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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二战之中，西方人通过爱泼斯坦的报道了解中国战场
　　无论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爱泼斯坦均亲身深入采访
　　亲历中国从半殖民地到民族解放的恢弘历史
　　幼年即流亡中国长年为美国合众社、《纽约时报》等报道中国
　　《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国际视野回顾近代中国变迁，大量引证珍稀中英文史料

内容简介

　　《从鸦片战争到解放》着重描述了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段复杂曲折的历史，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作者用可信的事实和生动的笔触，概括了在这一个世纪里，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实现民族解放的恢弘历史。这部视野宏阔、观察深刻的著作，也成为爱泼斯坦“战争四部曲”收官之作。

作者简介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国际知名记者、作家。1915年出生在波兰华沙，1917年跟随父母移居中国。长年为美国合众社、《纽约时报》等报道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对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均有深入报道。既奔赴南京、广州、武汉及山东台儿庄前线战场采访，也曾突破重重封锁访问延安。此外，他还应宋庆龄之邀，在香港参加“保卫中国同盟”，积极宣传中国的抗日斗争并争取国际援助。新中国成立之后，爱泼斯坦应宋庆龄的邀请返回中国，后来加入中国国籍，并多次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
　　爱泼斯坦亲身经历了中国从半殖民地到民族独立、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历史巨变。他说：“中国实际上成为我写作的唯一主题。”他的七部主要作品包括：
　　以抗战为主题的“战争四部曲”：《人民之战》《我访问延安：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和《从鸦片战争到解放》。
　　《西藏的变迁》：这是作者1955—1976年间每隔十年赴藏采访，在采访近千人、笔记约百万字基础上写成的一部反映西藏今昔变化的巨著。
　　《宋庆龄：20世纪的伟大女性》：宋庆龄唯一一部授权传记，作者受宋庆龄生前所托历经十载艰辛撰成。
　　《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爱泼斯坦自传，见证中国世纪巨变的传奇一生。

精彩书评

　　★一个采访过从中国高层领导到普通百姓的国际记者，一个目睹了中国20世纪巨变的见证者，一个将自己的命运融入中华民族沉浮之中的参与者，一个为宋庆龄撰写传记的作家。
　　——《人民日报》
　　
　　★为了向外界介绍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真相，宋庆龄在创办《新闻通讯》时邀请了两个支持中国正义事业又有经验的外国记者——贝特兰和爱泼斯坦。
　　——《人物》

目录

作者前言
第一章 旧中国
第二章 鸦片、战舰和传教士
第三章 太平天国革命
第四章 “西学为用”的第一次失败
第五章 中国被瓜分的危机
第六章 改革者及其失败
第七章 民众的义和团起义
第八章 走向资产阶级革命
第九章 清王朝被推翻了
第十章 军阀统治与新人民力量的诞生
第十一章 1919年的“五四”运动，新民主革命的开端
第十二章 创建中国共产党：工人阶级走向前
第十三章 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
第十四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第十五章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第十六章 抗日战争
第十七章 解放战争及其胜利
作者后记

