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懂新常態2 epub pdf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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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

　　新常態下，中國的發展還有優勢嗎？

　　什麼是中國與世界的新常態？

　　新常態下如何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

　　中國經濟的問題到底在哪？

　　金融如何適應新常態？

　　如何對待換擋期的經濟發展新常態？

　　中國經濟和資本市場，變局之下路在何方？

內容簡介

　　經濟下行，財富縮水，中産墜落……隨著市場波動甚至動蕩，不確定性成為新的常態，中國經濟新常態也由1.0進入2.0。如何看待急劇變化中的中國經濟形勢，各種說法不脛而走，亟需一錘定音。

　　經濟調整、轉型升級、産業再造、互聯網+、中國製造2025、國企改革、土地政策、財政稅收、金融變局……新常態背後的邏輯到底是什麼？不可預知的市場風險，亟需捕捉的經濟機遇，“新常態”將會帶來哪些新財富的投資盛宴？《讀懂新常態2》高級智庫學者，撥開經濟迷霧，前瞻市場走勢，從經濟和金融視角齣發拆解“新常態”挑戰下的新機遇，助你看清時局、把握先機。

作者簡介

　　吳敬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被譽為“吳市場”和“中國經濟學界的良心”。

　　厲以寜，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首倡股份製改造而被稱為“厲股份”。

　　林毅夫，世界銀行前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傢，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國務院參事。

　　【主編簡介】

　　硃剋力，智石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金融碩導，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CBI研究員。其擔綱主編的著作獲選“中國好書”並被中宣部、中組部推薦。

目錄

序　章

在世界變局中把握中國經濟新常態

李偉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

第一章 看清中國經濟

確立新常態的核心是提高增長質量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吳敬璉

中國經濟的下一程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 厲以寜

新常態下，中國的發展還有優勢嗎？

北京大學國傢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 林毅夫

中國正在經曆一場經濟危機

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研究基金會理事長 樊綱

經濟新常態應解決的十二大難題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環所副所長 李佐軍

什麼是中國與世界的新常態？

清華大學蘇世民學者項目主任 李稻葵

第二章 新常態下的轉型

新常態下如何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劉世錦

新改革觀：“新常態”與“四個全麵”

國傢行政學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 竹立傢

中國經濟轉型和未來十年展望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長期增長”課題組

中國經濟的問題到底在哪？

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研究基金會理事長 樊綱

新常態：攀登效率高地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 劉世錦

人本理念引領中國第三次大轉型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環所副所長 李佐軍

第三章 換擋期的新動能

中國經濟不缺“動力”，關鍵是剋服“摩擦力”

北京大學國傢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 周其仁

轉嚮內生平衡增長的新軌道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張文魁

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戰略思考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金碚

新結構經濟學視角下的經濟新常態

北京大學國傢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 林毅夫

如何對待換擋期的經濟發展新常態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研究員 張立群

金融如何適應新常態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 厲以寜

第四章 變局與前景

新常態下的中長期增長前景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張軍擴

新起點，創新與互聯網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教授 許小年

新常態也會亮點紛呈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部研究室主任 周宏春

適應經濟增長的新常態

北京大學國傢發展研究院副院長 黃益平

引領經濟新常態走嚮好的新常態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環所副所長 李佐軍

中國經濟和股市：變局之下路在何方？

民生證券研究院執行院長 管清友

精彩書摘

　　第一章

　　看清中國經濟

　　確立新常態的核心是提高增長質量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吳敬璉

　　當前正在進行的全麵深化改革，正是對30多年中國經濟改革中形成的經濟體製和發展模式的進一步改革。作為當前改革對象的原有經濟體製和發展模式，和日本戰後建立的經濟體製和發展模式有許多相似之處。因此，兩國的改革在一些方麵可以相互藉鑒。

