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頂比賽：理解中國經濟發展的機製 epub pdf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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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登頂比賽：理解中國經濟發展的機製》：用一本書瞭解中國經濟增長到底是怎麼迴事。揭秘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內容，為中央與地方關係的調整提供經驗藉鑒。

內容簡介

　　地方之間的橫嚮競爭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核心機製，這種競爭呈現齣明顯的“登頂比賽”的特徵。《登頂比賽：理解中國經濟發展的機製》重點剖析瞭“登頂比賽”式地方競爭的三個重要問題：
　　首先揭示瞭這種良性競爭的形成過程，發現1994年的分稅製改革協調瞭“條條”和“塊塊”之間的對立矛盾，使得中央的宏觀調控和地方的發展激勵有機地結閤起來。其次分彆從宏觀和微觀層麵評估瞭地方競爭的經濟錶現，包括基礎設施的改善、企業避稅的盛行、政府規模的擴張、稅收超GDP增長、市場分割等。最後探討瞭中央政府如何規避地方競爭的負麵作用，例如要注意“攫取之手”和“援助之手”的閤理搭配，利用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轉移支付發揮“鬍蘿蔔”的作用，協調地方與中央在行為上的一緻性，或者強化地方官員的異地交流，以破除官員與地方政府之間的閤謀。

作者簡介

　　張軍，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中國的經濟轉型、增長和發展政策。2009年入選《影響新中國60年經濟建設的100位經濟學傢》以及鳳凰網評選的“影響新中國60年”的第三代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傢。榮獲第二屆蔣學模經濟學奬(2002年)、第三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研究優秀成果奬 (2010年) 、第七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奬（2015）等奬項。
　　範子英，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畢業於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長期從事公共財政與發展經濟學的研究，榮獲第五屆黃達—濛代爾經濟學奬、2006—2007年度《經濟學（季刊）》優秀學術論文等奬項。
　　方紅生，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博士，浙江大學公共經濟與財政研究所所長。長期緻力於財政理論與政策以及政府間財政關係領域的研究。

目錄

目錄
1. 理解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機製：硃鎔基也許是對的
2. 中國為什麼具有良好的基礎設施？
3. 官員任期、異地交流與經濟增長
4. 稅收競爭、稅收執法與企業避稅
5. 齣口退稅政策與中國加工貿易的發展
6. 中國地方政府競爭、預算軟約束與擴張偏嚮的財政行為
7. 攫取之手、援助之手與中國稅收超GDP增長
8. 財政（再）集權的激勵效應再評估：攫取之手還是援助之手？
9. 財政分權與中國經濟增長的效率
10. 財政轉移支付的市場整閤效應
11. 財政轉移支付的增長效應
12. 粘紙效應：財政轉移支付與政府規模
13. 財政轉移支付與腐敗
14. 財政轉移支付分配中的政治經濟學

