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继《也说李白与杜甫》后,又一部打通古今的中国文化专著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山东省作协主席、著名作家张炜继《也说李白与杜甫》之后,以当代作家的敏锐触角探索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的重要成果。针对当代人孤独、冷漠、精神空虚等问题,向传统文化中探索力量和答案。作家透过陶渊明的生平和作品,展开对人性的深入思考,对现代和物质主义的反思,为读者在传统和现代间搭起一座桥梁。
☆还原一个有智慧的真实的陶渊明,在动荡历史中突显“人”的尊严
陶渊明作为中国隐士文化的象征,在漫长的历史中已被刻板化、符号化,被人们记住的同时也失去了原本为人的生动性、丰富性。张炜老师以当代作家的敏锐和沉郁纤细的笔法,还原一个真实的陶渊明,在动荡黑暗的时代和穷困悲苦的人生中,描写他的抉择和无奈,突显他作为一个“人”的伟大之处。身处当下这个喧嚣浮躁的时代,要么追名逐利片刻不得安宁,要么陷于诱惑惶惶不可终日,我们如何能像陶渊明一样过得心里平静,内外和谐呢?
内容简介
《陶渊明的遗产》是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山东省作协主席张炜的随笔体文化专著。张炜的作品一向以对人性的深入思考、对现代和物质主义的反思、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为核心问题,受到读者和文学评论界的持续关注。本书是他对传统文化发掘和反思的成果。在他看来,陶渊明不仅是中国文化上的独特精神符号,在此之下更隐藏着可以医治“现代病”的巨大能量。
作者简介
张炜,1956年11月出生于山东省龙口市,原籍栖霞县。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专业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作品被译为多种文字在境外出版,海内外获奖七十余项。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你在高原》;散文《融入野地》、《夜思》、《芳心似火》;文论《精神的背景》、《当代文学的精神走向》、《午夜来獾》;诗《松林》、《归旅记》等。已出版古典文化随笔《楚辞笔记》、《也说李白与杜甫》。
目录
前 言
第一讲 魏晋这片丛林
魏晋这片丛林/3
乱世的挣扎/5
不“入伙”/8
弯曲的激烈/12
愤怒和恐惧/16
在逃离中完成/18
个人空间/22
同与不同/25
完整的人/29
发明个人生活/33
大自然的抚慰/36
最大一笔遗产/39
创作的四个时期/43
为梦想命名的人/46
挺住/49
种子依旧活着/53
何为风度/56
第二讲 无眠的尊严
无眠的尊严/61
精神洁癖/64
不是同一个圆心/69
自己的远方/74
表达方式/77
纯粹理性/82
何为尊严/84
饮酒与食散/87
豪气大发/91
一杆老枪/93
人是目的/97
与古人比尊严/101
与生俱来之物/106
不顺从/109
女田园/112
蔑视和轻淡/114
第三讲 徘徊在边缘
徘徊在边缘/119
选择的全部后果/122
显赫的曾祖/124
两个榜样/127
雅人趣事/131
人生的品级/133
地平线/139
浑身并不静穆/143
强烈的诱惑/147
壮士惊/149
性本爱丘山/152
终归是虚构/156
缓慢而致命的磨损/159
没有猫狗/163
丈夫志四海/166
心之一角/169
两杯酒/172
“隐”和“显”/175
第四讲 农事与健康
农事与健康/181
明亮感/183
止酒/187
草盛豆苗稀/190
孤云/194
田园与悯农/197
“劳心”和“劳力”/200
身与心/203
这三个人/207
固定的根性/212
孤独和闲暇/215
所谓和谐/218
遥远的时空/222
桃源之梦/224
大地的厚礼/227
自然天成/229
巨大的引力/231
第五讲 切近之终点
切近之终点/237
人生掩体/240
形影神/243
攒眉而去/245
感叹和抚摸/248
得益于“民间”/251
身后名/254
大化中/257
比邻而居/259
升到高处的灵魂/262
“高旻”和“大块”/265
练习死亡/267