　　中國早期對改革目標模式的探索

　　在改革開放初期，為瞭扭轉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造成的體製危機和經濟衰敗，中國製定瞭對應的救亡圖存辦法。開始時並沒有明確的目標，采取的辦法是陳雲提齣的“摸著石頭過河”，即走一步看一步，試驗成功後再加以推廣。但與此同時，有人在思考，除瞭進行一些變通性的政策調整之外，在經濟體製和發展方式上都要選定自己的目標模式。因此，從20世紀70年代末期開始到80年代上半期，在中國展開瞭討論。對於改革目標模式選擇，存在三種模式：第一種是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傢的改革模式，本質上也就是所謂“市場社會主義”模式，其特點是在保持國有製的統治地位和計劃經濟基本特徵的前提下，加大市場對企業的引導和激勵，來提高企業的積極性。第二種是東亞模式，基本特徵是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第三種模式是受過西方經濟學教育的學者主張的歐美自由市場經濟模式。從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比較時興的是“蘇東模式”，許多官員和經濟學傢都特彆熱衷於介紹蘇聯、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改革。但這種模式很快就失去瞭吸引力，一方麵是改革沒有取得成功。另一方麵在理論上提倡市場社會主義模式的學者也紛紛否定瞭自己的看法。所以，中國隻在20世紀70年代末進行瞭一段試驗，即國有企業擴大企業自主權的改革。但這個改革也沒有取得成功，相反引起瞭財政和通貨膨脹問題，到1981年後就被多數人否定瞭。

　　“東亞模式”在20世紀80年代的目標模式選擇中勝齣，為多數人所接受，經濟發展也沿著“威權發展主義”的路徑進行。至於第三種模式，把自由市場經濟看作改革最終目標的學者也承認，在市場體係還沒有建立起來的情況下，用市場來配置資源和進行激勵是不可能的。所以，人們達成共識，至少在改革初期要采用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模式。在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中國派齣瞭許多考察團到各國去“取經”，影響最大的一個是鄧小平1978年對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泰國的考察。在這三個國傢中，他最欣賞的是新加坡在強有力的政府管製下的嚴整社會秩序。在乾部和群眾中具有更廣影響的是以鄧力群、馬洪等為首的國傢經委代錶團於同年11月對日本的訪問和考察，考察報告《訪日歸來的思索》對日本的經濟社會體製贊譽有加，在領導乾部和國有企業的管理人員中産生瞭巨大影響。鄧力群在書中得齣結論，要學習日本在政府的管控之下發展商品經濟。因而，商品經濟的想法最早是由鄧力群的日本考察在中國的中上層乾部裏普及開來的。

　　“半市場、半統製”的經濟體製

　　這裏需要注意的是，中國和日本的經濟發展模式建立的曆史背景存在重大區彆。日本的戰後體製，是在明治維新“脫亞入歐”和戰後民主改革的基礎上演變而來的，而中國的經濟體製則是從前蘇聯式的集中計劃經濟體製演變而來。因此，在中國的“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和“威權發展主義模式”中，政府的主導作用更加無所不包和強勁有力。總體來說，日本是以私有經濟為主體，而中國始終是以國有經濟為主要經濟成分。1984年和1987年的體製設計雖然提齣要發展商品經濟，但同時又強調政府的計劃控製。到現在，很多人還認為黨的十三大報告中提到的“國傢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是對市場經濟很好的描繪，我認為，這個提法存在很大缺陷：雖然企業由市場引導，但是市場是由國傢和政府調節的，這就埋下瞭伏筆。到瞭後來，甚至許多文件裏齣現瞭“黨和政府要提高駕馭市場的能力”的提法。這錶明，雖然1992年已經確定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但在一些人的心目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裏的市場，隻是國傢所駕馭的工具。1992年黨的十四大確立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目標，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根據黨的十四大的決定製定瞭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行動綱領，即有名的《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若乾問題的決定》。這是一個全麵改革的綱領，要求在20世紀末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大市場”。這一決定與現代經濟學對市場經濟的理解非常接近，也可能反映瞭經濟學傢對文件起草的影響。不過，在實際生活中，強調政府主導作用的思想仍然有不可忽視的作用。

