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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 解码20世纪德国命运之锁，在通往现代社会的路途上，保守主义作为“乡愁”的挣扎与救赎。
　　2.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德国思想史专家曹卫东，图文并茂，讲述20世纪德意志政治悲剧的历史因缘。

内容简介

　　20世纪的德国命运多舛。因为“一战”的失败，德国人告别了19世纪的黄金时代，受制于战胜国的盘剥；因为不成熟的魏玛民主制度，德国国内政治跌宕、危机四起；因为第三帝国的崛起，德意志再次陷入战争泥潭，并背负上沉重的道德包袱；因为“冷战”格局，德国被一分为二，沦为国际政治争斗的牺牲品。
　　多舛的国家命运，并非历史的偶然，究其根底，以上所有悲剧都反映出作为后发国家的昨日欧洲强国，在面临现代性的历史大潮的冲击之后，所体现出来的应对及其后果。
　　《德意志的乡愁——20世纪德国保守主义思想史》用思想史的手法来细致分析和呈现（有丰富配图）20世纪德意志思想意识，就化解开了对纳粹德国的刻板认识。残暴的历史现象只是表象，表象之下涌动的是民族精神由来已久的推力，相比于纳粹政权这个带有历史偶然性的结果，民族精神本身要深刻得多。

作者简介

　　曹卫东，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校长。文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德国思想史专家。德国《论证》杂志、香港《社会理论学报》编委，德国普莱斯纳学会学术委员。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国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

内页插图

目录

导　论 德国保守主义：一种现代性话语
第一章 德国青年运动
1. 世纪之交的德意志
2. 青年运动的兴衰
3. 青年运动：在理念和意识形态之间
第二章 德国表现主义运动
1. 何为德国表现主义？
2. 表现主义的精神构型及思想史位置
3. 艺术领域的新浪潮：从“桥社”到表现主义文学
4. 特奥多尔·多伊布勒与早期卡尔·施米特
5. 政治与艺术的形而上学： 戈特弗里德·本恩
6. 衰落的寓言：弗兰茨·卡夫卡
第三章 德国保守主义革命
1. 文化的诱惑：德意志现代化的冲动
2. 保守主义革命的代表人物与历史阶段
3. 保守主义革命的观念与思想机制
第四章 技术保守主义
1. 技术保守主义的兴起
2. 汉斯·弗莱尔：从工业社会到民族国家的技术转型
3. 阿诺德·盖伦：自由与异化的辩证法
4. 赫尔穆特·谢尔斯基：在保守与民主之间
第五章 约阿希姆·里特与新保守主义的现代性方案
1. “零点时刻”、“技术时代”及新保守主义的登场
2. 里特的思想生涯
3. 连续性与非连续性：里特论现代性（1）
4. 市民社会与分解：里特论现代性（2）
5. 代偿：里特论现代性（3）
第六章 德国历史学家之争
1.“历史学家之争”的缘起
2. 论战的爆发与交锋：对历史修正主义的批判与辩护
3.“历史学家之争”的退潮、延续与反思
后 记