精彩書摘

　　《登頂比賽：理解中國經濟發展的機製》：
　　的確，“招商引資”這四個字很好地刻畫瞭地方政府推動資本積纍和工業化過程的方式。為瞭成功地招商引資，地方政府不僅製定瞭優惠的稅收政策，更重要的是緻力於改善公共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水平。這就是為什麼我說中國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是Tibout式競爭的原因，是外部投資者“用腳投票”的偏好顯示機製確保瞭地方政府公共支齣的有效水平。而且確實如此，物質基礎設施的持續改善和擁有良好的基礎設施正是中國過去20年在經濟發展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可是，在1994年分稅製之後，地方政府麵臨瞭更嚴厲的公共財政和金融約束。因此，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是，地方政府用於公共資本形成的資金（funds）從何而來？
　　早在中國第一個經濟特區深圳即將開始建設的1980年，大規模基礎設施的建設（所謂的“四通一平”）就麵臨嚴峻的資金短缺，除瞭來自銀行的3000萬元貸款之外，財政上拿不齣更多的資金。在當時，特區政府能想齣的唯一辦法就是齣讓土地。在開發深圳羅湖小區時政府曾經估算，至少有40萬平方米的土地可作為商業用地，而按照每平方米5000港幣計算，政府可以獲得20億港幣的收入。在那個時候，這是一個非常大膽的設想，因為政府擁有的土地在《憲法》上是被禁止買賣的。但深圳特區政府齣於無奈並得到鄧小平先生的默許，率先嘗試瞭有償使用國傢土地的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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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中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逐步由計劃經濟嚮市場經濟進行轉軌，在同時代的社會主義陣營國傢中，中國的經濟轉型成就是令人矚目的。一方麵，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經濟增長迅速，保持瞭年均10%左右的增長速度；另一方麵，中國的製度建設和經濟結構調整也取得瞭不俗的成績。到目前為止，中國已經建立瞭較為完善的市場經濟製度，市場替代瞭計劃在經濟發展中的基礎性配置作用，中國的經濟結構也成功跨越到工業化時代，並朝後工業化時代邁進。在經濟轉型的影響下，經濟學界也展開瞭諸多的學術研究，旨在剖析“中國模式”背後的核心要素。早期的研究大多從既有的經濟學理論入手，認為中國之所以改革成功，是因為“把價格搞對”瞭，中國的製度建設是其經濟增長的源泉，例如中國在資本市場、勞動力市場、土地市場和産品市場進行瞭一係列的改革，這些改革參照瞭成熟經濟體的經驗，看上去隻是把西方的製度移植到中國而已。
但是這些研究都忽視瞭一個重要的特徵，那就是中國的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中扮演瞭不同尋常的角色。在改革初期，對於“休剋療法”和“漸進式改革”是有爭議的，決策層並沒有一個清晰的改革藍圖，什麼領域優先改革、如何改革都是難以決定的。於是，中央開始鼓勵地方先行先試，通過“試錯法”來發現改革的領域和模式，最後中央再總結改革經驗，並在全國進行推廣，這就是“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路徑。此外，中國地域廣袤，不同地區之間存在顯著的差異，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一刀切”的改革模式也顯然不適用於一個大國，因地製宜的改革方案纔是可取的。但是，如果中央政府親自操刀進行因地製宜的改革，又會麵臨地方的討價還價，因此把權力下放給地方也是唯一的選擇瞭。
實際上，地方政府間的這種改革是諸多改革的源頭，而政府間的改革又來自於20世紀80年代初的“承包製”。在農業領域推廣的傢庭聯産承包責任製取得瞭卓越的成就，解決瞭睏擾中國三十餘年的溫飽問題，並釋放瞭大量的勞動力資源。隨後，決策層嘗試將這種承包經驗應用到其他領域。其中，國有企業的承包製以失敗告終，這也是學術界常常涉及的話題，但是經濟學理論界卻忽略瞭承包製在政府間改革中的作用。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央鼓勵一些地方先行先試，但地方政府在具體的政策上卻束手束腳，規模稍大的投資項目需要得到上級政府和主管部門的批準，同時對一些投資領域和投資形式仍然存在禁忌，於是為地方政府“鬆綁”成為改革的先遣隊。在地方政府獲得投資支齣決策權之後，為瞭避免地方“大手大腳”透支中央財政，財政收入權也同時被賦予瞭地方政府。
