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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约翰·基根著，林华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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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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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中信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ISBN：9787508651637

版次：1

商品编码：11729458

品牌：中信出版

包装：精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5-07-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44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1、“我们时代最卓越、最博学的战争历史学家”约翰·基根，酝酿40年的野心之作，集大视野、大格局和人类关怀于一身，写给文明世界每个人的战争史经典巨作。

　　2、以截然不同的视角，重新解释战争，以及人类社会的命运。战争不是政治的延续，而是植根于人性的文化现象。“一切文明都（部分地）植根于其战争缔造。”军队和战争改变了政治和文化的本质，甚至主导了文化的形态。

　　3、谋篇布局独具巧思，不是以编年体形式单线罗列历史上的战争事例，而是从石、肉、贴、火四个主题多维度解读人类历史上的战争。既有军事、战略角度的精妙分析，又能跨越人类学、生物进化论、演化心理学等多元领域，解读不一样的战争与文明。

　　4、专业经典，作者是战后英语世界头号军事史专业，著有二十多部畅销作品。《战争史》荣获1993年首届达夫·库珀奖，《泰晤士报》《纽约时报》《时代》周刊等主流媒体年度**选书。

　　5、全新译本，20周年典藏纪念版。联合国高级翻译林华担纲翻译重任，译文流畅易读。20周年典藏纪念版，新增精美彩插，给读者提供完美的阅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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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从人类起源到人类进入现代世界，战争从未间断。每一场战争的背后，都隐藏着人类文明的欲望。国家经过征服、内战或独立而建造；伟大人物一般都是从事暴力或者熟知暴力用途的人；即使普通人津津乐道的侠客、骑士、武士文化，也可以追溯到原始部落的尚武精神。战争不是文明进程中不和谐的变奏曲，原始部落的野蛮仪式、马背民族的世纪征服、古希腊的重步兵方阵，以及近代火药武器的发明，这些都是根植于人性的文化现象。

作者简介

　　约翰·基根（John Keegan，1934—2012），享誉全球的战争史学者，战后英语世界头号军事史专业，被评为“我们时代最卓越、最博学的战争历史学家！”

　　1934年生于伦敦，长期执教于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家，之后担任《每日电讯报》防务主编。他是英国皇家历史学会和皇家文学学会成员，大英帝国勋章（OBE）获得者，凭借在“军事史领域的杰出贡献”，被授予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奖（Samuel Eliot Prize）。1994年诺曼底登陆50周年纪念日，他受比尔·克林顿邀请参观白宫；世纪之交，英国女王授予他千禧年百名荣誉人物勋章。

　　基根专注于战争史研究，著有二十多部作品，读者对他的每一部作品的期待，不下于哈利·波特迷对J.K.罗琳新书的期待。《战斗的面目》和《战争史》是基根的经典代表著作。《战斗的面目》出版于1976年，使他一举成名，成为桑赫斯特学院最引人关注的天才作家。《战争史》耗费基根40年心血，这部集大成之作获得1993年首届达夫·库珀奖（Duff Cooper Prize），被评为《星期日泰晤士报》年度图书，至今仍然雄踞在英美等国畅销榜的前列。

精彩书评

　　《战争史》是我读过的最有宏大视角和人文关怀的战争著作。

　　——何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战争是驱动人类历史最重要的力量之一。约翰·基根的这部《战争史》，在短短400页里，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战争的“大历史”，以期我们铭记人类历史的血腥和残酷。一部无与伦比的作品。

　　——唐世平，复旦大学特聘教授，著名国际关系学者

　　约翰·基根的文字颇具可读性，同一时代的军事史学者无人能出其右。《战争史》广征博引，是迄今为止最值得称道的一部作品。

　　——迈克尔·霍华德，耶鲁大学教授、与约翰·基根并称英语世界头号军事史专业

　　我们时代最杰出的军事史学家，为我们展开一幅引人入胜的战争历史图景，……这是一部旷世佳作。

　　——尼尔·弗格森，哈佛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

　　约翰·基根从历史学、心理学、冶金学、遗传学、后勤学、考古学、战略和战术等多个角度入手，考察战争的各个层面。无论是古巴比伦帝国，抑或索姆河会战，他都能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并且提出新颖的观点。《战争史》这部著作令人惊叹，无与伦比。