物质大于精神/270
为当下负责/272
个的悲苦/276
亘古不变的元素/280
积极的生命/282
万能的启示/285
生命的标本/288
最大的后事/291
第六讲 双重简朴
双重简朴/295
不遇/298
平易简单/300
对潮流的偏离/303
伸手可及的邻居/307
一枝野菊/310
不可复制/313
屈陶之别/315
赞赏/319
对等的生命/323
日常蔬粮/326
海拔高度/330
合榫配套/333
微妙不言中/336
一味药/339
用减法生活/342
知者纷来/346
大节/349
自然之花/352
第七讲 最近和最远
最近和最远/359
“大隐”和“小隐”/362
偏僻难觅/364
失败之美/367
人生的伟业/370
合流当中/373
第三主题/375
理性之弦/378
徐徐打开/382
苦乐/384
诗人的恒心/387
放大的闲适/389
精神单间/392
物质的腐蚀力/394
如芒在背/397
墙内的生命/400
一个人的大多数/403
天文台/407
物理角度和地理方位/410
菊花从不教条/412
附 录 听课附记
精彩书摘
在逃离中完成
自古至今,只要人类未能达到高度文明的程度,“丛林法则”就会是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只不过在魏晋等乱世表现得更强烈更外露而已。社会生活里存在这样的“法则”,究其原因,即因为人是“不完全”的,人性是掺进了许多杂质的。有人说人性中有三分之一的动物性,在某个时段某个空间,人性里所包含的动物性可能还要更多一些,所占比重还要更大一些。
在战争中,在一些特别的事件中,关于人的兽性记录多到了不忍复述的地步,每逢这样的时刻就令我们绝望,彻底悲观起来,甚至相信人类已经处于万劫不复的绝境。人类在许多时候已经没有理由向上苍索要幸福,只得认命:等待我们的只有一片黑颜色。
从历史上看,魏晋这样的混乱时期,对人性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其实每个人自诞生之日起,即开始面临怎样运用“文明法则”,去抵抗无所不在的“丛林法则”的残酷现实,领受了极其艰巨的任务。可悲的是每个人几乎都没有什么胜利可言。这种抵抗既是对外又是对内,就是说还要与自身的动物性对抗一生。抵抗的决心与方法不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具体表现,选择不同,效果和结局也就不同。
陶渊明尽可能地运用文明这个柔弱而持久的武器来进行斗争,是他身上最了不起的部分,也是人之为人最了不起的部分。生命在混沌中形成的时候,就带着良知和良能,它并非完全由后天赋予。文明就在这种先天的基础上得以滋生、衔接和强化,这种顽强成长的力量不容小觑。也正因为有了这种力量,人类才有了延续下去的理由、可能和希望。人类的历史就是运用这种文明来抵抗“丛林法则”,由失败到胜利或由胜利到失败的循环往复的过程。
如果说这是一场战争,那么从古到今,每一个人都不能逃离这个战场。这场战争就个体来讲会纠缠一生,对群体来讲则会呈现出一种普遍的无所不在的状态。陶渊明洞若观火,他熟悉人性的秘密。整个魏晋时期乃至这之前的春秋战国、原始社会等等,人类历史上所有的“丛林法则”演绎的悲喜剧、苦难史和流血史,对诗人来讲都不陌生,甚至并不遥远。切近的“法则”活生生地强加到一些人身上,那种痛苦是不难设想的,陶渊明旁观近看,体会一定是极深的。
我们当然明白,无论是陶渊明还是其他人,都是“丛林”选择了他们,而不是他们选择了“丛林”。他们降生到世界上不是出于自愿和自觉,而全都是被迫和被动的,这并不是一次自我抉择。这个道理对所有人都是一样。所以今天人们常常说的“体制内外”,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各式各样的争论,其实要说透彻是很难的。严格讲一个人自降生到人世间的那一天,就被“丛林”选择了,而不是他选择了“丛林”。他一定是被自己所生活的这个时代体制所涵盖、笼罩和规定,没有一个人能够例外,没有一个人能够置身于“丛林”之外。从这个意义上讲,个体的选择也是有限的。
人虽然被规定于自己生存的这个时空,但可以运用自由意志来超越被动进入的这个苦境,运用一个人所拥有的理性以及全部文明所给予的力量,用各种方式无数次地挣扎下去搏斗下去。他可以运用自己的艺术表达、思想表达和生活方式的选择,倔强地存在下去。