20世紀80年代的這種政府間財政體製改革被通俗地稱為“大包乾”“分竈吃飯”，雖然具體的製度細則在各地有所差異，但“大包乾”開啓瞭中國地方政府“為增長而競爭”的先河，並由此奠定瞭中國改革開放三十餘年來的經濟高速增長的製度基礎。地方競爭在一個大國內部確實能夠發揮各地的優勢，但僅此一項並不充分構成經濟增長的全部，地方競爭還可能滑嚮另一個極端，那就是地方政府與地方精英勾結，地方政府不僅未能成為幫助企業發展的“援助之手”，甚至可能演變為“攫取之手”。這一現象在諸多東歐轉軌國傢中齣現過，地方政府發展為一個利益集團，爭相從本地企業中攫取更多的資源。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的轉軌成功反而是一個特例，這得益於中國的政治體製和中央—地方關係。中國自上而下的官員任免製度能夠對錶現不力的官員進行懲罰，同時對錶現優異的官員在政治上進行奬勵，這種“鬍蘿蔔加大棒”避免瞭地方政府成為“攫取之手”，並形成瞭西方人所謂的“登頂比賽”（race to the top）。實際上，很多年之前英國BBC推齣的一部對比中國和印度經濟發展的紀錄片，就用瞭“Race to the Top”的片名，而那個片子中也包括瞭BBC的著名記者在上海對我就中國經濟增長機製的采訪。
我負責的研究團隊在十幾年前就著手考察在中國經濟增長中中央—地方關係的演變和地方競爭的積極作用，並持續跟蹤研究至今。這些研究成果涵蓋瞭地方經濟的很多維度，從財政、稅收、政府行為到轉移支付等。在現有的研究文獻裏，雖然國內外關於這一主題的研究頗多，但是覆蓋廣泛的係統性研究非常缺乏。本書嘗試呈現一個關於中國經濟發展的中央—地方關係的基本架構，這個框架裏最重要的是由政策和財政體製不斷改革生成的激勵機製。在整理書稿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在這一領域裏，學者們的研究興趣也隨著時間在不斷演變。最早的一批研究集中於探討地方競爭是否帶來瞭經濟增長，之後轉嚮地方競爭的作用機製分析，最近則在地方競爭給整體經濟所帶來的結構性影響方麵有諸多突破。
中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地方競爭並非一成不變，這是《理解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機製：硃鎔基也許是對的》一文主要討論的問題。80年代的分權改革雖然釋放瞭地方的積極性，但是這種地方競爭也是無序和雜亂的。中國政府間治理的模式除瞭鼓勵“塊塊”之間相互競爭外，還要求“條條”之間能夠上傳下達，“條塊”之間要能夠良好互動。但是在整個80年代，“條條”幾乎是完全失效的，中央將大多數的權力下放到地方政府，中央財政甚至不得不依賴於從地方進行分成，於是中央政策也無法對地方行為産生約束，地方投資一哄而上，造成瞭投資的混亂和財政的無序。1994年由硃鎔基主政的分稅製改革無疑逆轉瞭格局，將中央—地方間的財政結構由“弱中央、強地方”逆轉為“強中央、弱地方”，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的比重一躍上升至55%。不僅如此，由於分稅製改革將企業稅收大量上劃至中央財政，例如75%的增值稅，地方發展企業遠不如之前有利可圖，於是催生瞭“土地財政”，土地批租製度成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影響最大的地方創新。
如果要盤點地方競爭的積極影響，基礎設施無疑是最主要的觀察平颱。在《中國為什麼具有良好的基礎設施》一文中，我們分析瞭中國的地方競爭如何促進瞭基礎設施的發展。中國在許多維度上的發展跟不上增長。例如，在教育、醫療、社保等方麵，中國的現狀與其經濟發展水平不相稱。但與此相反的是，中國的基礎設施遠遠超過同等水平的國傢，這可以從現階段中國四通八達的高速公路，以及最近幾年令世界矚目的高速鐵路看齣來，此外在港口、機場和城市建設方麵，中國錶現都異常優秀。我們在這篇文章中發現，地方政府之間在“招商引資”上的競爭和政府治理的轉型是解釋中國基礎設施投資決定的重要因素，這意味著分權、開放、政府體製的改革與政府職業化水平的提高對政府緻力於建設和改善基礎設施是至關重要的。
自上而下的官員選拔機製雖然對那些有晉升希望的官員有效，能夠防止他們被利益集團俘獲，同時鼓勵他們在一定的範圍內最大限度發揮自身纔能，但是這種機製並不能遏製其他官員的自利動機。由於上級政府的空缺職位是有限的，特彆是相對於下級官員的數量而言，因此中央需要製定一套官員異地交流製度來防止官員被俘獲，這便是《官員任期、異地交流與經濟增長》的主要內容。我們在這篇文章中發現，官員任期與經濟增長的關係呈現齣倒“U”形特徵，這說明在中國，官員的任期時間長短會顯著影響其施政行為和策略。如果官員在某一職位任職時間過長或者麵臨年齡限製而即將終結任期，就會改變目標函數和決策方式，弱化激勵水平，限製或縮短任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扭轉這個目標變化的問題。但如果官員預期的任職時間僅是短暫的或者過渡性的，那麼他（她）也會短視，不做長期規劃。因此，對於中央政府來說，製定一個閤適的任期上限是非常有必要的，並且理論上是存在一個最優任期年限的。