精彩书摘

　　选自第四章“技术保守主义”第二节“汉斯·弗莱尔：从工业社会到民族国家的技术转型”
　　技术价值之重估： 为民族目标而生
　　由于对现实的失望，20世纪知识分子多将改造现状的希望寄托在极权主义政治运动之上。雅各布·塔尔蒙（Jacob Talmon）曾这样解释过极权主义：“它最终识别出存在的唯一层面—政治。它将政治的范围扩宽到涵盖人类存在的全部。它将人类所有的思想和行动视为具有社会意义的，视为以政治行为为导向的。政治被定义成一种艺术：它应用这种哲学来组织社会，当这种哲学统治生活所有领域时政治的最终目标才能实现。”极权主义借助于全面政治化将社会生活高度组织起来，知识分子正是对极权主义整合社会的力量倍感兴趣才被国家社会主义所吸引，直接或间接发言著书表达对希特勒的支持。
　　在 1927年的复活节集会上，弗莱尔曾做过一次题为“希腊城邦意义”的演说，他将希腊城邦作为理想的典型与魏玛共和国作对比，尖锐地指出正是魏玛混乱的时局无法给人们以总体感。他认为个人的意义不是仅靠人自身的力量，而是通过德意志民族特殊的历史文化获得的，因此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个能维护文化传统的，具有整合力、凝聚力和共同意识的民族共同体。弗莱尔始终强调社会学学科的三大原则：历史总是在肯定（positive）与批判（critical）、有序（order）与无序（disorder）的时代中循环；现在（弗莱尔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批判、无序的时代；社会学的作用在于揭示无序时代的原因，并在未来创造一个新的肯定时代。 弗莱尔在其著作中一贯“致力于创造一个新的肯定的时代，一个统一的能包容每个人并有助于将他们从文化的碎片和意义的丧失中解放出来的伦理秩序”。弗莱尔在他的著作中大肆宣称他及其同时代人生活于一个批判的无序的时代，这个时代充斥着现代性危机：社会分裂、文化分化、个人生命无意义。立足于现实，弗莱尔对德国浪漫传统的态度是极为矛盾的，一方面是对浪漫派强调传统文化情感上的亲近；另一方面又认为浪漫派过于关注内部世界的经验而不适合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浪漫的空想并不足以改变现实。弗莱尔冲破浪漫派的藩篱，以更激进的姿态要求政治上的变革。很多保守主义者都如弗莱尔，认为传统保守主义的浪漫派传统已经不适合于20世纪，“他们在自由资本主义和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一方面是对国家的独特性持肯定立场的国家主义，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和完全整合的社会”。
　　1930年夏天纳粹选举成功成为弗莱尔写作《右派革命》的催化剂。虽然《右派革命》中并未明确出现“国家社会主义”等字样，弗莱尔也未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此书自1931年发表之日起，就被弗莱尔及其学生理解为是对纳粹运动的支援。《右派革命》将魏玛时代定位为一个批判的、无序的时代，一个应该被否认的时代，而希特勒则能为德国带来一个肯定的时代，此书无疑加深了人民与魏玛当局的嫌隙，扩大了纳粹运动的影响，它的政治意义也是相当明确的。弗莱尔在《右派革命》不长的序言中指出：国家社会主义代表了一种新的政治现象—不能用现存的主导当代政治解释的社会经济学来说明；它是第一个能抵制住滑入自由民主资本主义诱惑的现代运动；是唯一现存的能确实改变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的运动。弗莱尔提醒读者：政治选择的时候已经来临，那些长久以来不满于工业社会和魏玛政府的人都应该支持纳粹运动。
　　《右派革命》是弗莱尔对工业社会长期思考的结晶，他在其中重点分析了工业社会中国家的作用，认为国家权威因为市场的自由主义而被削弱，它只是作为调节各利益团体的仲裁人而存在，只有当人们生活于一个从工业社会各种利益冲突中解脱出来的国家时，个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