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陶渊明之于魏晋,成了一个活生生的标本。陶渊明身上的一些特异色彩,陶渊明式的日常生存,就表现了这种个体选择的超越性和坚毅性。这其中实在具有深刻的思想和哲学意蕴。
陶渊明在逃离中完成了自己,秉持了文明的力量。他既不认可那个“法则”,又不愿做一个颓废之士,最终算是取得了个人主义的胜利。尽管后来陶渊明穷困潦倒,在饥饿中死去,但作为一个生命来讲,他在自觉选择和对抗的意义上还是完整的,仍然是一个胜利者。他在精神与艺术层面上就更是如此。他既没有像孔融、嵇康那样死于尖牙利爪之下,也没有像某些加入统治集团的尾随者那样可悲与可卑。他个人生活着,耕作着,思考着,不停地自吟和记录,从事一种健康的体力和脑力劳动。他侍奉的那片土地,他的整个艺术,就是实际生存的注解和证明。一个人在当时能够这样,已经是足够卓越了。
陶渊明虽然流传下来的作品数量不多,只是李白杜甫的十分之一左右,但力量却同样巨大。这些文字极耐咀嚼,意味深长,力量持久,打动了一代又一代人。如果陶渊明是一个谜,谜底又在哪里?它可能就存在于个体与集体、弱者与强者这两个关系之中,存在于一种特异的生命之中。他无时无刻不在“法则”的笼罩下做出个人的思索、个人的判断;他的幽思,他的行为,他的动作幅度,都显得朴素天然。用现在的话讲,他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是“可操作的”。他的行为不给我们一种突兀感和莽撞感。在大家都能理解和接受的前提下,他表现了生命的不屈、强悍以及抵抗到底的强韧精神。这非常了不起。
在血腥的对手面前,他逃离了;在韧忍的坚持中,他完成了。
精神洁癖
我们通常会在更多道德化、社会化地认识所谓“反抗”的时候,把解决那些切近的现实目标,作为最大和最艰巨的任务来对待。其实一个人争取自由的反抗,最艰难最沉重的任务也许要分散得多、遥远得多和广大得多。一些危害个人自由的因素有时是来自特殊的、不为所察的一些方向和角落,它们更隐蔽也更无迹,所以就更容易失去警惕,更难以捕捉和瞄准。
我们在阅读陶渊明的时候,总觉得他丰腴饱满的个人生活里面,蕴含着对那些未知的、渺远而分散的外力的警醒和反抗。这种反抗更多地出于本能,是无时不在的。所以陶渊明在用一种模糊的、全部的生活,对抗压抑自己生命的那些未知的或不可命名的元素。我们越是从这个角度和层面理解陶渊明的所谓“反抗”,越是有可能接近于一个生命的原态和真实。
当我们越来越感到陶渊明对后世知识人,包括普通人产生的巨大感召力时,常常不由得设问:这其中的奥秘到底来自哪里?经过不断地追索,会发现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人人生来都要面对的尊严(自由),是对这个至大问题的处理方式。每个人面对客观世界受到委屈、压抑和巨大不适的时候,都要寻找一个反抗的榜样,或寻找一个逃匿和隐遁的方向。也就在这样的时刻,我们不约而同地找到了陶渊明,找到了这位晋代的兄长。
但是作为一种生活方法或榜样的背后,当事人到底付出了什么又找到了什么,一般人或许是难以细究的。大多数人或没有这样的能力,或没有这样的专注心。大家普遍愿意服从一些成说,比如后代知识人对陶渊明一次又一次的诠析和论证,服从那些对诗人最表层最浅显的概括和鉴定,而不愿自己迈步往前,一直走到真实当中。对往昔的人与事,总是苦恼于没有更多的现场记录,所以服从一种社会化的、简单化的诠释常常是便捷和容易的,也会渐渐成为习惯。
陶渊明能够深深撩拨我们的,是全部文字中透出的那种精神洁癖。人一旦有了这种素质和特性,就有了强大的人性力量,这种力量表现在原则与恪守方面,对“尊严”的要求非常强烈也非常敏感。这种“尊严”感时刻存在,不过并非时时具体表现出来,而是藏在了生命皱褶的深处。我们没有能力抻开这些皱褶,只是被吸引,很难准确地说出。
陶渊明是一个对生活很挑剔的人,同时又是一个很有韧劲和忍耐力的人。这样的人内心世界里波澜很多,却不会经常形成外在的激烈。他已经习惯了自语和自叮,习惯了独自处理内心里的问题。从诗文中看,诗人总的来说是一个很谨慎的人。
感知这样一个敏感自尊的人是比较困难的,这不光因为他的内向少言,还因为他内心世界的丰富。这样一个人到底是怎样的,在过去了许久许久以后,也只有任人评说了。我们对他这样的人感到好奇,却又觉得抓不到要害。尤其作为一个网络时代和物质主义时代的人,常常处于一种空前被侵犯被骚扰的状态,也就对陶渊明这种恬淡的田园生活,对他拂袖而去的干净利落,对这样一个生活标本倍加向往。这种向往一定是伴随着我们的匆匆忙忙、不求甚解和我们不同程度的误解。时至今日,我们这些“现代人”尤其难以理解一个纠缠、自足、丰腴、活泼,同时又是痛楚犹豫的陶渊明。我们不是把他推到了反抗者的风口浪尖上,就是把他推下了个人闲适的田园洼地里去。