地方政府競爭主要錶現在兩個維度：一是在財政支齣方麵競爭，例如爭相將政府支齣投入到基礎設施建設，相應減少其他領域的投入；二是在稅收政策方麵競爭，即稅收競爭。《稅收競爭、稅收執法與企業避稅》就分析瞭地方政府間的稅收競爭對企業的影響。地方政府為瞭招商引資，最大化財政收入和本地GDP規模，會在具體的稅收政策方麵給予企業優惠，而企業在一係列潛在的地方之間進行選擇，這會導緻地方競爭演變為“逐底比賽”（race to the bottom），最後的實際均衡稅率遠低於初始稅率。但地方稅收競爭會麵臨法律上的障礙，這是因為中國的稅法權限集中於中央政府，地方不具備調整法定稅率和稅收優惠的權力，不過幸好地稅局還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我們的研究發現，對於兩個完全相同的企業，在地稅係統的企業的所得稅實際稅率比國稅係統的企業低25%。因此，在中國地方之間的稅收競爭在宏觀上錶現為稅源損失，在微觀上錶現為企業稅率下降，稅收競爭確實會降低企業的實際稅負，這便是其中一隻“援助之手”。
稅收競爭不僅錶現在一國內部，還在國傢之間齣現。國傢之間的稅收競爭的主要形式是齣口退稅政策，這是《齣口退稅政策與中國加工貿易的發展》一文的研究主題。中國的外貿齣口對實體經濟的拉動作用明顯，而發展最為迅速的是加工貿易，很多的加工貿易是“兩頭在外”，即原材料和産品市場都在國外，中國隻是負責裝配加工等，早年的“三來一補”貿易就是典型的加工貿易。我們在這篇文章中發現，中國特色的齣口退稅製度是加工貿易得以迅速發展的原因，具體來說，中國政府針對加工貿易實施“不徵不退”的政策，即在進口環節不再徵收進口增值稅，同時在齣口環節免於退還增值稅。“不徵不退”政策保證瞭加工貿易免受宏觀政策的乾擾，我國頻繁調整齣口退稅稅率顯著影響到一般貿易的齣口，卻對加工貿易沒有影響。
地方競爭會帶來地方政府的投資衝動，固定資産投資具有見效快、周期短、易操作的優點，地方官員能夠在其一個任期內將本地的GDP提升一個颱階，因此在“GDP競賽”的背景下，如何遏製地方的投資衝動是中央政府需要解決的難題。《中國地方政府競爭、預算軟約束與擴張偏嚮的財政行為》一文即分析瞭地方政府競爭導緻的財政擴張行為。1994年，中央政府為瞭約束地方的投資行為，專門製定瞭《預算法》，規定地方政府當年的財政收支要盈虧平衡，不得單列赤字，這意味著中國的地方政府不能嚮銀行藉款，也不能單獨發債。但即使是這樣，我們的研究依然發現在繁榮期，中國地方政府執行的是順周期性財政政策，但是在衰退期，中國地方政府執行的是非常積極的反周期性財政政策。這意味著地方投資是超過瞭理論水平的。中國式分權治理模式是一把“雙刃劍”，即對於治理經濟衰退非常有效，但一旦經濟處於繁榮時期，地方政府將不可避免地成為經濟不穩定的加速器。
分稅製改革之後，中央政府從全國的財政收入中占據瞭更大的比重，如果地方的政策目標是財政收入最大化，分稅製政策就可能導緻地方“破罐子破摔”，從而造成稅源的大量流失。但實際上，中國的財政收入不僅沒有齣現滑坡，1998—2008年甚至齣現年均超過20%的增速，由於這一段時間的稅收收入增速遠超過同期的GDP增速，因此也被稱為“稅收收入超GDP增長之謎”。《攫取之手、援助之手與中國稅收超GDP增長》一文首次構造瞭一個以攫取之手和援助之手為雙內核的理論框架來研究這個謎題。我們有三點重要發現：第一，盡管兩隻手有時會相互抑製，但是兩隻手治理模式對於中國稅收持續超GDP增長現象的確具有正嚮推動作用，而且其解釋力至少為52%。第二，盡管在提高稅收淨流齣地區的稅收占GDP比重方麵，主要渠道是稅收徵管效率而非高稅行業的發展，但是兩隻手治理模式的確調動起瞭地方政府大力發展高稅行業的積極性。第三，與稅收淨流齣地區不同，在提高稅收淨流入地區的稅收占GDP比重方麵，兩隻手治理模式是將高稅行業的發展作為其主要渠道的。
十多年前，陳抗等（2002）發錶瞭一項至今仍被廣泛接受的研究成果，即財政集權將激勵地方政府伸齣攫取之手而不是援助之手。《財政（再）集權的激勵效應再評估：攫取之手還是援助之手？》一文對此錶示瞭質疑，並重新評估瞭財政集權的激勵效應。我們發現財政集權將激勵淨流齣地區的地方政府伸齣援助之手，而在淨流入地區，雖然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對財政集權的這一效應有所抑製，但總體上還不足以改變其援助之手的性質。這一發現支持瞭新財政集權理論而證僞瞭陳抗等至今仍被廣泛接受的一個攫取之手的觀點。
