离他那儿不远，他经常是走路来上课的。顾先生讲课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课本，纯粹是自己的感发。冬天的时候先把外面的皮袍脱掉，再把帽子摘掉，然后也不讲话，转回头就在黑板上写很多字，这些字可能是他今天要讲的那篇古诗，有的时候也写他近来的作品，他就由此演绎下去，把这个话题讲明，一直推衍升华，牵涉的范围非常广。我一直保存着顾先生的讲课笔记，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顾先生讲课的内容，其实基本上是出自我那十几本笔记。最初我给了顾之京（顾随之女）整理的是八本，后来我又给了她几本，大概有十二本，都是我当年听课的笔记，也不仅是唐宋诗一门课。

李怀宇：孙蜀丞先生和顾随先生讲词有什么不同之处？

叶嘉莹：虽然孙蜀丞先生也讲词，但和顾先生的讲词派别不大一样。孙蜀丞先生是中国传统的，他是从清代词学重要的那几家流派，从传统的词学推衍下来，而晚清的词学其实受张惠言的影响是很深的。我早年在台湾大学开的课是诗，不是词，而且一直在台大没有教词，我是在淡江大学和辅仁大学兼课以后才开词的课。我现在要说的就是，词的美感特质跟诗是完全不一样的：诗是言志的，比较明显，它的内容、思想、好处比较容易理解，也容易说明；可是词呢，因为早期的敦煌词没有流行，所以大家看到的第一个词集就是《花间集》，《花间集》里都是供歌唱的小词，所以早期填词的人认为小词就是艳曲，就是写美女和爱情的。早期的词学就是从困惑之中发展出来的，因为大家不知道词的价值与意义是什么，都是游戏笔墨。

　　可是我为什么对词有兴趣呢？因为词非常微妙，它的好处正是在于没有显意识的言志载道的观念，不像诗是言志的，文是载道的。它是游戏笔墨，写词时不带有一个面具，反而把内心里最真诚的本质流露出来了。但是本质流露是我现在这样说，早期的词学没有发现这一点，所以小词一直到陆放翁的时代还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他说：我少年的时候不懂事，所以就写一点小词，都是没有价值的，应该烧掉的，不过我既然这样写了，就留下来吧。后来慢慢就觉得小词虽然外表上看起来没有意义和价值，可是里边好像真的有一个什么东西，可以让大家感受丰富的一些东西。这很难认识，大家恍恍惚惚很难说个明白，所以都是三言两语的，不成系统，而且都不是正式的论文，都是序跋，像李之仪的《跋吴思道小词》，像刘克庄的《跋刘叔安感秋八词》之类，都是偶然说到的，不是正式的。真正把这个提出来的是张惠言。张惠言编有一本词选，不是针对一个人的，收有很多不同的作者，他归纳出词有一种特质。可是那个时候，因为在诗与文的传统之中，在批评术语里边找不到一个术语来说，词不是比兴，也不是寄托，可是小词很奇妙地在它的隐意识里、在游戏笔墨之中表现出来一种丰富的本质。大家都说不明白，张惠言有个办法，就说这大概就是诗的比兴，他并没有说一定就是。张惠言的说法刚一出来，并没有得到大家的承认，都认为他牵强比附。可是经过的时间越来越久，一直到晚清的时候，大家就觉得他说得对，词里面是真有这么一个东西，一种言外的意蕴。

　　孙蜀丞老师就是从这一派沿袭下来的，所以他开始给我们讲晚唐五代的小词，就说这里边有什么托意，那里边有什么托意，可是他没有像我刚才这么谈源流，张惠言说这大概有比兴寄托的意思：冯延巳有托意，欧阳修有托意，苏东坡也有托意。我从小学的时候学词——我自己读词，那时候还没有上大学，就很喜欢词——我找一些关于词学、词论的书来看，但对古代的词学一直在困惑之中，觉得它说也说不清楚，东说一句，西说一句，说得乱七八糟的，找不到头绪。当时我年轻，还没有入门呢，可是我遇到了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我就觉得王国维说得非常清楚，而且让我有共鸣。王国维不是套在一些理论之中，他是用自己的感觉来说的，这个我有体会，所以我觉得王国维说得有道理，可是王国维说张惠言说的比附是牵强附会，反对他。顾先生是王国维这一派下来的，是直接的感发，不喜欢牵强附会。所以，我听了孙蜀丞老师的说法，觉得与我小时候对王国维的感受都不相合，所以我当时对于孙蜀丞先生的说法不是很能接受。我现在才意识到，其实孙先生讲的是词的正式的传统，只是没有详细地说明，而我这几十年所努力的就是把大家不明白的给它说明。张惠言的说法看起来像是牵强比附，作者实在没有这个意思，为什么说他有这个意思？可是现在就是要用我体会到的给它加以说明，我认为小词之所以让读者产生这种种的联想，就是清朝后来的人说的：作者未必有此意，可是读者可以有此想！我没有不尊重老师的意思，孙蜀丞老师是传统一派，可是他也被传统拘束了，他一定要说这个是比兴寄托，那个是比兴寄托，他是感觉到张惠言的说法有道理，可是他也不能解开这个套子。顾随先生觉得张惠言太偏狭了，太死板了，太偏执了，所以顾随先生就跟王国维一样，摆脱张惠言，不要他的，就依靠直接的感发来说了。我是受这两位老师的教导，一个是这一派的，一个是那一派的，其实他们各有各的道理，所以我也是在模糊影响之中，还没有能够说明。

