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节气、农事、土地,
记忆、家庭、爱人,
从北京到东北,从胡同到乡村,
《再会,老北京》作者非虚构新作!
内容简介
生活在现代中国的人,都明白见证传统流失、老景翻新的感觉。在北京,也许你上周还在一条巷子里的小店吃面条,下周再去就发现那儿已经变成了一堆瓦砾。
相比之下,东北的历史还不算那么遥远。
你乘坐的火车可能行驶在以沙皇命名的铁路上;你漫步而过的建筑不是佛教古寺,而是洋葱圆顶的俄罗斯东正教教堂;你走过的大道两旁种着日本赤松;树木掩映之下,是殖民时期各国政府的办公楼,散发着浓浓的旧时代气息;你还可以去参观溥仪的“傀儡皇宫”,看看二战时期日本关押盟军战俘的地方;你站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军飞行员俯冲轰炸过的大桥上,就是站在中朝边境上,跨越了鸭绿江。
17世纪早期,东北,开始比较频繁地出现在有记载的古代历史中。当时在世界的另一边,莎士比亚正在创作经典戏剧,英格兰的清教徒登陆普利茅斯岩,开始创建美国。
也许你不知道这里曾经发生了什么故事,有什么样的过往。而在我眼里,这些恰恰就是历史的印记,记录了东北的兴衰荣辱,也浓缩了现代中国的起落沉浮。
1993年,美国的人口普查不再把农民的数量算在统计范围内,只有不到2%的美国人居住在农村。但中国,有将近一半的人口,大概七亿人,还住在荒地这样的乡村。不过,这个数字正在直线下降:2000年以来,中国有四分之一的乡村已经悄然消失。
我很清楚,在东北,能够对中国的过去一探究竟。但没有料到,在荒地,我能一瞥这个国家的未来。
作者简介
迈克尔·麦尔(MICHAEL MEYER),1995年作为美国“和平队”志愿者首次来到中国,在四川省一座小城市培训英语教师。1997年他搬到北京居住了十年,并在清华大学学习中文。他的文章多次在《纽约时报》《时代周刊》《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等诸多媒体上发表。迈克尔·麦尔曾获得多个写作奖项,其中包括古根海姆奖(Guggenheim)、纽约市公共图书馆奖 (New York Public Library)、怀廷奖(Whiting)和洛克菲勒?白拉及尔奖(Rockefeller Bellagio)。他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目前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和香港大学教授纪实文学写作。他的主要作品有:《再会,老北京》《东北游记》。
内页插图
目录
第yi章冬至1
第二章你来我往16
第三章血浓于水33
第四章去日留痕50
第五章惊蛰68
第六章谷雨84
第七章朝圣之路97
第八章火车开往满洲站!109
第九章隧道与岔路上的旧时空135
第十章夏至153
第十一章三姨的歌谣159
第十二章伪满洲国的傀儡174
第十三章占后余波192
第十四章大暑219
第十五章通往工人村的断桥237
第十六章立秋250
第十七章大连的展示柜261
第十八章霜降269
第十九章大雪283
致谢290
注释293
参考资料340
译后记358
精彩书摘
第yi章冬至
冬日的土地,冰冻三尺,无声无息。天空没有一丝云彩,阳光照在白雪覆盖的稻田上,反射着明晃晃的光,刺得人情不自禁地蒙上眼睛。刺骨的寒风中,我倾斜着身子,步履艰难地从红旗路北上,去一个叫做“荒地”的村庄。
放眼四下,一马平川,了无生机,清冽冷峻。两车道的水泥路从稻田中横穿而过,令我想起故乡明尼苏达冰冻的湖面上凿出的小路。不过,这里可没有暂供栖身的冰屋。我在第二十二中学做志愿者教英语,那里的冬天还算好过,整个校园烧煤取暖。十分钟前我就是从那里出发的,喏,现在我的胡子上已经结起了冰碴子。