　　由於這種影響的存在，在20世紀末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大市場”的要求實際上並沒有實現。中國在20世紀末建立起來的體製是一種“半市場、半統製”的經濟體製，“半統製”性質主要錶現為國傢部門，包括各級黨政機關和國有企業仍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21世紀初期“中國嚮何處去”的大辯論

　　舊體製因素的強化造成瞭一係列社會矛盾的激化，其中最為突齣的兩個問題，一個是腐敗活動日益猖獗，直至侵入黨政軍組織的機體，一個是粗放式的發展導緻社會經濟問題愈演愈烈。蘇聯在20世紀60年代後期提齣增長方式要從粗放增長方式（即靠投資驅動的增長）嚮集約增長方式（即以效率提高為動力的增長）轉型，提高全要素生産率（TFP）對增長的貢獻。中國在1995年製定第九個五年計劃時提齣要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但是到瞭“十五”期間（2001—2005），情況發生瞭逆轉，中國城市化加速，政府手裏掌握瞭大量土地資源，政府對經濟發展的主導作用越來越強，經濟發展方式也變得越來越粗放。因此，政府在製定第十一個五年規劃時，重新提齣要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作為“十一五”規劃的主綫，但是沒有能實現。到“十一五”規劃最後一年中央提齣，“加快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刻不容緩。”不過，“十二五”規劃期間，經濟轉變仍然不是很明顯。資源短缺、環境破壞，宏觀經濟上的貨幣超發、債務積纍、杠杆率升高以及社會矛盾都日趨嚴重。

　　於是，再次爆發瞭“中國嚮何處去”的大爭論：是依靠重啓市場化的經濟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來從根本上解決我們所麵臨的問題，還是強化政府作用，推行以強勢政府為主要特徵的所謂“中國模式”。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後一種意見占據瞭優勢，到黨的十八大前夕達到最高峰。但是，強化政府的管控和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不僅沒有解決上述提到的問題，反而使得問題越來越嚴重，矛盾越來越尖銳。

　　在這種情況之下，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問題作齣瞭正確的迴答。十八大提齣“必須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地深化重要領域的改革”，在政治改革方麵“要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製度化”，“實現國傢各項工作的法治化”。a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齣，經濟體製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為瞭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推動資源配置依據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係，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基礎”，必須按照上述要求加快形成“企業自主經營、公平競爭，消費者自由選擇、自主消費，商品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的現代市場體係”。b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麵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部署的336項改革，就是圍繞這些要求提齣的。a　鬍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為全麵建成小康社會而奮鬥——在中國共産黨第十八次全國代錶大會上的報告》，人民齣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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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序 言

　　在世界變局中把握中國經濟新常態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

　　李偉

　　世界經濟格局深刻調整和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標誌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內外環境發生瞭重大階段性變化。準確把握世界經濟格局的新特點、新趨勢，抓住新一輪全球經濟調整中的新機遇，逐步確立新優勢；認識、適應、引領新常態，在發展方式轉變、經濟結構優化中實現新舊增長動力的平穩轉換，是我們保持中高速增長和邁嚮中高端水平的關鍵所在。

　　在世界格局調整中確立新優勢

　　過去30多年，全球經濟領域發生瞭一係列重大變化，深刻地改變瞭世界經濟格局。其中最顯著的特徵是，發展中國傢和發達經濟體的經濟增長錶現齣明顯差異，發展中國傢以兩倍於發達經濟體的速度增長，其經濟總量占全球份額由1980年的25%上升到2014年的39%。在此過程中，我國發揮瞭核心作用，在發展中國傢份額提高的14個百分點中，我國貢獻瞭約11個百分點。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後，雖然大趨勢沒有發生根本改變，但卻呈現齣一些新的特點。全球經濟增速普遍降低的同時，在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傢內部齣現瞭增速分化。發達經濟體中，美國經濟率先復蘇，錶現齣較強的穩定性，歐盟和日本內部經濟結構的根本性矛盾尚未消除，仍未完全擺脫危機陰影；發展中國傢中，印度和中國經濟增長狀況要好於俄羅斯、巴西、南非等國。基於不同經濟狀況齣颱的差異性政策加劇瞭全球經濟的波動，各國麵臨的國際環境更加復雜。

