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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柯勒律治与现代国家理念》属“经典与解释·不列颠古典法学丛编”。
2.“经典与解释·不列颠古典法学丛编”不从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入手，而是从经典作品的政治法理阐释入手，主要收罗当代西方学界对英国16世纪以来各重要法律及政治思想流派以及各派代表作家作品之深度研究与评论，旨在深化对经典作家作品的理解，为当代中国的法律及政治改革提供深度的思想资源。

内容简介

汉语学界早就知道，柯勒律治是19世纪的英国著名诗人，但他也是政治思想家，是所谓“保守主义”政治思想的重要代表——本书作者卡莱欧甚至认为，英国保守主义的真正奠基人并非柏克，而是柯勒律治，这却是汉语政治法律思想界一直以来陌生的事。
《柯勒律治与现代国家理念》对柯勒律治政治哲学的研究，凸显了柯勒律治在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上半叶英国政治思想中占据的重要位置，弥补了当前学界的不足——只知有以边沁为代表的激进主义思想，而不知有以柯勒律治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思想。此外，由于柯勒律治是最早将德国古典哲学的政治法律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于英国政治法律思想中的人物，本书对我们理解19世纪下半叶英国观念论的社会思想运动也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作者简介

作者 卡莱欧（David P.Calleo）在耶鲁大学获学士及博士学位，是美国著名精英知识分子、政治经济学家，曾任耶鲁政治联盟主席，现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已出版多部学术专著。
译者 吴安新，山东济宁人，法学博士，现为重庆文理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副教授，从事法社会学等方向研究，出版著作4部，在《现代法学》、《江汉论坛》等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等省部级科研课题10余项，主研国家艺术科学重大招标项目等省部级以上课题多项，获重庆政府社科奖两项。
译者 杨颖，女，现为重庆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从事比较文化方向研究，出版著作1部，在《外国语文》等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等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3项。

目录

中译本说明 / 1

前言 / 1

导 论 柯勒律治和他的保守主义理想 / 3
第一章 领导与远见 / 11
第二章 哲学基础 / 29
第三章 浪漫主义语境 / 48
第四章 人性和政治理论 / 63
第五章 国家的灵魂学基础 / 76
第六章 英国宪法的理念 / 93
第七章 宪法和政治想象 / 106
第八章 国际视野 / 126
第九章 今日之民族国家 / 138

有关参考文献的说明 / 150
索引 / 155

精彩书摘

第六章 英国宪法的理念

[92]柯勒律治将英国宪法视为各种力量之间的持久平衡，这种平衡反映了几个世纪以来英国人信奉的理念或基本的政治原则。这一平衡，这一宪法的主导原则，在柯勒律治那里被称为衡平法(lex equilibrii)。他认为，有三对社会因素或倾向彼此必须做到相互之间的合理平衡，它们是“持久”和“进步”、“教会”与“国家”以及“活跃力量”和“潜在力量”。
第一对平衡，也就是持久和进步，在柯勒律治抨击法国革命和反动敌人时用到的一个理论公式中得到了表达。不幸的是，他的公式似乎遭到了误解，尤其是穆勒在《代议制政府》中表达的误解。柯勒律治通过“持久”表达的是社会中一切想要在既定的、系统的渠道中包容国家生活中各种能量的倾向。这是法律、制度甚至是习俗、习惯、礼拜仪式的轮流应答(responses)和情感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进步”(progression)并非如穆勒理解的进展(progress)或改善，而是指社会中的动荡因素——这些因素在现存的社会、政治和法律结构下还不能完全地得到理解。这些因素在寻找适合自身位置的过程中，即使不会带来进步，也会带来变革。柯勒律治阐述说，在任何优良社会中，这两种冲动之间必定存在持久的相互作用和恰当平衡。没有向前发展的活力，在物质福利上就没有活力、没有自由、没有改善。尽管制度总是[93]屈服于变革，但变革不能太快，否则社会便会陷入经济、政治、文化或道德的无政府状态。持久的倾向是社会捕捉和把握过去成就的手段——现实的成就不应成为轻率试验的牺牲品。
柯勒律治试图用历史上的实例展示这两种基本倾向失衡造成的后果。佛罗伦萨共和国本是天才和革新的极好温床，最终却走向末路，正是因为它不能将天赋之人纳入到一个持久的宪法秩序中。另一方面，威尼斯形成了一个非常僵化的结构，最终扼杀了所有生命力。
根据柯勒律治对当时英国社会的考察，持久性由土地大亨代表，进步则由商业阶层代表。很明显，持久和土地分不开。另一方面，商人、制造业者和职业阶层的财富是“个人的”，并且主要依赖于他们的技术和声誉。希望守护财富和地位的人总是转向土地，并且在此过程中和以维持财富和地位作为自身主要利益的人结成联盟：