皑皑白雪中不时冒出一簇簇干枯的植物,挺像耙子和扫帚一类的东西。我的左边,落日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慢慢下降。这是12月末的下午3点22分。对了,今天这个日子,中国的农民管它叫冬至。根据太阳和月亮运行的周期,中国古人定下了二十四个节气,每个大概持续两周,冬至就是其中一个。冬至之前的节气叫做大雪,那一天,雪花如期而至,把整个荒地村笼罩在洁白的茫茫雪野之中。过了冬至,1月份就要迎来小寒。今天的zui高气温是零下22℃,想到这只是“小小寒意”的前奏,我有点害怕。学校的推拉大门上系着一条大红的宣传横幅,号召大家“预防手足口病”。还有条更没用的,说的是“冬季来临,气温骤降”。
红旗路只有一个交通标志,限速每小时四十公里。工作日都从没见过有谁超速。自行车,三轮车,人人都不紧不慢,吱吱呀呀地来到十字路口的中国农业银行、种子店、面馆和火车站。火车站的墙壁被刷成一种亮晃晃的粉色,尖尖的顶是锡制的,鲜亮的蓝色和荒地村平时的天空很是相配。要找个词来形容这个火车站,老旧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来往吉林与长春之间,横贯约一百十三公里的新高速列车不会在这里停靠。对于列车上卧铺车厢里的乘客来说,荒地村就是短短三四秒间以模糊影像迅速掠过眼前的一个地方,和中国东北的任何乡村没有两样。
当局者清。走近了看,红旗路边一字排开,散落着很多垃圾:熊猫牌香烟的空盒子,这个牌子还不算便宜;茅台酒的空瓶子;印着股票咨询的大张废纸;房地产广告传单;命理学的书刊,上面列出了买宅安家的吉利日子;还有些不知何人出版的小报,报名都是《奇闻异事》之类。上面有高级官员的私生活,各种zui新谣言被写得神乎其神;还有一些问答环节,比如,会从北京迁都吗?(不会)。“文化大革命”死了多少人?(很多)。
今天,红旗路上静悄悄的。唯yi的声音来自一面横幅,挂在两棵水曲柳树苗之间,寒风中猎猎作响,卷起来,展开,又卷起来。卷展之间,我看到了几个字眼,种植、种子、记录和出产。每天我都会经过这条横幅,但和熟视无睹的农民们不一样,我总爱抱着好奇心去研究它。在这几乎没有报刊亭和街道标志的中国农村,宣传标语就是我的中文初级读本,虽说其政治鼓吹的企图昭然若揭。这条大红色的横幅教会我几个字,zui后总算凑成了一句话:种植高质量种子,创造出产记录。 几十年来,三层的中学教学楼一直是荒地村zui高的建筑。从我任教的教室看出去,能看到村里所有的农舍,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上仿佛或密或疏的海岛。现在,我正朝一块大广告牌走去,大概两公里开外就能看到上面的大字:打造东北第yi村。立牌子的是东福米业,荒地村的一家民营农业公司。我只是认了认这上面的字,心想和其他标语一样又是闹嚷嚷的大话,没往心里去。直到东福米业开始让这话成真。
传言说,红旗路也要像铁路一样翻修升级了。当地人心想,是不是一切都要变成新的,只有他们的生活方式要过时了。甚至还有人说,村子的名字也要改。
没人能确切地解释这个村子为什么叫荒地。这里明明地处一片肥沃的河滩,从松花江的西岸一直延伸到草木丛生的丘陵地带。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早先的农民们给村子取了这个名字,想迷惑外人,别移居过来跟他们抢地方。周边也是一些小村庄,一马平川的稻田上点缀着十几间平房。这些村庄的名字五花八门:孤店子、张家沟、东岗子、土城子……
在电影《疯狂高尔夫》当中,罗德尼?丹泽菲尔德扮演的角色吹嘘,他和一个姓王的合作伙伴刚刚在长城边买了些土地:“在好的那边买的哦!”荒地村恰好就在他所说的相反方向。越过长城,就是中国的东北(和英文的wrongway还挺押韵)。中国人经常把自己国家的地图形状比作一只雄鸡,而东北就是鸡头,被挤在蒙古的草原和积雪终年不化的高山之间,高傲地昂了起来,直逼西伯利亚。