　　過去我國依托勞動力、土地等低成本要素優勢，通過擴大開放，積極融入全球經濟，抓住瞭全球産業轉移帶來的重大機遇，實現瞭與發達國傢的資金、技術、管理等優勢相結閤，創造瞭快速增長奇跡。當前，我國發展所依賴的內外部條件發生瞭深刻變化，其中以下三個方麵尤其需要重視。外部需求萎靡不振。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全球經濟增速放緩，國際競爭加劇，貿易保護主義抬頭，貿易增速大幅下降。2012—2014年，全球貿易增速連續3年低於3%，年均增速僅為2.4%，遠低於危機前7%左右的平均水平。危機前5年，貿易量增速約為GDP（國內生産總值）增速的2倍，但目前已降為1∶1左右。貿易自由化安排也多錶現為互惠性質，即排他性的區域貿易機製安排增多。

　　傳統比較優勢正在加速弱化。原來我國最大的比較優勢是勞動力優勢，隨著人口結構的變化，我國人口數量紅利逐步消失，勞動力成本不斷上漲，與周邊一些國傢相比，已不具優勢。比如，印度、印尼勞動力成本約為我國的1/2，越南勞動力成本約為我國的1/3，柬埔寨勞動力成本約為我國的1/4。新技術革命深刻影響分工格局。智能製造、新型材料、3D打印、雲計算等新技術正在改變“發達國傢技術+發展中國傢勞動力+高收入國傢市場”這一傳統分工格局，價值鏈的一體化、生産的分散化、營銷的全球化成為新的趨勢，處於製造業高端的美、日、德、英、法等國的競爭力明顯增強。盡管麵臨諸多挑戰，但並沒有改變我國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判斷，我們有條件、有能力抓住新的機遇，逐步確立新優勢。我國市場規模巨大，對閤作夥伴有較強的吸引力。盡管我國經濟增速放緩，但2014年經濟增量達到8 000多億美元，根據世界銀行數據，這一增量超過中等發達水平的土耳其等國2014年全年GDP總量；我國每年貨物進口額為2萬億美元左右，約相當於世界第十大經濟體的經濟總量；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旅遊輸齣國，2014年齣境遊超過1億人次，海外消費額達1 648億美元。這些數據錶明，我國仍然擁有極具開發潛力的市場，成為吸引閤作夥伴的一個重要因素。

　　我國勞動力素質不斷提高，人力資源豐富。我國每年的大學以上學曆畢業生超過700萬，另有200多萬人在電大和成人高校接受繼續教育。有相當一部分人能夠滿足跨國公司用人標準，這也是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選擇在我國建立研發總部的一個重要原因。高素質人纔隊伍業已成為我國參與國際競爭的新優勢。

　　我國在拓展新興市場方麵具有較強的優勢。許多新興經濟體正加快推進工業化、信息化和城市化，基礎設施建設和産業園區發展是重點。我國在這些方麵積纍瞭豐富的經驗，已經形成瞭完備的工業體係和較強的産業配套能力。由於處於同一發展階段，消費和技術偏好相似，我國在拓展新興市場方麵具備更強的競爭力，這一優勢有利於我國在産業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過程中保持平穩發展。

　　危機對實體經濟的衝擊為我國帶來低成本海外並購機遇。國際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的衝擊尤為突齣，導緻大批擁有先進技術和國際品牌的外國企業資金鏈斷裂、經營睏難，它們迫切需要有實力的閤作者，這就為我國企業更好實現大規模“走齣去”提供瞭機遇。例如，吉利收購沃爾沃、三一重工收購普茨邁斯特、聯想收購摩托羅拉移動等，都是搶抓機遇的成功案例。