精彩书摘

　　第十一章 1919年的“五四”运动，新民主革命的开端
　　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学生上街游行，奔向北洋政府办公地点时才发现，在这个紧要关头，部长们正和日本的外交官们密谈。警察向示威学生开枪并逮捕了一批学生，激起全国一片抗议的浪潮。中国的青年学生，不愿像他们父辈那样在半奴隶状态下苟且偷生，到处奋起抗争。即使正在日本留学的学生也走上了东京街头举行游行示威，日本政府派骑兵驱散了他们。民族资产阶级开展了抵制日货运动。上海工人、英资的开滦煤矿工人和京汉铁路工人，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政治性的罢工。
　　在抗议浪潮的震慑下，北洋政府早在6月初便下令释放被关押的学生。然而，这些学生作为引以为自豪的斗争胜利的一方，却拒绝出狱，要求政府开除对逮捕学生负责的官员，要求允许举行新的示威，要求政府公开向学生道歉。北洋政府为了把全国人民的愤怒引向歧途，不但让警察去请求拒绝出狱学生的谅解，甚至还派汽车送他们出狱。6月28日，示威群众声讨的三个部长被免职。中国还宣布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的高潮之一。它发生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也是十月革命的一项成果。十月革命改变了地球上1/6人口的世界大国的面貌，由工人阶级取代了帝国主义政权。中国的革命者过去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一度充满了理想化，现在已完全丢掉了幻想。鼓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西方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不仅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杀戮，他们还以彻头彻尾的虚伪的背叛，给自己针对德国、奥地利和土耳其的胜利贴上了资产阶级民主对专制王权胜利的标签，而这是中国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如果说，帝制政体和共和政体只不过是政府的组织原则和形式而已，民众只是由此遭到无穷的愚弄、欺骗和流血，那么，中国人民就要问自己：其他的出路在哪里？在哪里能够找到同盟军？
　　前面已经指出，伟大的工人阶级的领导人和思想家马克思、列宁，对中国人民过去的斗争早就表示过深切的同情和理解。但在那个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还无法向中国提供帮助，中国人民也还不理解他们表达的同情，也不会认识到世界工人阶级是反抗帝国主义资本和剥削的盟友。
　　然而，到了1919年，情况就不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在中国的近邻找到了一个具体实践的场所。在苏俄，工人阶级取得了统治地位。中国人民能够从苏俄的实践中，判断其实验是否成功。
　　苏俄的行动是简洁明快无可非议的。当打了胜仗的协约国列强们又在鬼鬼祟祟地图谋对中国的奴役时，苏俄政府第一个宣布无条件废除过去沙皇俄国从中国土地上掠夺的一切特权，把从各项不平等条约中得到的好处，如治外法权、租界、赔款、“最惠国待遇”等，全部予以废除。
　　而且，中国人民还目睹了邻邦俄国的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不但推翻了“他们自己的”帝国主义者统治，还完全以自身的力量，打败了整个帝国主义阵营的武装干涉。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的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都站在一个阵营，德国是另一个阵营。现在此两大阵营纠集在一起，派遣部队大举入侵苏俄，试探并企图粉碎苏维埃政权，疯狂叫嚣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甚至连中国的北洋军阀政府也参加了针对苏俄的军事干涉。决心实现民族独立、争取进步的中国爱国人士们看清楚了一件事情，即，如果他们从前的敌人都站在一个队列，那么站在他们对面的一边所代表的必然是正义和真理。同时，他们也越来越认识到，他们在国外的真正朋友，是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
　　就政治觉悟而言，这就是中国人民针对上述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事件的初步认识。正如斯大林所注意到并指出的：在俄国，胜利推翻资本主义已经“为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建立起了新的革命阵线，这条阵线从西方的无产阶级，经过俄国的革命，一直延伸到东方的被压迫民族。”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系列事件，显示了这一进程的开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系列事件，使得这一进程更加速发展。
　　的确，在第一次大战的日子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东方的革命，在本质上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非社会主义革命。这些革命对内的任务，是在各自的国家内消灭封建关系。然而其与17~19世纪欧洲的“古典”式的资产阶级革命已大相径庭。这些革命所追求的目标不可避免地使其与帝国主义，即20世纪的世界资本主义，发生冲突。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打败了资本主义。而在整个欧洲，资本主义也面临劳动阶级所代表的社会主义力量的挑战。
　　因此，新的革命就是日益壮大发展的社会主义的大联盟。在此环境之下，每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都不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资产阶级注定要在帝国主义与本国民族利益矛盾面前越来越摇摆不定。它自身的阶级性格，又使它对自己国家的劳动大众深怀恐惧。如此一来，若要取得反封建、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完全胜利，只能依靠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领导农民和全国人民去奋斗。革命胜利之后，也不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只能过渡到下一个阶段，即建立社会主义。