　　从《右派革命》出发，弗莱尔强调政治权力在创造一个具有共同目标的共同体中的作用，认为一个整合的、政治的民族总体只有通过统治（Herrschaft）才能创造和维持。“统治是社会现实最重要的结构因素，所有社会生活通过统治被组织起来，只有通过统治社会生活才被导向一个行动目标。”统治的任务不仅仅在于借助伦理道德目标来塑造一个民族整体，更重要的是要将每个个体和目标联系在一起，激发起他为这个目标而奋斗的激情。对于弗莱尔而言，政治权力是创造稳定、整合的统一社会的重要手段。弗莱尔相信由右派革命所创造的权威主义新国家能够将技术与社会和民族联系起来，纳粹的政治实践能够实现他在《国家》中的社会理想。
　　缺少共同目标的社会不能使其成员获得存在的意义，不能为技术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契机，这是弗莱尔对魏玛共和国自由主义所造成的混乱的批判和反思。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共同的目标，个人只会肆无忌惮地追求个人利益。个人有追求自身利益的权利和自由，但要将其放置在国家、民族这样一个共同体的限制之下，也即个人利益的目标最终是实现共同体的价值，也只有共同体的利益才能为个人的奋斗提供目标感。在《普罗米修斯》一书中弗莱尔明确表达了对个人没有限制因而产生混乱的时代的反感，他认为现代社会就是缺少这种限制，变得越来越开放，我们才越来越难以确定自身，也不能在一个过于开放的现代社会找到自己的存在之根。一切道德和文化的根基都存在于封闭社会，“开放社会必定无涉道德，如果不说是非道德的话，它将是寻欢逐利者、追求无责任权力者的渊薮，集各种不负责任、玩世不恭之大成［……］崇高之事非开放社会所能知”。从其博士论文开始，一直到 1965年出版最后一部著作，弗莱尔主要的理论关注点始终在于探讨现代社会何以变得如此开放，而我们又应如何给如此开放的现代社会重新加上界限，使其重新“闭合”起来。意义和确定性始终与界限相关，“划界”（delimitation）就是在寻找意义，而文化的作用就在于为不断变化的时间之河流提供闭合性（closedness）和稳定性（stability）。从最深层次上来说，对历史传统的思考能深刻反映出对现在和未来的理解，同时也能反映出思考者本人的价值观。弗莱尔自身对历史的评价就是随着其对现实态度的转变而变化的。他在《当代理论》里也一再表达了这一理论观点：现在的文化从传统中获得权威，历史的维度不仅增加现在的“重量”和“深度”，而且使社会文化获得总体上的连续性。弗莱尔为现代社会加上了历史的维度，强调现代社会与过去时代的历史连续性，并在传统中寻找未来制度的合法性。
　　《国家》最为集中和明确地说明了现在和过去的密切关系。在《国家》中，历史被分为三个阶段：信仰、风尚和国家。“如黑格尔的思考方式，前两个阶段分别具有肯定的特质和否定的限制。在第三阶段，肯定的特质被保存和联合起来，而否定性的限制则被超越。”第一个历史阶段：信仰。在这一阶段，手段与目的不存在冲突，社会处于自我封闭状态，借助神话、宗教崇拜、语言等文化的凝聚作用，社会成员彼此之间紧密相连。人们用神话解释自然和社会，“人们仅仅解释自然对于人类当下所具有的意义，而非将其作为一种客体进行研究”。宗教崇拜和神话一样不仅是对自然的神秘式解释，同时能调整人与自然世界的关系。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用语言命名外部事物，语言成为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第三纽带。弗莱尔认为，在信仰阶段人们和自然的这种亲缘关系使人居于世界的中心，以自身的行为方式和存在方式来定义自然，他们彼此之间，和外部世界之间并未出现疏离和异化，他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意义的“你的世界”（Du-Welt）中。这是一个带有牧歌情调的前现代社会，人们分享共同的文化和信仰，也具有共同的视野。这样的社会建基于血缘和土地（Blut und Heimat）之上，缺少内部变化的契机，形成一个稳定、自我封闭、统一的，被弗莱尔称为“最完全的人类纽带”的共同体。弗莱尔对信仰阶段的社会和历史并非全无批判：人类的生存并未脱离自然，因而无法创造出如技术、科学、法律、艺术等更高阶的文化（这是下一发展阶段的产物）。