　　——奈杰尔·尼克尔森，《每日电讯报》

　　1993年我接触到这本书，它是我读过的很好的一本书……刻画了数千年历史长河中战火纷飞的恢弘图景。

　　——保罗·约翰逊，《星期日泰晤士报》年度图书

　　一部杰作，……即使再过一百年，它依然将是同类书中的佼佼者，经典性丝毫不会逊色。

　　——《纽约客》

精彩书摘

　　日本武士

　　基本上与马穆鲁克在火药面前折戟沉沙同时，世界另一端的另一个军事化社会通过直接挑战威胁它的环境确保了自己的生存。16世纪，日本的佩刀阶级遇到了火器的挑战；它想出了办法，把火器逐出日本，因而得以继续维持它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达250年之久。西方世界在16世纪曾和日本有过短暂的接触，但后来，西方世界实现了商业化、扩大了海上航行、建立起各种工业、经历了政治革命，而日本的武士却把他们的国家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消灭了外来宗教和技术在日本的影响，进一步加强了他们长达1 000年的生活传统和统治方式。日本的闭关锁国并非绝无仅有，19世纪的中国也有这样的强烈趋向，但日本达成的结果是独一无二的。然而，无论其结果是多么独特，它都证明了作战的决定性因素不一定是政治的考虑。正好相反，如果高度重视维护某种文化形式，就有可能抵挡住强烈的诱惑，拒绝为打胜仗而选择取巧的技术手法，尤其是当胜利意味着珍视的传统价值观将遭到推翻的时候。

　　日本武士大致可以算是日本的封建骑士阶级。他们的兴起有赖日本孤悬海外，与世隔绝，岛内又有山脉相隔。日本谷地的部族领导人（近似奥斯曼的安纳托利亚“山谷贵族”）宣布忠于天皇；天皇古老的宗裔深受尊敬，但天皇的权力纯粹只是名义上的。公元7世纪，一个部族酋长藤原镰足仿照中国的唐朝建立了中央政府，自那以后，政府一直掌握在某一个家族手里。最初执政的是藤原自己的家族，后来执政权转到在竞争中压倒了藤原家的其他家族手中。其他家族之所以能和藤原家族竞争并最终夺取执政权，是因为他们有征税的权力。从中国传来的佛教当时是日本的国教，享受着一项莫名其妙的优惠：佛教的寺庙免除税赋。很快，寺庙周边的世俗贵族也争取到了类似的权利；他们不但不用缴税，还向当地的农民直接征税。靠着征税获得的财富，不同的贵族家族在不同的时代在天皇的宫廷内行使实权，挟天子以令诸侯。到了12世纪，当时掌权的贵族说服了尚是个孩子的天皇赐予他“征夷大将军”的称号。首任征夷大将军源赖朝膺此称号时，已经建立了一种新的政府形式，叫“幕府”。自那以后，幕府就一直行使着中央政府的权力，直到19世纪的明治维新打败了幕府和谷地的权贵，把实权收回到宫廷手中，尽管天皇仍然可能不是真正的掌权者。

　　中世纪欧洲的很多贵族骑士不过是一群恶棍，但日本的大将军、随时伺机取而代之的其他军事家族的领导人，以及他们手下的武士（这个阶层人数众多，成员们坚持自己高于庶民的社会地位，他们特权的象征是可以佩两把刀）却不一样。日本武士无疑是勇猛善战的战士。这方面的证明是，他们在抗击入侵的蒙古人的战斗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260年，蒙古人向西挺进阿拉伯世界，向东则于1274年登上了日本群岛。然而，1281年蒙古人再次来犯时，一场台风使他们的舰队损失十之八九；蒙古人铩羽而去，再也没有回来。

　　格式对日本武士的生活至关重要，服装、甲胄、武器、武艺、战场上的行为等，都有一定的格式；在这方面，他们与同时期法国和英国的骑士无甚不同。然而，他们的文化观却与欧洲人大相径庭。日本人识字非常普及，武士的文学文化高度发达。居住在没有实权的日本天皇宫廷中的大贵族孜孜以求的不是武功，而是文名，他们的行为又为武士树立了榜样。武士们都希望在剑道和作诗两方面均出人头地；武士信仰的佛教禅宗提倡静思和诗意的宇宙观；因此，封建时代日本最伟大的武士也是思想深邃、精神高远、造诣非凡的人。