建立一个家庭，把财富转变成土地，这两个想法是一对孪生兄弟，当那些富裕的商人打算安顿下来时，这两个想法总是在心中同时产生。从成为政治新贵阶层开始，他们便通 过把自己变成链条上的一环，使现在和过去联系起来，以便拿出成为持久性的证据，通过持久性的测试，从而救赎自己。长子继承权、世禄制以及它们在积累财富、消除个人愚行、恶习和不幸造就的对抗和分散力量方面的影响，都和这一原则有关。同样地，下等农民心中普遍存在的、顽固不化的偏见和反感，甚至对革新提供的益处的反感也指向这一原则。（柯勒律治，《教会与国家》，《全集》，前揭，第6卷，页39。）

[94]在英国的政治体制中，上议院代表着大的土地持有者的持久性利益，众议院则代表着商业和进步利益。绅士或小贵族在柯勒律治的分析中扮演着十分有趣的角色——在某些方面上类似于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的元老院。绅士是两大主要敌对势力之间的平衡因素，并且可以阻止正面冲突。他们是中等富裕的土地拥有者，在众议院中占据了相对稳定的少数席位。他们在下议院的作用便是和占据多数席位的多数派抗衡。然而，他们与商业利益在议会中的联系壮大了这些利益，这就促使他们和更大的土地阶层进行对抗。
在持久性和进步这两个对立力量之间，国王便是“天平的横杠”。他使这些对立但不矛盾的力量聚集在共同的忠诚之下，使它们统一起来。
如果这些对立力量之间想要保持适当的平衡，那么重要的是，政治代表机制能够提供这种平衡。柯勒律治认为，某些做法和状况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在立法过程中持久和进步之间的失衡，并因此导致政治体的败坏，他提出了三种他认为非常糟糕的具体状况：
1. 将政治权力授予没有任何实质财产的人。拥有财产不能保证此人天赋异禀，但的确能表明此人具有某种程度的审慎、自制和正直。而没有这些品质，理智就是一种威胁。柯勒律治谨慎地补充说，财产资格预设了新的有才能的人士能得到公平地取得财产的机会。
2. 取得财产的人被长久地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此项排除是建立在一个与审慎行使政治权力的能力无关的基础之上的。
3. 两种敌对利益在议会中的代表数和他们各自在国家中的影响之间严重比例失调。柯勒律治坚信，立法机关应该代表利益，而非数字。
第一个告诫——政治权力不应给予那些[95]没有财产的人——反映出柯勒律治对“暴民政治”(mobocracy)的担忧。尽管很显然他不反对给激进元素一席之地，但无疑他反对将重要的政治权力给予那些没有财产的人。他担心，由于他们没有财产，这就意味着他们在国家中没有任何股份，因此他们就可能使用权力弥补自身的贫困或发泄愤懑。柯勒律治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似乎是反动的，但我们应该注意当时下层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状况。直到1884年英国才冒险地迈出了一步，赋予几乎全部男性选举权。
针对选举权，柯勒律治提出了另一个限制，这一限制很难从历史状况的角度获得解释。他认为，教育不应替代财产成为政治权力的通行证。在他看来，一个人的智力成就，不能保证他适合统治。尽管他十分强调教育作为保护国家的手段，但他不愿意将政治权力仅仅同智力上的成就联系起来。他说，如果理智能力是政治智慧和道德品质的标志，那么中国通过公开考试选拔文人官僚的体制便是完美的。但对柯勒律治来说，理智方面的卓越、政治智慧和正直的人格并不必然是共生的。在下一章中我们还会对此详加论述，但在这里要说明的是，柯勒律治对于不具备财产的知识分子在政治方面的不信任并非只是一时偏见，而是他整个政治理论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当然，贫穷的有识之士也有获得财产的机会，并且一旦他们取得财产，也有机会获得政治权力，这一点对于柯勒律治的体系来说具有本质性的意义。财产资格使持久性免受鲁莽和嫉妒的危害，而财富的流通和投票权的给予则使进步性力量能够尽情发挥。
柯勒律治强烈反对的第三种情形，正如上文所述，是持久性和进步性这两种敌对利益在议会中的代表和他们各自在国家中所发挥的影响之间存在严重的比例失调。立法机关应该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公正地代表社会各方的利益。民主会偏向于进步，从而破坏这一平衡。但在19世纪早期议会中，柯勒律治真正担心[96]的不是民主，而是大土地阶层对两院的压制。我们曾提到过柯勒律治对“愚蠢的”乡村党的看法。或许有人认为他渴望议会改革。但事实上，他不赞成议会改革，他周密地分析了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从而为自己的谨慎做出了合理解释。他提出，在简单草率的议会改革之前，应该仔细地考虑所有议会之外的新兴力量，例如报纸、有组织的压力集团，他们已经开始对议会活动产生深远的影响。在他看来，这些大众政治的新兴事物能在议会中与土地利益在数量上的优势抗衡，甚至不只是如此。尽管持久性的代表从表面上看是过度的，但长远来看，这不是问题所在。柯勒律治反对1832年通过的《议会改革法案》。他相信，它包含的原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进步力量的全民选举权和持久的超额代表。很显然，周围变化如此明显和剧烈，他怀疑代表持久性的势力能否找到方法，从而保持它在议会中的影响。
…………