　　“信仰”社会只有通过两方的分裂，且建立一方对另一方的统治才能过渡到社会历史发展的第二阶段：风尚。这一阶段社会关系的特点就是统治与依附。统治的长久性保障了血统不证自明的优越性，人们的社会地位来自血统的高贵，当血统论逐渐式微之时，经济成为统治的动因，财富变成决定社会地位的最重要因素。“弗莱尔名为‘风尚’的阶段清楚地包含着被马克思等人称为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文化内涵深深吸引了弗莱尔：社会冲突取代了和谐的共同体，文化丧失自我封闭性，开始向高一级发展。这一阶段的文化发展被西美尔称为文化的悲剧：文化各部分自主发展，彼此之间缺少相关性，都致力于创造自身的绝对形式，追求抽象、普遍的结构，而忽略人类自身的需要。文化各个领域根据自身逻辑独立发展，追求自我指涉性，和特定的文化背景脱离，其价值不再来源于特殊的人文背景的意义，而由其自身得出。文化在“风尚”阶段发展到鼎盛期，但是各文化门类之间缺乏协同和凝聚，不能组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整个文化呈现碎片化发展的特征。
　　“风尚”阶段技术的独立发展尤其引起弗莱尔的关注。但弗莱尔并不就此认为意义和目标的缺乏是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技术可能缺乏内在的意义和目标，但是威胁现代社会的无目标和‘总体’缺位的原因并非是技术，而是资本主义。直到现在，现代欧洲技术总是与资本主义（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原则）携手发展，应是资本主义而非技术要为现代社会目标的丧失负责。”资本主义和现代技术从产生之日起就独立于人的意图，按照经济和资本原则自主发展，现代技术发展越精益，越有可能威胁人类的生存，使人类仅仅成为手段和生产的奴隶。本是作为手段的技术本身演变成目的，不再受人类控制。所以弗莱尔认为我们要做的不是否认技术或是阻碍其发展，而是打破其与资本主义的联结，将技术重新整合进共同体的总体生活中。
　　历史的第三个发展阶段“国家”就不仅保留了技术发展的成果，更是将其整合进一个封闭的具有共同信仰和文化的总体中。也就是说，技术的发展要以社会整合为目标，以维护民族的独特价值为导向，在“国家”阶段，技术的此种发展能够得到保障。弗莱尔将前现代的集体社会（信仰阶段的社会）描述成理想社会，一个肯定时代的典型，它具有稳定、持续发展的社会结构，每个人都可以充分了解自己在社会秩序中的位置。弗莱尔认为“共同体再次被定义为一个具有共同命运和文化视野的封闭世界。［……］这样一个由类似部分组成的社会和文化只有在前历史阶段，在统治出现以前才能找到其纯粹的形式［……］虽然共同体不再以前历史形式存在，但它在之后的时期仍然以改进的形式出现：民族”。弗莱尔试图重建集体社会中的社会凝聚力、稳定性和共同感，但他并不企图恢复前现代社会的历史秩序，而是将眼光放在未来：重建民族共同体。要将民族重建为一个政治上的共同体，就必须强化民族意识和总体意识。自然和历史本身的过程并不能创造一个新的总体，具有总体意识的人才能推动这一过程，所以弗莱尔同样强调重建共同体过程中人的主观意识的重要性。他倡导一种卡里斯玛型的领袖人物，其权威和统治是不受限的，其作用在于借助权威或高压政策促进一个分散的社会整合成为具有自我意识的民族共同体。领袖原则形成共同体内的等级制，其成员的地位由其为国家和民族作出的贡献决定。然而并非每个人都愿意服务于共同目标，所以国家权威和政治手段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新的共同体内所有领域的整合都要靠国家控制来完成。“技术和经济从个人效用最大化中解放出来，以民族目标为导向。”弗莱尔支持国家根据民族共同体的利益对技术进行控制，主张运用现代技术来达到民族目标。弗莱尔坚信强国需要先进的技术，而政治的力量能调和技术和民族间的分歧，让技术为国家所用，不再受命于工业社会的经济原则。
　　在弗莱尔取得大学执教资格的论文中，他已经指出：19世纪的欧洲知识分子普遍将技术的发展视为对人类价值的威胁。在德国，这经常被表述为文明与文化之间的对抗，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之后对德国文化的认定，对英国和法国文明的认定更是使这一观点盛行起来。从拉丁词源学上来看，文明一词自身可能就标志着技术对于德国灵魂而言是陌生的。