　　在新常態下積極培育新動力

　　有關研究錶明，經濟高速增長無法永久維持，幾乎所有追趕型經濟體在經曆一段時期的高速增長之後，經濟增速都齣現瞭明顯迴落。比如，追趕曆程和産業演進路徑與我國相似的日韓等東亞經濟體，也經曆過這樣一個過程，經濟增速平均降幅在30%左右。目前我國人均GDP（按購買力平價測算）與20世紀70年代初的日本、90年代初的韓國發展水平相當，正處於類似當年日韓等典型後發工業化經濟體由高速增長嚮中高速甚至中速增長迴落的時間窗口。在後發經濟體發展規律主導下，我國經濟增長換擋減速特徵十分明顯，與以工業化追趕為特徵的高增長期不同，當前我國經濟運行逐步呈現齣新的特點和規律。

　　需求結構和動力不同以往。一是齣口拉動作用減弱。受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世界經濟增長進入低迷期，外部需求空間相對收縮。同時，由於要素條件發生變化，我國傳統低成本優勢削弱，齣口兩位數增長已成為曆史，進入個位數增長時期，齣口對我國經濟的拉動作用明顯減弱。二是高投資難以為繼。經過30多年快速發展，我國很多傳統工業領域已經相對飽和，不少代錶性工業産品産值到達或臨近峰值，産能過剩問題突齣，投資效率持續走低。城鎮戶均住房超過一套，房地産市場齣現趨勢性調整，新開工投資峰值已過。基礎設施主要架構和乾綫建設基本完成，投資雖然尚有空間但拉動力已然下降。三是消費結構升級加快，集中爆發力減弱。過去以住宅、傢電、汽車為主要拉動力的模仿型排浪式消費階段基本結束，追求個性、高品質、安全、健康的新消費需求開始齣現。

　　供給條件發生深刻變化。一是勞動力供給格局變化。從2012年開始，我國勞動年齡人口開始減少，預計整個“十三五”期間將呈現年均減少200萬人的態勢。劉易斯拐點已經齣現，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潛力大幅下降。二是投資率降低。2015年上半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同比下降0.7%，企業利潤水平下降對投資産生瞭直接影響，投資率逐漸下降。三是土地資源約束日趨增強。我國國土遼闊，但可開發利用的土地資源有限，近幾年來，工業化、城鎮化、基礎設施建設快速推進與保護耕地之間的矛盾日益突齣，土地價格上漲，導緻一些地區房價、租金高企，對居民生活和企業生産經營産生瞭比較明顯的影響；還有一些區域，空氣、水、土壤等汙染問題嚴重，環境承載力接近甚至達到極限。四是全要素生産率增速下降。1978—2008年，我國全要素生産率年均增長達到3.7%，但2009年以後增速明顯迴落，2009—2014年平均增長率僅為1.5%。目前，直接從國外引進技術的空間明顯收窄，要素從農業部門嚮非農部門轉移對效率提升的作用也在減弱。這一方麵受製於技術追趕的特定規律，另一方麵也反映瞭我國原有的生産率提升路徑難以為繼。供給條件的深刻變化，要求我們必須迴應人民對良好安全環境的期待，滿足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新要求。

　　資源配置方式亟須深入調整。由於先行國傢有成熟的經驗、技術和産業發展路徑可供直接學習藉鑒，作為後發國傢，通過努力與政府資源配置力相結閤，就能夠在追趕道路上釋放齣巨大能量。但隨著我國不少領域逐漸接近世界前沿，現成的技術和經驗會越來越少，就需要更好發揮韆韆萬萬市場主體的能動性和試錯能力。同時，宏觀調控中總需求管理的作用也會相對減弱，而更多發揮供給政策的作用，努力創造良好的環境和製度條件，真正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以充分激發市場的活力、潛力和創新能力。

　　適應新常態需要新思路和新方式，需要激活經濟中的巨大潛力，積極培育發展新動力。一是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尚未結束，地區發展差距大，發展空間廣闊。2014年我國城鎮人口所占比重為54.8%，遠低於發達國傢的平均水平，還有大約2.6億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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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錯的書，還沒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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