　　对此，毛泽东有明确的界定：
　　然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自从1914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在地球1/6的土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起了一个变化。
　　在这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之内的，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新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
　　中国革命新的领导阶层现已开始组成。全国爱国知识分子转而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以此作为推动中国向前进的手段。尤其具有最伟大历史意义的是，现在引进来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不是旧的社会党人和第二国际的工联主义者所奉行的还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而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被俄国共产党人用来有效地推翻并驱逐了帝国主义。毛泽东这样写道：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考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虽然人数不多，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在“五四”运动中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赋予“五四”运动新主题和新思想。与其他的诸如“打倒《凡尔赛和约》”等口号相比，“打倒帝国主义”显然代表着更高的水平和更高的认识。
　　正是在“五四”运动过程中和之后不久，中国知识分子中的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开始出现激烈的分化。自由主义者在“五四”运动中也发挥了作用，尤其是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文化革新方面。但自由主义者自命为文化精英，能够取代老派官僚，并运用现代（即资产阶级）知识，担负起领导与“拯救”国家的重任。因此，当那些“落后而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劳动大众（他们占国民的大多数）加入到斗争的行列中来时，他们便同反动政府一样，感到十分惊恐。这批人的主要代表是曾留学美国的胡适，他是实验主义哲学流派代表人物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杜威（John Dewey）的门徒，他不久就开始匆忙后退。他号召青年人少谈些“主义”（意指马克思主义），多研究些“问题”，即多研究技术和资产阶级的社会学。
　　所以，从一开始，中国知识分子的两大阵营从同样愤懑于中国的衰弱和落后出发，而得出不同的解决途径。自由主义者把民众的坚决主张看作是对“文明进步”的威胁。胡适甚至拒绝把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权力作为革命的对象，他只主张在“陈旧原始”的思想与方法和“科学的”“有效率的”的思想与方法之间选择一种。但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统治阶级和旧社会的上层建筑，都是进步的绊脚石，而民众才是社会的主力，是能够推翻旧制度，推动进步的唯一力量。所以，李大钊教授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回答胡适说，只有“主义”，才能找到“基本的解决办法”；没有主义，中国的“问题”一个也不能解决。
　　这场论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对于知识分子们而言，论战为他们提出了可供选择的两条道路。一条是，把自己的知识传输给被压迫的广大民众，与他们一起战斗，向他们学习，推翻压迫者，建立一个新中国；另一条是，作为压迫者的“忠诚的反对派”，从他们那里乞得一官半职，从而有机会做点好事，但依然使国家与民众处于从前的困境之中。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指出的：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胡适后来的大半生都用于讨好美国，他在中国的数届反动政府中都担任过要职。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早就决定了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如果要争取民族自由和开拓前进的道路，在全世界处于帝国主义时代的前提下，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用社会主义制度取代帝国主义，然后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所以，不论任何人具有什么样的“现代思想”，如果只垂青于资本主义而拒绝社会主义，其最终的结局，只能成为帝国主义者的傀儡和国内的逆潮流而动者。胡适在晚年，担任了台湾蒋介石政权的“中央研究院”院长，并终老其任。胡适是统治旧中国的最后一个半殖民地买办政权的遗老，还有比他更具有“现代思想”的人物吗？
　　相比之下，李大钊走上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他牺牲在了敌人的绞刑架下，成为早期的革命烈士。然而，正是他为中国知识分子们所鼓与呼的，和他所协助创立的中国共产党所遵循的这条道路，最终得到最大多数民众的拥护，打败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并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全体中国人民来说，这才是取得独立、走向强大和现代进步的正确的光明大道。
　　……