我们最愿意把他推到那片“桃花源”里,极不愿把他拽出桃花掩映的那个出口,只想让他一直待在里面,而完全忘记了这只是诗人的一种假设,一种幻想和向往。这是诗人内心深处的一片灿烂,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居所。我们现代人羡慕陶渊明,是羡慕那种富足、自由和清闲的生活,却从不愿正视和面对他的万般焦虑和饥肠辘辘。
实际上,是过一种富足生活还是过没有羁绊的生活,二者常常不能兼得。面对实际生活中的陶渊明,面对他在贫困中的挣扎,我们就会觉得他是那样得不自由,那样得没尊严。于是我们也会忘记陶渊明在官场里的那些狼狈,四进四出的艰涩和犹豫。这些犹豫正表现出挣脱之难,因为诗人还抱有现实的希望:试图缓解经济上的拮据,能够活得“体面”。然而,以前官场上的“体面生活”却给他带来了更大的痛苦,这种痛苦比较后来的乞讨哪个更大?究竟是陶渊明自愿走到了一种苦境中难以回返,还是他实在觉得后者的痛苦比较起来更能够忍受?我们需要对此做出回答。
诗人到了特别困难的时候,还有好几次应召的机会,但他都拒绝了。这一切显然是关乎自由和尊严,关系到生命深层的痛苦记忆。没有这些记忆作为参照,在物质极其匮乏的生活中,陶渊明是不可能打定主意坚持下去的。那种痛苦到底有多深,一个永远在功名利禄中混迹,或从未混迹过的人,大概是无法理解的。
尊严感越强,精神的洁癖越重,越是意味着他在总结自己的时候,将发现更多的瑕疵和污迹。因为他对自己的标准很高。古人这方面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箕山洗耳”的故事了,它讲的是上古尧帝派使者来箕山见许由,想把帝位让给他,许由听后觉得自己受到了玷污,就跑到颖水里洗耳朵。巢父正巧牵牛过来饮水,得知缘由后,就怪许由招摇惹事,把水弄脏了,脏了他的牛嘴。如果把标准提到类似的高度,陶渊明会是很苦的,他在回顾总结自己的时候,一定会发现自己的瑕疵实在是太多了。
陶渊明并不是回来种地就割断了以往,没有那么简单。当他深夜无眠的时候,肯定会想起许多令自己愧疚的关节,很多让自己惊讶不已的事情,为何要忍受那么久那么多?他会后悔没有更早地离开那里,这从《归去来兮辞》和其他诗篇中都能看到。
陶渊明的那些田园诗把个人生活审美化了,这一点特别了不起。这样的一个人,把歉收与劳累,甚至是其他一些坎坷,都能够审美化。一般农民是不会用那种口气谈论“草盛豆苗稀”的,可就因为陶渊明是非同一般的农耕者,他才拥有了这样的审美力与特别心。“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五首?其三》)田间劳作的辛苦在诗中尽是一种恬美、自傲和满足。
把苦难或平凡的生活审美化,主要还不是一种高超的写作能力,而更多是表现了一种人生的境界,也表现出一种人格的尊严。一个人如果在生活中常作戚戚,又怨又怒,无法超越苦难,就会丧失全部审美的趣味。这样的人终究是物质和世俗之人,一旦有了机会就会不停地诉说和渲染自己的苦难,甚至当成莫大的资本去夸耀,断然不会有新鲜的创造力滋生出来。
陶渊明这样一个灵魂和一般人是不一样的,他大多数时候不以世俗利益的得失成败来判断事物,也就不会把官场的成功与否,把物质收获的多寡作为自己的唯一衡量指标。他的内心深处,精神方面的需求更为强烈。当他觉得心中不可忍受,那种懊悔和委屈一旦满涨起来,其他的世俗利益也就无从谈起了。
对比那些腰缠万贯、权高位重的得意洋洋之人,陶渊明的尊严感极强也极真实。他无奢望,流汗水,不折腰,躲开危险,心怀藐视。我们会在这种参照下发现,那种物质和世俗层面上的所谓“成功”者,一生要折损多少个人尊严、埋没多少精神觉醒。无数的委屈接受下来,渐渐就让一个人精神麻木起来,让他的尊严长期地睡去,怕是再也拍打不醒。
有的人只是浅睡,所以总有一天还会醒来。醒来的频率和时间也就决定了生命的品质。陶渊明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尊严常常是醒着的。
……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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