　　在日本的封建时代，对大将军地位的争夺造成了政治上的混乱，但这种混乱并未超出可接受的界限。然而，到16世纪初，斗争失去了控制，威胁到了社会秩序；新贵推翻了过去的统治者，有些新贵其实就是匪徒；大将军的权力变得和天皇一样有名无实。后来，从1560年到1616年，相继出现了三位出色的强人——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他们以大将军的名义铁腕施政，重新恢复了秩序，有系统地全面削弱了佛教寺庙、自立门户的家族首领和无法无天的游民匪帮的力量。1614年，德川家康的平乱行动以围困封锁敌人最后的阵地——大阪的堡垒——而大功告成。之后，他下令拆毁日本全境所有非居住用的城堡。欧洲各国的国王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拆光了各处贵族的堡垒，而德川家康的命令几天后即执行完毕，由此可见他的权威。

　　高超的带兵手段并非中央集权得以恢复的唯一原因。这三位强人对一种新式武器也都大力提倡。1542年，葡萄牙的航船把大炮和火器带到了日本。织田信长对火药的威力叹为观止，马上给他的军队配备了火器，并立即蠲除了传统作战的开战仪式。在那之前，日本人打仗开始时先由双方的勇士出面叫阵，这种自古流传下来的仪式几乎全世界通用；对阵的两军派出武将互相叫喊搦战、自报名号、展示武器和甲胄。即使在火器发明之后，这种仪式仍然存留了下来，但织田信长把它完全去除了。他让他的火枪手上千人排列成阵，众枪齐发，在1575年决定性的长筱合战中以火海战术大败敌人。41这与1548年的上田原之战比起来是一个革命性的改变。在上田原战役中，拥有火器的一方错失了放枪的机会，因为开战的仪式刚刚结束，对方就挥舞刀剑发起了冲锋。

　　强人建立的统治本该使火器跃居主导地位，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到17世纪末，火器的使用在日本几乎绝迹，火器本身也难以寻觅。会制造火器或铸造大炮的日本工匠屈指可数，大部分留下来的大炮都是1620年以前铸造的。这种情况持续到19世纪中叶，直到佩里司令的“黑船”1854年驶入东京湾，强横地使日本人重新认识到火药的威力。不过，在此之前的250年里，日本人完全没有用过火药。这种自我克制从最后一位强人德川家康开始，他因平乱有功，最终升任大将军。他是如何做到不准使用枪支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如何做到”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德川家康的前任丰臣秀吉在1587年解除了老百姓的武装。他颁布法令，要求除武士之外的所有人把武器，无论是刀剑还是枪支，统统上交政府，宣布说要把收缴上来的武器熔化后铸造一尊大型佛像。当然，此举的实际目的是要恢复由政府控制的武士阶级对武器的垄断，以进一步巩固日本的平定。在火药时代，欧洲政府也颁布过类似的措施，不过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才达到目标。日本的严刑峻法使政府得以令行禁止。

　　接下来，从1607年开始，德川家康建立了制度，对火器和大炮的制造进行集中管理，并规定只有政府才有权购买火器。政府命令所有的铸炮和制枪的工匠把工场迁到长滨城，4位主要的制枪商被授予武士爵位，以确保他们对佩刀阶层的忠诚，还颁布法令，规定除非有枪械专员的批准，否则不准接受武器订单。枪械专员则只肯批准政府的订单，而政府的购买又逐年减少；到1706年，长滨城在偶数年生产35把大火绳枪，奇数年生产250把小火绳枪。这些枪支主要用于阅兵游行，要在约50万人的武士阶级中间分配，其作用显然是微不足道的。枪支控制大竟全功。日本退出了火药时代。

　　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问题就复杂多了。毫无疑问，枪炮是外国入侵的象征。它们使人联想到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传播的基督教，这种联想虽然不合逻辑，但不可避免；传教士被认为预示着基督教的大举入侵——这种入侵不久前刚把菲律宾纳入西班牙的掌控。德川家康的继任者德川秀忠严格执行他的历届前任颁布的对传教士的镇压和驱逐令，但驱逐令颁发时为时已晚；在此之前，传教士已经抵达日本并开展了一段时间的活动。1637年，日本的基督徒发起了岛原叛乱，在作战中使用了火药，这更加重了大将军府对基督教以及一切与之有关的事物的怀疑。德川幕府平息了叛乱，此后的200多年内，无人企图挑战过它的权威。它也完全关闭了日本，把一切外国人和外国的影响拒之门外。

　　促使日本闭关自守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它在外交政策中唯一的一次冒险。它于1592年入侵朝鲜，这显然是它想侵略中国的野心膨胀的计划的前奏，但到1598年，它对朝鲜的侵略以失败告终。然而，还有一个原因比排斥外国事物更加重要，同时也是这种排斥的深层理由，那就是当权者认识到枪支会造成社会不稳定。平民或土匪拿了枪，可以推翻地位最崇高的贵族，火药时代中每一个欧洲骑士对此都深有感受。塞万提斯就借堂·吉诃德之口谴责“一种让卑鄙怯懦的手夺走勇敢骑士生命的发明”。