前言/序言

　　《从鸦片战争到解放》1956年在北京第一次出版，1964年的第二版做了扩充和修改。
　　本书的目的绝不是要对中国在那个重大转换的世纪中的全部历史加以论述。比如，经济和文化，就无力加以论述。要想包含全部内容，那要写一部大型长篇巨著，这事还是留给那些更具有专业知识的作家们去做吧。
　　这个短篇著作的目的是什么呢？它是要帮助受西方教育的读者（不仅是西方本地的，还有各大洲也受过西方教育的人）从他们所学的或没有学到的历史中，或者从他们的思考习惯中“换位思考”，使他们认识到有必要将毛泽东明确而尖锐地提出的“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作为思考历史的界限。
　　所采取的方法是从已知到未知。因此，要引证许多早期的英文记述报道，但是，要将这些记述，在更广泛的框架内加以运用。不但要引证中国方面的，还要引证那些被省略被掩盖了的西方的历史记述。首先是帝国主义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存在于中国和其他的受其统治的土地上，还存在于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本身。其次是客观存在的相互支持，这种支持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是隐含着的，然而，更为经常的是完全忘记了过去许多民族和人民的斗争，以及中国人民的那些斗争。
　　准备和写作这本书，也是为了加深对作者本身的教育。作者本人年轻时（是在旧中国一块外国人管理和驻守的飞地上长大的）也是积极地接受那个时代盛行的欧美中心论的教育的。直白地说，就是充满了许多侵略和殖民主义有理的自我辩解。但是，随着种种的影响和亲身经历，特别是在20世纪30到40年代作为一名在中国战场上的记者，开始从那种概念中挣脱出来。随后，积极投入到已经了解到的以及尚未了解到的历史事件的背景中去。
　　当20多年前这本书第一次出版时，是为了帮助读者取向一种类似于重新评价的作用，这应该是非常必要的。从那时以后，本书在消除幻觉上起到了作用。然而比书更重要的是，影响到每个人的世界的大变革。首先就是新中国的近一步的上升。其次是亚、非、拉美民族解放运动的连锁反应。今天，第三世界人民最基本的运动，成为地球上大多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超级大国统治、支配和扩张的最积极、最广泛的力量。他们遭受得太多太久。他们再也不想遭受下去。
　　在这些巨大变化的影响下，用英语写作的中国历史也改变了，但是还很不够。再也不那么明目张胆地叫嚷欧洲中心论，那些了解中国的作家和源自于中国资料的著作也不再是例外。可是他们仍然经常偏向帝国主义和旧中国被推翻的统治阶级。很多的所谓“北京推论家”仍然认为中国的不幸在于错失了资本主义的“正常”道路。于是，他们通过某些历史的偶发事件或者不当举措，做出了他们的推论：“要不然的话”——事情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假如”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早期西洋化的鼓吹者为清王朝找到了更为充实的基础；“假如”在1927—1949年，美国支持了中国的私人银行、民族工业以及资本主义改革趋势，而不是国民党的半封建主义、官僚垄断的资本主义以及蒋介石；等等。
　　现在配备了中国文字的装置和电子计算机数据库，这些学者们苦心孤诣地筛选他们的“假如”所需要的证据。几乎在每一件事情上，他们都提出大量的趋势和预兆，而事实上，除了泛泛地说些到底为什么的理由外，实际发生的事实却与他们的推论完全相反。
　　实际发生的结果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领导了中国的革命，并采取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对此，“北京推论家们”不得不极为勉强地承认了现实。可是他们又暗示：从许多角度上，迟早中国必然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一条长期发展的通道，特别是工业发展——似乎一切都是脱离常规的。他们说作为一种光鲜一时的倾向，社会主义仅仅是一种资本形成的模式，在实施这种功能的国家里，大量私人资本聚集不起来，而且注定要蒸发掉。人们觉得那只是一种探索的动机，而且官方和企业如此经常地得到好处，使社会主义的意念消亡得更快。
　　但是在这个酸葡萄园里，劳动者们从另一方面看到这样的基本事实——世界资本主义，在其帝国主义阶段已经把中国的资本主义道路堵死了，使得他们的那些“假如”成为不可能。世界历史的实际动向，使得社会主义道路在我们的时代成为中国唯一正确的道路。证据就是——一百多年里，所有其他选择都归于失败。
　　尽管这样，他们中的一些人仍然不肯罢休。20世纪70年代，有一段时间公开对老牌殖民帝国主义的行径勉强表示亏欠之后，又开始回潮。那些新的辩解人问道：它真的是那么糟糕，可是它确实存在过吗？也许，毕竟它的本意是好的，一般地说结果是好的。是愚蠢和盲目（双方）导致本可避免的冲突。
　　西方的“北京推论家们”的“假如”学派，20世纪60年代在莫斯科有了同行。在那些悲叹中国脱离了“正常道路”的翻版中，就有王明倡导的“正确道路”，然而，长期的历史证明，它不可能导致成功，而只能导致依赖、灾难和投降。
　　他们有他们自己设置的一些“假如”。如果中国的共产党没有把重点转移到农村去；毛泽东也没有在1935年长征期间，进入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层；如果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没有延安的整风运动，确立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中国的实际。还有，如果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选择的是依赖型国家，而不是独立自主的发展，没有建立过人民公社，也没有过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甚至在中国和世界上搞霸权。
　　克里姆林宫的信徒们对历史的无知不亚于西方，他们也在探寻为什么他们“昨天”失去了中国，而想象是否明天它还能回归，这在1970年代这个不同凡响的时代，不过是一种幻想。资本主义美国的统治者们通过在中国，在朝鲜，在印度支那得到的教训，不再希望导致那些失败的场景重现。但是克里姆林宫新的社会——帝国主义——却将百万大军，陈列于中国边界上，他们继承了老杜勒斯和麦克阿瑟的妄想。
　　在这两种信仰的正统“北京推论者们”看来，中国所采取的，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所指导的道路不仅仅是离开了正确的道路，他们还固执地认为，在他们眼前发生的事都是不真实的。然而，的的确确，已经完成的事业出乎人们的预料，不仅中国的革命成功了，而且在仅仅三十年的时间里，人民的吃穿都已无虞，而且铺就了坚强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并且进一步向共产主义前行。肯定，在这过程中会有困难、错误和挫折。但是，如同1949年之前那个阶段的斗争所取得的胜利，新的斗争阶段也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很清楚，尽管某些背景还会有改变，这本书的最初的目的——有助于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仍然是必需的，并将长期坚持下去。更为重要的是，使研究过去服务于人民的现在和未来，而不是服务于那些寻求骑在人民背上的人们。任何国家的历史必须从其本国人民的立场上观察，世界历史的背景也必须从全世界人民的立场上去看。
　　出于这个原因，希望现在这一版会有小小的贡献。由于越来越多地使用了来自中国本身真实的政治和历史资料，其中就包括那些可能修改过的词语和本书内的评价用语，对此本书可以起到一种桥梁的作用。对那些为寻求各国人民在他们前进道路上的真正理解而做出认真的和有益工作的中国海外学生们，本书或许是一个有用的伴侣。
　　再版此书一个迫切的理由是，有不少学生仍然在寻找老版本（现在已经不再出版）使用，所以急需一种新的版本。多少也是为了更适于当前形势，用一个1966年没有完成的版本为基础，做了修改与扩充，并首次添加了插图。本书如有缺失和错误，概由作者负责。
　　作者　 1979年11月 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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