前言/序言

　　自唐朝实施两税法以后，田赋就成为国家税收的重要项目。清代雍正年间实施摊丁入地，除土地税外，又增加丁银、耗羡、漕米等；另外，工商业税方面的税源有盐税、关税、杂赋等。根据王业键教授的统计，乾隆十八年（1753）清朝国家税收达107，310，000两。清朝的国家税收支付王公文武百官的俸禄、兵饷、驿站经费、教育经费、河工塘工经费和其他。关于清代财政研究还有许多中日学者参与，陈锋教授已经做了详细的介绍。乾隆年间，皇室财政和国家财政不同的是，田赋不是皇室主要的收入来源，其主要收入在于商业方面。例如皇室凭借权力介入盐税和关税的税金分配，并将皇室资金借给商人赚取利息等。再者，盐商或广东十三行的行商等富商巨贾在各种庆典报效皇帝，动辄百万两，也成为皇室收入来源之一。至于皇室的开销有：皇帝后妃等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的消耗；赏赐、筵宴；节日庆典如皇太后、皇帝万寿、皇帝大婚等；修缮宫殿、苑囿、寺庙、陵寝；以及乾隆皇帝四次东巡、六次南巡、至避暑山庄行围四十九次等出巡活动。汤象龙教授认为皇室开支是“统治者对人民无法公开的秘密”。如今因清代皇家账簿的公开，本书得以讨论皇室财政收支。

　　十八世纪中国经济蓬勃发展，何炳棣教授提到十八世纪末期中国人口突破三亿人，经济上大规模扩张，出现集约化的耕种、农村经济商业化、经济作物专业化、引进新的农作物、大规模的国内移民等现象。韩书瑞教授（Susan Naquin）与罗友枝教授（Evelyn S.Rawski）认为中国社会在十八世纪是近代早期最有活力的时期，对外贸易成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因素。山西商人垄断了经张家口和北京与蒙古之间的贸易，用茶叶和布匹交换毛皮。十八世纪的人口增长，扩大人民食盐的消费市场，照理来说政府盐税收入亦应提升。另外，中国扩大对外贸易，关税收入随之增长。实际上是否如此，为本书讨论重点之一。

　　十八世纪以后清朝国势江河日下，亦成为经济学者讨论的重点。譬如伊懋可教授（Mark Elvin）所谓的“高度均衡的陷阱”（the 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就是说宋代以来中国农业停滞不前，而人口却节节成长，加上资本无突破，使得中国农业与农民充满危机。在商业方面，何炳棣教授的《扬州盐商》则是一篇典范之作。何教授讨论十八世纪每年盐商累计利润总额金将近二千五百万两，十八世纪后半盐商总营利约在二亿五千万两，也因此扬州商人在两代或三代就可以累积到一千万的家产。至于盐商消乏的原因，何教授归纳出以下几点：家庭大量消费及从事奢华文化活动、均分家产制度、两淮盐商无尽的捐输报效。估计乾隆三年至嘉庆九年（1738—1804），两淮盐商捐献了36，370，968两；乾隆三十三年（1768）他们花费4，670，000两招待皇帝南巡；1763年以后，各式各样政府的税金及花费在官员身上各种半合法的浮费大增。此外，盐商消乏的原因或有捐输家乡宗族、修祠堂、置祭田，或捐钱办善事、修桥铺路或将金钱窖藏，以致不能如西方近代资本家将利润再投资，扩大生产营运，而走上衰败之途。何炳棣教授在1964年出版的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提到乾隆年间的盐务总商江春是一位诗人，嗜好射箭及斗蟋蟀，并建了一座名园“康山园”。江春的堂兄弟及其儿辈中有15人是诗人、艺术家及鉴赏家，他们培养各种花钱的嗜好及奢华的生活，终致家道消乏。盐商究竟因何家道消乏？在我近十多年来研究内务府的财政之后，试图做些回应。

　　清朝皇帝的经济行为在于严密控制的几个重要机构中，是一种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与镇压的力量。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 C.North）建构了一个分析框架，他认为人口、科技、意识型态、政治与经济的机构都是经济成长的关键因素。诺斯指出在有明确交易成本的环境中，我们不能忽略政治与经济的体制，所以在他分析架构的核心包含了一个国家理论。国家的经济角色之所以重要，源于“政府的存在是经济成长的关键，然而政府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个观察为我们指出政府提供基本服务两个目标，“一是界定出形成财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以便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极大化。二是在第一个目标架构中降低交易成本以便使社会产出最大，从而使政府的税收增加。”使统治者的租金极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成本和促进经济成长的有效率体制间，存在持久的冲突。