过去四百年来,这里似乎是中国zui有影响力的地区了。历史上,西方人将东北称为满洲,满族人本是以部落为单位的游牧民族,经过多年历史变迁,从独立的少数民族到各朝帝国的附庸,再到1644年铁骑冲过长城,悍然入关,坐上北京的王座。满族人建立的清朝统治了中国长达近三百年。期间,国家的领土扩大了一倍——西藏、新疆和内蒙古地区纷纷被纳入版图,形成了今天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国界线。然而,这个政权的中心却渐渐心力不支,摇摇欲坠。1908年,慈禧太后弥留之际,指了名叫溥仪的两岁小孩做皇帝。登基时,孩子坐不住,不停地哭闹。带他登基的父亲安慰道:“别哭,快完了,快完了。”结果一语成谶,四年后,越来越腐败的清朝终于分崩离析,溥仪成了中国的末代皇帝。1912年,孙中山领导起义创建中华民国之后,溥仪被迫逊位。
那时候,国家的进步对很多满族人来说意味着不幸。他们早就远离故土,在长城以南安居乐业。文化上也已经被自己统治的汉族人完全同化了。直到今天,大多数满族人看起来和其他的东北人别无二致。尽管清朝使用两种官方语言,但普通话一直是通用语。一位清朝皇帝甚至给天安门命了名。大多数满族人都不会说满语了。这种和普通话相比简直就是天书、写起来有点像蒙古语的语言,开始衰败,并走向灭绝。
同样失守的还有满族人在东北的优势。本来,历任的皇帝们都想把这里作为一块满族文化的自留地。然而,随着持续数百年限制往满洲迁移的法令被撤销,汉族农民潮水般迅速涌向这个地区。仅仅1927年到1929年间,每年就平均有一百万人到此安居,数字超过了欧洲往美国移民潮的zui高峰。
来这里扎根的“新人”,不叫这里满洲或是东北,也不叫关东,甚至不照地图上标示的那样,叫东北三省。他们只是按照所见所闻,用眼前的情形来称呼这里:北大荒。
“尽管不知道上帝到底将人间天堂选址何处,”这个时期,有一位法国神父旅经东北,下笔成文,“但我们可以确定,他没有选这里。”
然而,我眼中的北大荒美丽而独特,当得起这个引起无限回忆与共鸣的名字。北风从雪野之上呼啸而过,又穿透我厚厚的四层衣服。我神游天外,啊,这阵狂风,应该有两个管不了孩子的父母,一个叫戈壁霜雪,一个叫西伯利亚冻土。我的邻居们管这种感觉叫刺骨,不管你里三层外三层裹得多严实,这风还是能吹到你骨头里去。
然而,天空是那样辽远广阔。湛蓝与清新就这样蔓延到无边无际。在中国的城市,少有人会停下来抬头看天,那上面早已雾霾笼罩。其他农村地区也常常阴云密布,给人压抑沉闷之感。然而,在这中国的东北边关,天空蓝得发白,纯粹的颜色正如天空下蔓延的土地。这里的农民只把真正的土叫土,尘是不能称之为土的。中国很多地方的土地已经被耕种、翻犁了上千年。东北则不同,他们会有意识地选择较少开垦的黑土地,用“甜水”去灌溉。等到气候回暖,地面解冻,抓一把黏土在手里,那湿润肥沃的感觉,还以为抓的是咖啡渣。
就算土地异常新鲜和肥沃,荒地还是非常典型的中国乡村。不过这里的农民不会在山坡开垦的梯田上辛苦劳作一整年。三面都环绕着延伸到远处丘陵地区的稻田,大家每年只收成一次。
往西南方坐十二个小时的火车,就能到北京。两地之间的距离相当于从缅因州中部到华盛顿特区,将近一千公里。抛开交通运输情况和文化上的牵绊,荒地离海参崴和平壤还要近一些,距离只有一半。我经常在教室的黑板上画出简易“地图”,表明村子的位置:
中间那块空白的区域基本就可以代表中国东北,其人口和面积都相当于德国和法国的总和。这个类比还能让人想起这片土地不久前的过去:19世纪末,西方旅行者来到这里,把这片冰天雪地的边疆比作阿拉斯加;然而,他们的下一代却写道,这里是“冲突的摇篮”,是亚洲的阿尔萨斯洛林普法战争后法国于1871年割让给德国的领土。1919年第yi次世界大战后,这块土地归还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德国占领,后又归还法国。——译者。
