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論井岡山精神》對井岡山精神産生的社會條件、思想淵源及其作為中國革命精神之源的曆史地位做瞭係統的考察,對井岡山精神的科學內涵及其與革命戰爭年代的長徵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及98抗洪定神的傳承與發揚、共性與個性的關係做瞭深入的研究和闡釋。
《論井岡山精神》再版版本在對井岡山精神科學內涵的闡釋、對井岡山精神産生的社會曆史條件的分析、對井岡山精神的曆史地位和現實意義的論述等方麵,都有瞭新的提升,加重瞭論著的學術價值,是井岡山精神研究的一部力作。
目錄
第1章 奠定中國革命勝利基礎的井岡山鬥爭
第一節 逼上井岡山
一 大革命的失敗
二 反抗與挫摺
三 毛澤東的抉擇
第二節 星火燎原
一 點燃星星之火
二 發展工農武裝割據
三 堅持湘贛邊界
四 進軍贛南閩西
五 十萬工農下吉安
第三節 中國革命的搖籃
一 復興中國革命的榜樣
二 聚集革命力量的主陣地
三 馬剋思主義中國化的開篇之作
第2章 井岡山精神的科學內涵
第一節 實事求是、敢闖新路的精神
一 中國革命要走自己的路
二 開創新的革命大本營
三 “山溝裏的馬剋思主義
四 “從鬥爭中創造新局麵”的思想路綫
第二節 堅定信念、矢誌不移的精神
一 毛澤東對“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迴答
二 硃德的“這是中國的年”的判斷
三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科學預言的提齣
四 黨和人民堅信“星火燎原”的客觀依據
第三節 艱苦奮鬥、百摺不撓的精神
一 睏難“有時真是到瞭極度
二 “好在苦慣瞭
三 自力更生渡難關
四 民主主義的大熔爐
第四節 不怕犧牲、無私奉獻的精神
一 火綫上的殊死拼搏
二 用鮮血和生命塑造的悲壯豐碑
三 巾幗英雄的壯麗畫捲
四 人民群眾的無私奉獻
第五節 依靠群眾、勇於勝利的精神
一 “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
二 眾誌成城反“會剿
三 鞦毫無犯的群眾紀律
四 黨政軍民魚水情深
第3章 井岡山精神産生的社會曆史條件
第4章 井岡山精神源遠流長
第5章 井岡山精神永放光芒
後記
精彩書摘
《論井岡山精神》:
工農運動的迅猛發展和北伐戰爭的節節勝利,極為沉重地打擊瞭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動搖瞭它們的統治根基。在共同的反動本性驅使下,中外反動勢力不約而同地加緊活動,采取從外部、從內部和內外勾結的多重手段,破壞大革命運動。以英帝國主義為首的帝國主義列強,在支持北洋軍閥的同時,自始至終以武力公開脅迫中國人民,除五卅慘案外,還製造瞭沙基慘案、萬縣慘案、南京慘案等一係列事件,甚至策劃更大的武裝行動。這種赤裸裸的外部乾涉,並不能嚇倒中國人民,真正對大革命造成嚴重危害的,是國民黨右派在革命陣營內部的分裂活動。國民黨右派勢力的基礎,是一些留在黨內的地主買辦分子、官僚政客、南方軍閥。他們利用自己在黨內占據的有利地位,不斷興風作浪。
大革命興起之初的1924年6月,右派分子鄧澤如、張繼、謝持以中央監察委員的名義,嚮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提齣《彈劾共産黨案》,8月又發錶所謂《護黨宣言》,公開反對國共閤作,反對反帝反軍閥的革命綱領。以孫中山為代錶的國民黨左派和共産黨人給予瞭堅決迴擊。1925年3月,孫中山因病逝世,右派活動日益猖獗,目標直指革命的領導權。僅1925年間,就連續發生瞭戴季陶提齣為右派篡黨奪權作輿論準備的戴季陶主義、暗殺左派核心人物廖仲愷、“西山會議派”公然反共和另立國民黨中央等事件。當時革命分子在國民黨中央權力機構仍占據很大優勢,這些反共分裂活動遭到瞭有力的迴擊。然而右派勢力明顯增大,老右派們仍占據高位,以蔣介石為代錶的新右派勢力又開始抬頭,情況更為復雜。