　　日本控制枪支的第三个理由是它真正可以做得到。欧洲的武士可能因火药对他们生计职业的影响而痛心疾首，但欧洲的东南方边界漫长开阔，经常遭到奥斯曼土耳其人大炮的猛攻；如果要想保证基督教的生存，欧洲人别无他法，只能使用大炮还击。就在技术进步增加了大炮的机动性和火枪的可靠性的同时，宗教改革造成了基督教世界的分裂，基督教徒不能向别的基督教徒开枪的禁忌因此消失于无形。日本则完全没有这些因素的影响。遥远的距离和日本人尚武的名声保护了日本，使欧洲的航海者对它敬而远之；中国没有海军，也没有入侵日本的意愿；没有其他潜在的入侵者。在日本国内，虽然人民分为不同的阶级和派别，但在文化上他们是一个整体。因此，火药对国家安全来说并非必不可少，思想对立的各派也不用它作为取胜的手段。

　　对日本武士行为准则的强力维护也容不得使用火药。德川幕府不仅是政治机构，而且是文化工具。文化历史学家G·B·桑瑟姆(G�盉�盨ansom)写道：

　　它并不（把自己）限于征集政府收入和维持秩序，（它）还着手管理人民的道德，制定出了至为详细的行为守则。恐怕有史以来还没有哪个政府如此深入地干预老百姓的个人生活，不仅控制着全国人民的行动，还控制着他们的思想。

　　政府对于管理佩刀阶级的思想和行为特别重视，教授使用武士刀的技艺是唯一符合日本礼制教育的武器教范。德川家族以及在他们之前的强人为了现实政治的原因的确使用过火药，但他们一旦达到了夺权的目标，火药和所有的火器就马上遭到了唾弃。

　　对武士刀的崇拜有好几个来源。它有佛教禅宗的培育，禅宗强调两个最高的理想——忠和忍；并因武士阶级的文化得到加强，“该文化对于生活和艺术的形式、仪式和优雅的表现精雕细琢、孜孜以求”。日本的剑道，如同欧洲击剑大师的剑术一样，既是技术也是艺术，有一整套关于举止和姿态的规则；它象征着日本人对人生各方面“格式”的重视。45它似乎体现了日本人关于顺应自然和自然的力量的信念，因为肌肉的动作是“自然的”，而火药的化学能量是非自然的。它毫无疑问地与日本人对传统的尊重相吻合，因为不仅剑道是传统的技艺，就连最好的刀剑也经常是世代相传的传家宝；剑有自己的名字，和家族的姓氏一样由父传子，而姓氏本身就是佩刀阶级才能拥有的荣耀。

　　今天，这样的日本刀已成为收藏家的宝物。但它们并不单纯是美丽的古董。一流的武士刀是有史以来锻造出的最佳神兵利器。关于反火药运动，一位历史学家如是说：

　　日本有一部电影，里面一挺机关枪的枪管被15世纪的伟大名匠金本大师锻造的武士刀劈为两半。如果这看起来不太可能的话，要记住像金本这样的工匠在锻造时对刀锋部分日复一日反复锤炼，锻成的刀锋含有接近400万层的精钢。

　　当然，要完全解除老百姓的武装是做不到的，因为他们总是可以使用大镰刀和连枷做武器。但日常生活用的工具打起仗来无法与武士刀这类专门的作战武器一较高下。德川幕府确保武士对刀剑的垄断，就保证了武士阶层在日本社会顶端的地位。

　　德川的逻辑与克劳塞维茨的逻辑并不一致。虽然克劳塞维茨显然相信自己对战争性质的分析不涉及价值观，但是他依然受到了当时欧洲人信念的影响，即人类本性愿意参与“政治”或“政治活动”，政治根据其固有的性质是不断发展的，确切地说是“不断进步的”。天生保守、坚持原则、反对法国大革命的威灵顿勋爵对世事发展极为不满，恰好为这一主张提供了反证。的确，克劳塞维茨似乎把政治看作自成一体的活动，是理性的形式和情感的力量的交会处；在政治中，理智和感情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而文化——那承载了每一个社会共同的信仰、价值观、团结、神话、禁忌、规则、习惯、传统、言谈举止和思维方式、语言和艺术表达的巨大载体——却无足轻重。德川幕府的反应证明克劳塞维茨大错特错，并充分表明，在战争的众多属性中，文化自我延续的手段可能应该算上一个。