　　弗莱尔从更宽泛的意义上定义文化，将之视为一个共同体信仰和制度的总和，技术与文化的冲突在弗莱尔这里就具体化为技术的发展将导致共同体内共同目标的衰落和特殊文化的消解。“技术解除政治和文化的壁垒”，因为技术，连同其科学化和经济追求，是一种跨国际的存在，其内在逻辑具有一种普遍性。技术是无国界的，而文化则有其特殊性，一个民族只有保有其文化的特殊性才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弗莱尔预见到技术的不断发展甚至全球化势必会导致民族共同体独特文化的丧失，而共同体文化又是社会整合和个人生存意义的来源。特殊才能产生意义，而在技术的高度发展下所有人都会因被席卷到理性化的秩序中而丧失其独特性，这在弗莱尔看来则意味着普遍的无意义感和无目标感。弗莱尔注意到技术可能给文化带来的威胁，但他认为通过政治行动可以整合技术与文化。“弗莱尔认为当代哲学家将技术看作外在于文化并对文化有害而忽略了技术在文化历史中最重要的发展，即技术态度的出现。弗莱尔写道：现代技术的出现标志着西方历史甚至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现代技术的发展基于这样一种信念：自然世界是可塑的且人类能够改造自然世界。技术专家们企图通过研究自然的客观性实现改造自然成果的最大化。弗莱尔认为技术的发展不同于文化（形成一个繁荣与衰败的不断循环），它是单线的：在技术史上，发展是始终如一的。弗莱尔提出技术的文化意义这一问题，他不仅强调技术无害于文化，还主张技术是现代文化（包括德国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弗莱尔并不否认现代技术的合法性，并且：重要的是建构一个结构牢固的、能完完全全吸纳个体的统一体。只有一种能在人的僵化状态中释放其深层强力，并将他们整合进超越于党派和阶级利益的生产意志中的宗教；只有一种运用自明真理力量的伦理理想系统；简而言之，重获或唤醒与他人相关、与我们的生命相关的意志和信仰的普遍而特定的常量，如此则能将 19世纪利己主义导致的分裂和过度的物质主义导向一种新的文化。
　　这一新的宗教就是民族主义，弗莱尔坚信只有德国的政治右派能将技术和灵魂结合起来，“经济生活会被重新整合进新宗教，德国的反资本主义再也不会和德国民族主义的需求相背离，民族主义变得现代化，并会成为将德国从无灵魂的物质主义荒漠中拯救出来的文化力量”。弗莱尔为技术提出新的任务：促进新文化的诞生，在这种新文化里，技术需要服务于更高的文化目的。弗莱尔一直关注技术与文化的关系，希望创造一种既能保证技术发展又能将其整合到更大的道德目标中去的新文化，即创造一种“不是凭借技术同时也不与技术背道而驰的文化，一种能让技术在其中克服资本主义的文化”。因此，弗莱尔认为德国民族面对的问题是如何既保留技术带来的物质利益，又能避免技术对文化的破坏。
　　1928年弗莱尔在《技术哲学》中又回到技术和灵魂（文化）的融合问题，指出技术能够和整个文化的内在命运联系起来，而只有在民族共同体的社会里才能诞生包容了技术的新文化。我们可以明确看出，弗莱尔的技术观和他的政治理想是一脉相承的，他在社会中为技术找到了新的位置，将技术转到促进民族和文化发展的积极道路上来。但技术的现代化只有在完成了右派革命的、超越工业社会的新帝国中才能实现，无怪乎他将纳粹运动视为能实现其政治理想的一道曙光。
　　在世纪之交的现代性危机和散乱的政治格局中，德意志知识分子努力为德国的现代性寻找新的出路，在一片荆棘丛中奋勇向前。对于像弗莱尔这般的保守主义知识分子而言，技术的现代化是现代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现代性的危机同样体现在技术上。工业社会的社会状况和社会组织并不是实现技术现代化的理想环境，所以应为技术的发展培育新的土壤。他将技术的变革寄托在社会变革上，认为一个极权主义的民族国家运用政治权威整合社会各方力量，将能够克服技术在工业社会的无目的性和工具化，并利用国家控制充分发挥技术的正面作用。弗莱尔尤其重视国家权力和民族共同目标在技术转型中的作用，从此出发完全可以将弗莱尔与极权主义之间的关系作为理解其技术观的切入点。而希特勒逐渐暴露出的野心将个人权力欲凌驾于国家、民族之上；对国家社会主义希望的幻灭使弗莱尔及其他有类似理论倾向的德国知识分子转而支持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激进的保守主义革命过渡为调和了自由民主思想的保守主义。
　　……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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