　　诺斯如此定义国家：“一个在暴力上具有相对优势的组织，而决定其地理范围疆界的因素为其对所属成员课税的能力。”由于在暴力上具有相对优势，所以国家能够明订有效的财产权并致力推行，藉此降低交易成本以促进经济成长。简单地说，国家用“保护与正义”等服务来交换税收。但是，如果税收不及提供这些服务的支出，那么国家的利益将会优先于经济体系的有效运作。具有政治力量的成员集团便具备更大的交易力量，让他们能获得不同的财产权与较低的税负。因此，政治环境的竞争力、强制力量的平衡，以及财产权的效率，三者的变革都会左右经济成长的轨迹。诺斯所用的是单纯的新古典理论模型，其中国家只有单一的领导者，而领导者的目标就是使财富与工具最大化。他藉此操演政治与经济体制的互动，并且解释了为何国家会经常创造出低效的财产制。历史上，造成经济体系效率低落主要有两个限制：其一为“竞争性”限制，亦即统治者会避免冒犯有力的臣民，可能会因此接受某个财产权力结构，而不顾及整体的经济效率。其二是“交易成本”限制，更有效的财产权或许会让整体社会有更高的收入，但是由此产生的更高交易成本则会减少统治者的税收。举例来说，统治者或许会给予专卖权，因为如此可以降低管理的支出，提高税收，即使专卖权会不利于竞争与成长。根据诺斯的观点，这两个限制可以解释为何低效的财产权会不断地在历史上出现。为什么国家总是难以造就持续的经济成长呢？从统治者的立场来看，成长会带来难以接受的经济与政治支出。然而，萧条也会对统治者造成风险。如果臣民拥有政治上的其他选择，无论是来自外国或是国内的对手，在这样的情势下，统治者会不得不做出经济上的让步。“因此，统治者专制权的程度对各个成员集团而言，是亲近的功能或其替代品。”尽管新古典单一统治者的国家模型过度简化了经济的动态运作，但它仍正确地让我们注意到在统治者与臣民间，以及在不同的臣民集团之间，相互竞争的政治与经济利益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乾隆朝的皇室财政正好可以印证诺斯的理论，统治者的财产所有权结构与促进经济成长的有效率之间，存在着冲突。

　　1993年开始去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看档案，当时我做清代皇族的课题，主要阅读宗人府的档案，但皇族的经济来源涉及内务府，因此也阅读《内务府来文？土地房屋类》、《内务府奏销档》等相关档案。清代皇族计划结束后，我开始做内务府的研究。后来认识步德茂教授（Thomas M.Buoye），他曾拜师韦庆远教授，韦先生对内务府档案如数家珍。步教授告诉我有一批内务府的账簿，并展示部分档案。我天生对数字有兴趣，所以2000年申请“国家科学委员会”补助计划，向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采购《内务府广储司六库月折档》，自乾隆八年起至嘉庆二十年（1743—1815）止，共有823件档案，9个微卷。内务府掌管皇室的各种生活事务，广储司则系管理庋藏及出纳的机构，如同皇帝私人荷包，金银财宝都聚积于此。内务府广储司的六库分别是银库、皮库、瓷库、缎库、衣库、茶库。六库藏的金、银、铜、锡、大制钱、珊瑚、玛瑙、琥珀、水晶、玉石、毛皮、绸缎、沉香等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给。月折档是六库内务府堂每月对各库物品所做的库藏报告，分成旧存、新收、用过、实在四项的统计，也称为四柱清折。

　　银库中贮藏金、银、玉石、铜钱等，金子分成赤金和各种成色的金子数千、万两。金子的来源有安南上贡，及乾隆二十五年（1760）新疆归属清朝版图后，和阗、叶尔羌、乌鲁木齐等处每年进贡的金子，并有查获走私的金子也交内务府；另有陕甘总督、云南、贵州巡抚等进金厂抽获金子。银库贮藏以银两占大宗，清初，关内、关外设立官庄、果园等，此项钱粮地租皆纳入银库；又内务府所属的京城官房成千上万间，为当时北京最大的房地产公司，官兵认买或承租官房的收入也是缴交银库；庆丰司所管辖牛羊群，每年出售肉品和皮货之银两，也缴交银库。乾隆中期以后，银库的主要收入是依赖盐商借的利息所得，“按月一分起息”。此外，乾隆皇帝还创立许多让官员罚俸的制度，要求官员缴交赎罪、分赔、议罪银两，查抄家产所得自然也成为银库的财源之一。广储司银库自乾隆十年到六十年（1745—1795）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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