辛亥革命後,混跡於上海幫會和交易所中的蔣介石,懷著個人野心和投機目的,努力接近孫中山並博得孫中山的信任,擔任瞭黃埔軍校校長的要職。他錶麵上非常革命,“起瞭一些一般資産階級代錶人物的作用”,骨子裏卻充滿著反蘇反共意識。孫中山逝世後,他一麵繼續以左派麵目齣現,一麵陰謀排斥共産黨人和國民黨左派,誌在攫取最高權力。
蔣介石擺齣一副維護國共閤作的姿態,卻接二連三地提齣限共、溶共的要求。1925年8月第二次東徵後,他要求共産黨人要麼退齣黃埔軍校和他任軍長的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要麼退齣共産黨。1926年初他當上瞭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和國民革命軍總監,立即於3月間製造瞭“中山艦事件”。事發前,他指使軍校的右派學生到處散布“共産黨要暴動”的謠言,然後間接命令共産黨員李之龍任局長的海軍局,派兩艘得力軍艦到黃埔軍校候用。中山、寶壁兩艦遵令到達時,他卻不見人影。李之龍好不容易找到他並經他同意,兩艦又開迴廣州。就這麼一件簡單的事,他卻大做起文章來。既矢口否認發齣過調艦命令,又以防止“變亂政局”為藉口,於3月20日淩晨宣布廣州戒嚴。他派兵占領中山艦並解除其武裝,逮捕瞭李之龍;他派兵包圍瞭省港罷工委員會,收繳瞭工人糾察隊的槍支;他派兵包圍瞭蘇聯顧問和著名共産黨人的住宅以及全市的共産黨機關;他拘捕瞭黃埔軍校及第一軍的全體共産黨員,將時任軍政治部主任的周恩來軟禁一天,並要求共産黨員退齣國民革命軍。5月間,他在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又提齣《整理黨務案》,對共産黨人在國民黨內的地位作瞭全麵限製和貶低。六七月間,他當上瞭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當上瞭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主席,終於達到瞭攫取最高領導權的目的。
1926年11月,北伐軍占領南昌,北伐勝局已定,蔣介石背叛孫中山三大政策的反革命嘴臉更加暴露,他的大地主大資産階級立場深受中外反動勢力的青睞。在南昌,他反對國民政府由廣州遷武漢,力主遷到南昌,以便由他控製,但遭到國民黨左派的抵製;他與日、美帝國主義達成瞭“諒解”,與北洋軍閥奉係首領張作霖達成瞭“妥協”;他公開發錶反革命演說,指使部下製造一係列壓製工農群眾、殺害共産黨人的事端。1927年3月6日,贛州總工會委員長、共産黨員陳贊賢被害。此後,蔣介石從贛州、南昌、九江、安慶,一路殺嚮南京、上海。在上海,他與受英、美帝國主義指使的大買辦虞洽卿談判,就發動反革命政變討價還價,完成瞭與帝國主義和中國買辦階級的勾結。國民黨右派也就成瞭代錶大地主大資産階級利益的國民黨反動派。
蔣介石的反革命陰謀之所以能夠屢屢得逞,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共産黨中央存在著的以陳獨秀為代錶的右傾投降錯誤。
共産黨雖然與國民黨建立瞭閤作關係,但黨內對無産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問題,始終沒有取得統一的認識。黨的總書記陳獨秀認為中國民主革命隻能以資産階級為主體,即領導權應歸資産階級,因為“資産階級的力量究竟比農民集中,比工人雄厚”。並認為民主革命的前途是資産階級得到政權,無産階級要得到政權必須視那時的具體情況來決定。這就是所謂“二次革命論”。黨內不少同誌對此持反對意見。所以1925年1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共産黨第四次全國代錶大會,總結一年來國共閤作的經驗教訓,明確提齣:隻有作為最堅決革命力量的無産階級在民主革命中取得領導權,纔能保證革命的勝利;無産階級隻有去發動和組織作為工人階級的天然同盟者的農民,纔能取得領導地位;黨必須在全國範圍內發展自己的組織。由於會議精神得到貫徹,纔齣現瞭大革命的前期和中期的大好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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