前言/序言

导 论 柯勒律治和他的保守主义理想

[1]在英国所有伟大的文学人物中，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毫无疑问是最多才多艺的一个。三首著名诗歌显示了他作为诗人的天赋。作为一位报刊评论员，他才华横溢、广受欢迎。时至今日，他仍是英国文学评论中首屈一指的人物之一。当代学者还发现，他还是一位伟大的心理学家，对人类思想创造性过程进行了敏锐分析。他的哲学思想曾被认为不值一提，但近年来也得到广泛关注；即使在诸如逻辑学这种技术性很强的学科中，他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在英国的现代宗教思想中，他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此外，他甚至还被认为是凯恩斯经济学派的先驱!
然而，学界一直有人对他冷嘲热讽。与他同时期的人对他的评价大多是诋毁性的，言辞刻薄。恐怕没有人能像他一样，受到众多传记作家的轻视。尽管他才华卓著，却意志薄弱，[2]终其一生活在自怨自艾中，将聪明才智浪费在了几近疯狂的怨天尤人中。他的私生活丑闻不断，抛妻弃子，或者更确切地说，离家出走，沉迷鸦片，难以自拔。而且，他悄无声息地将很多德国理论据为己有，因而受到鄙视。
对于这些指控，柯勒律治的仰慕者们尚可找到说辞。但他的很多作品往往半途而废，对其声誉造成了巨大打击。他常常谈到，希望能写一部哲学的鸿篇巨制，阐述他的各种思想的内在联系，却从未真正付诸实施。柯勒律治不是浪漫的阿奎那，也并非英国的黑格尔。他留给后人大量闪闪发光的思想碎片——尽管这些碎片总是激发人们的讨论，但永远只是只言片语。
不过，他的确出版了很多作品。而且这些已完成或未完成的作品不仅充分展示出他的博学多才，更展现了他丰富的想象力。他确实是一个天才，能够自由穿梭于不同的学科，精辟地领会不同学科之间微妙但至关重要的关系。他可能融会政治、哲学、宗教、科学和艺术等不同领域的知识来论证一个论点。一般来说，如果读者思路不够开阔，很快就会感到茫然，并可能将自己的茫然归咎于作者。但只要仔细并且持续地研读他的作品，肯定会受益匪浅。不管反对他的人如何贬低他，他始终有很多忠实的追随者。或许他获得的最大褒奖来自穆勒(John Stuart Mill)，尽管后者并非他的信徒：