20世纪上半叶,东北惹得中国、日本和俄罗斯炮火相向。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从中斡旋,调停战争,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然而日本却掌握了东北大部分的铁路,这也是中国zui长zui有利可图的铁路线,连接矿物丰富的腹地与太平洋沿岸的港口。俄罗斯没能成功将东北附属于东西伯利亚;而日本则努力将这里变成其“大东亚共荣圈”帝国梦想的立足点。
1931年日本曾经在这里建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所以,当日本投降二战结束之后,满洲这个称呼就犯了忌讳,被弃用了。然而,远早于日本侵略之前,满洲这个词就代替了原来的鞑靼,广泛出现在19世纪的中国地图和欧洲地图册上。就连共产党的地方机关也使用过这个词,出版过《满洲工人》之类的刊物。
朝鲜战争期间,西方媒体的报道重新启用了这个称呼。然而,1955年,苏联顾问团撤出,这片土地完全被北京的中央政府控制之后,满洲这个字眼,就渐渐淡出了。
不过,尽管在地缘政治上不再炙手可热,东北依然是一片独树一帜的土地。中国地大物博,各个区域的丰富多彩不输美国。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方言、菜系和性格。把东北这个词和这三个名词连接,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几乎都会立即想到爽脆的口音,拉长的腔调,土豆酸菜,猪肉饺子和剽悍不失低调甚至有些古怪的民风。有一首曾经全国传唱的流行歌曲《东北人都是活雷锋》,歌里用半戏谑的口气,描述了东北人民乐于助人的美德和有些让人吃不消的热情。任何在美国体验过所谓“明尼苏达热情”的人,都会觉得这种感觉亲切熟悉。
作为明尼苏达人的我自然被这历史和民风吸引。东北人鲜明独特的个性更让我想起童年时代的老邻居。另外,中国的其他边疆地区都有非常独特和难懂的方言,比如藏语、维吾尔语或者粤语。而今天的东北则使用标准普通话和非常接近的方言,如此一来,我的听说和阅读都不成问题。不过,zui吸引我的,还是这片土地的历史。
我所在高中的学生们,每每上历史课,都会用庄重而洪亮的声音,读着“中国文明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在他们的历史课本上,东北在这上下五千年中所占篇幅少得可怜。这反而让它的过去显得可亲。有记载的古代历史中开始比较频繁地出现东北的字眼,大概是在17世纪早期,当时在世界的另一边,莎士比亚正在创作经典戏剧,英格兰清教徒登陆普利茅斯岩,开始创建美国。
在现代中国生活的人,都明白见证传统流失,老景翻新的感觉。在北京,也许你上周还在一条巷子里的小店吃面条,下周再去就发现那儿已经变成一堆瓦砾。十年前,在一个即将因为三峡工程修建而被拆迁的尼姑庵,我遇到一个年长的尼姑,她说本来想在那里住一辈子的。还问我能不能把她写进某个故事里,这样也算永远待在那里了。
相比之下,东北的历史还不算那么遥远。各种各样的遗物散落在各个地区,仿佛一款名为《帝国传奇》的寻宝主题桌游。你乘坐的火车可能行驶在以沙皇命名的铁路上;你漫步而过的建筑不是佛教古寺,而是洋葱圆顶的俄罗斯东正教教堂;你走过的大道两旁种着日本赤松;树木掩映之下,是殖民时期各国政府的办公楼,建筑风格被称为“亚洲崛起”,散发着浓浓的旧时代气息;你还可以去参观溥仪的“傀儡皇宫”;再看看二战时期日本关押盟军战俘的地方,其中包括巴丹死亡行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攻占菲律宾、巴丹岛后,强迫美战俘徒步行军至俘虏营集中,沿途死者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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