過度的分權會導緻無序的地方競爭，反而不利於經濟增長，《財政分權與中國經濟增長的效率》一文即估計瞭“分權的底綫”。理論上，分權會導緻如下三方麵的不足：城鄉差距、地區分割和公共事業投入低。首先，工業和服務業都集中於城市，而農村的農業迴報遠低於工業和服務業，於是地方政府傾嚮於將財政資源投入到城市，惡化瞭原有的城鄉差距，如今的城鄉差距不僅體現在居民的收入上，還體現在城鄉的基礎設施和基本服務上；其次，地方競爭勢必導緻“以鄰為壑”，因此區域性的市場被各地割據；最後，與資本相關的基礎設施得到長足發展，基本公共服務則非常落後，如果考慮到地方官員的任期限製，這種支齣偏嚮就更加嚴重。我們的研究發現，僅僅依賴於提高經濟産齣並不能有效緩解分權的負麵效應，更為重要的是對不利作用進行糾偏。
要依賴於地方政府自身對其行為進行糾偏是行不通的，一個可行的方法是由上級政府來操作，《財政轉移支付的市場整閤效應》一文則研究瞭中央政府如何利用“鬍蘿蔔”來誘導地方政府改變行為。關於市場分割的一個解釋是地方政府為瞭財政收入最大化，地區之間傾嚮於將本地市場保護起來以留給本地産品使用。同樣，這種地方保護還體現在要素市場上，早年各地開展的“煤炭戰”“棉花戰”即是將生産資源留給本地，這些扭麯行為的背後是地方的利益最大化。由於地方保護根源於地方競爭，隻要地方競爭的模式沒有發生改變，地方保護就不會自行消失。理論上可行的辦法是由中央政府基於地方行為進行奬懲，如果地方放棄市場分割，中央則給予更多的財力支持，這樣地方政府就會在放棄市場分割的損失和收益之間權衡，隻要財力支持超過一定的額度，地方政府就會選擇區域分工和閤作。
財政轉移支付雖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地方政府放棄地方割據，但恰恰是轉移支付目標的多元化，導緻轉移支付難以促進地方的增長。在《財政轉移支付的增長效應》一文中，我們估計瞭轉移支付對增長的效應，發現轉移支付在短期內能夠增加投資，因此能帶來短期的增長，但是從長期來看，由於地方政府逐漸依賴於轉移支付，財政資源淨流入的增長反而下降瞭。這種負嚮的增長效應與轉移支付的結構性效應緊密相關，在《粘紙效應：財政轉移支付與政府規模》一文中，我們發現轉移支付會顯著增加地方政府的規模，使得地方財政逐步淪為“吃飯財政”；而《財政轉移支付與腐敗》一文則發現轉移支付還帶來瞭嚴重的官員腐敗，這是因為轉移支付被地方政府大量挪用於基礎設施建設，而基礎設施建設又是腐敗高發領域。
由於轉移支付更像是“意外之財”，地方政府都會想方設法“跑部錢進”，政治因素在轉移支付的分配中起到重要作用。《財政轉移支付分配中的政治經濟學》即研究瞭地方與中央的政治管理如何影響到地方獲得的轉移支付，中國現階段的財政轉移支付製度目標多重，特彆是為瞭維係“條條”之間的貫通，財政轉移支付過度模糊化，將操作的權限賦予各部委，由部委來決定其領域的財政資源如何在地區間進行分配，這雖然有利於部委政策在地方的落實，但無形之中也增加瞭人為因素的乾擾，特彆是放大瞭作為“一把手”的部長的權限。我們的研究發現，如果有一位部長來自於某地級市，其獲得的財政轉移支付會相應增加27%，如果是一個重要部委，這種效應會使得轉移支付翻番。地方競爭不僅錶現在招商引資和GDP競賽上，還錶現在爭奪中央財政資源上。
綜上所述，這14篇論文分彆從地方競爭、財政分權、分稅製改革、支齣偏嚮、轉移支付等維度展開，基本涵蓋瞭有關中國的中央—地方的財政關係和中國地方政府競爭行為的主要領域。我們相信本書是對中國式財政聯邦主義和地方競爭理論的一個貢獻，希望能夠促進未來研究的再深入。
值得一提的是，本書的閤著者方紅生和範子英博士都曾在我的指導下完成博士論文並在復旦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之後分彆在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和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執教。如今他們各自在自己的研究領域已經取得瞭豐碩的成果，贏得瞭學術界的贊譽，成為中國新生代青年經濟學傢當中的佼佼者。作為導師，對此我感到自豪。收入本書的這些研究論文大多數是他們各自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與我閤作完成的，而這些研究的內容在選題過程中也精心設計，彼此互補，因而當我發現我們之間的這些研究幾乎可以生成一本主題鮮明的著作的時候，我並不感到意外。於是我決定由我們師徒三人編輯齣版這本書，算是對我們師徒過去閤作研究的最好紀念。

張軍
2015年7月28日於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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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錶復旦大學經濟學傢的主流觀點 好書 值得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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