最近，两位伟人辞世，他们使整个国家受益良多的，不仅是他们在有识之士中传播的[3]思想，更因为他们在思想和研究模式方面引领的革命……在英国思想界，可以说每个人都曾向这两位学习如何思考(无论他后来采纳了什么观点)。……这两位著名的人士便是边沁与柯勒律治——当代英国两大原创思想家。

之所以说柯勒律治是一个原创思想家，并非因为他是一个诗人，而是因为他是一位哲学家。他的政治理论作为其哲学思想的一部分，自成体系，影响深远。柯勒律治曾一度与华兹华斯和骚塞(Southey)交往甚密，并与他们走了同样的道路：先是一个革命派，随着年龄的增长，愈发失望，最终成为保守派。至少表面上他们走了这样的道路。他先是一个一神论的鼓吹者，对国教不屑一顾。他激动万分：

法兰西愤然扬起了巨臂，
顿足如雷，以横扫海陆的诅咒
告知天下：她势必赢得自由……

他憎恨贵族阶层，信奉哈特利(Hartley)，并深信，如果周围的环境改善，那么人们也会日益变好。他和他的朋友们试图在美国建立“大同邦”——一个理想的共同体。
但在1834年他去世时，他反对辉格党的改革，热烈支持英国国教。为什么会这样？表面原因显而易见——法国人的过度激进、他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生活的不幸、日渐衰退的诗歌创作力，或者仅是因为他日趋衰老。这些解释都忽略了一个事实：柯勒律治晚年的政治哲学是对英国政治思想史上不断变化的保守传统的创造，而并非是精力衰退的悲伤挽歌。这一传统的真正代表人物是柯勒律治，而非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
[4]称柯勒律治为保守派有误导性，尤其是保守主义常常被简单等同于对变革的仇视。柯勒律治的保守主义类型藐视简单的归类。它并不直接和任何阶级的利益相关联——虽然它的确指向一个贵族和下层人民的同盟。柯勒律治对现状极度不满，所以其保守主义带有十分强烈的激进色彩。虽然他常常以史为鉴，但并非政治的复古主义者。他并非天真地想要逆转时代，回到过去某个令人感伤的时代，而是希望从英国史中提炼出那些至关重要的原则，他相信在幸福的年代中，那些原则始终贯穿于英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他认为，这些原则应该用来指导当今的政策。这些原则可能需要调整，甚至需要妥协，但绝不能被忽略。这种保守主义可以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做出权宜的让步。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不只可以坦然地接受变革，而且可以在古老原则的指导下对当今进行富有想象力的改良。
在柯勒律治所处的年代，保守派迫切需要这种能力。他们面对法国大革命的摧枯拉朽之势毫无准备。18世纪的英国经济繁荣，一片宁静祥和。与法国不同，英国十分平静地进行了启蒙运动。17世纪激烈的宗教冲突也已逐渐消散。在整个18世纪，英国国教保持了一种善意的模糊性，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宗教纷争。自然神教派，虽然一度在知识分子中传播广泛，但被认为形式拙劣，也很少在公共场合下得到人们的拥护。政治上，英国自鸣得意，自认为受到整个欧洲的羡慕。英国人对宪法无比崇敬，认为它是全世界最明智之人的智慧结晶。几乎整个18世纪，政治学反思人性和腐败——繁荣的英国规避了任何严肃和敏感的话题，沉浸在惬意的自我放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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