　　结语

　　我在本书的开头曾发问：“何谓战争？”现在书写完了，我希望能使读者认识到，对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战争也并非都属同样的性质。我还希望读者会对人注定要打仗，世界事务归根结底只能用暴力解决这样的思想产生怀疑。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基本上是一部战争史，因为我们所属的国家大多是经过征服、内战或独立斗争而产生的。而且，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的伟大人物一般都是从事暴力的人，许多本身就是战士；即使没有亲身参加战斗，也明白暴力的用途，并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毫不犹豫地使用暴力。

　　20世纪频繁而激烈的战争也造成了普通男女观念的扭曲。在西欧、美国、俄罗斯和中国，战争影响到了大多数家庭的两三代，甚至三四代人。几百万儿子、丈夫、父亲和兄弟应征上战场，却再也没有回来。战争给全体人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心灵创伤，使他们热切地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不再经历他们遭受过的苦难。然而，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很少有暴力发生，甚至残酷或无情的表现也不多见。维持世界运作的是合作的精神，不是对抗。大多数人每天在生活中都力求合群，尽力避免不和，减少分歧。睦邻被视为平民最可贵的美德，善良是最受欢迎的个性。

　　必须认识到，只有在自我克制的严格限制内，睦邻才能够发扬光大。我们心目中最宜居的文明社会是法治社会，即有警察管控的社会，而警察的工作是一种形式的强迫。我们接受警察，就等于默认人性有黑暗的一面，必须用强力予以遏制。不受遏制的人要受到惩罚，用来施加惩罚的工具就是强力。然而，尽管人有暴力的潜质，他同时也能够限制暴力的影响，哪怕没有强力对暴力的遏制。本书开头时对“原始”战争现象的研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为20世纪的战争都十分极端、十分残酷，所以现代人很容易认为战争趋向极端是不可避免的。在现代战争中，

　　温和有度或自我克制的名声不太好；人道主义停战或调解被讥讽地看作对极端痛苦的暂时缓解或掩饰。然而，“原始人”的行为证明，人在作战中有能力限制自己行为的性质及影响。原始人有各种各样的办法使他和他的敌人免于战争的最坏结果。一种办法是豁免，即社会中的某些成员——妇孺老病——不参加战斗，也不受战争结果的影响。另一种办法是习俗，特别是有关选择战争的时间、地点、季节和由头的习俗。最重要的办法是仪式性的程序，它确定了战斗本身的性质，并要求在完成了确定的程序后，交战方承认得到了满足，并转而诉诸和解、仲裁和媾和。

　　前面说过，千万不要把原始战争理想化。它有可能突然变得十分暴烈，把所有的豁免、习俗和程式都抛在一边，使暴力迅速升级。即使交战双方遵守了各种限制，战争给战败方造成的物质影响也是令人伤心的。最重要的影响是逐渐迫使弱小的一方离开他们熟悉的家园，到条件严酷的地方去。这样的迁徙最终有可能破坏，甚至摧毁他们的文化，尽管文化方面对作战的限制通常起到了保护文化的作用。文化不能无限地自我维持，它很容易受到打击，而对文化打击最大的就是战争。

　　尽管如此，文化又是决定战争性质的首要因素，这方面亚洲的战争史提供了明证。让我们暂且称其为东方战争，以与欧洲战争相区别；它有其自身的特征。最首要的特征是避敌锋锐、拖延等待和迂回战术。考虑到阿提拉、成吉思汗和泰摩兰的军队作战时表现出来的异乎寻常的凶猛无情，这些特征似乎全不适用。然而，看他们的行动要结合大背景。战马成为主要作战工具的3 000年间，那种残酷的战争在欧亚战争史上并非经常性的特点，而是间隔很久才发生的异类情况。当然，在那3 000年中，马背上的武士一直是一个威胁，但这个威胁一般是可以控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通常采用的作战方法。他的作战方法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避敌锋锐、拖延等待和迂回战术。马背上的武士从来都是远距离作战，使用投射性武器，而不是锋利的刀剑，遇到顽强抵抗时即撤军后退，靠消耗敌人的力气制胜，而不是硬碰硬地通过直接的较量打败敌人。

　　正因如此，防守方一般可以在和马背上武士居住的地区接壤的地方修建固定的防御工事，以此阻止他们的来犯。他们一旦离开居住的草原，首先就难以维持大群的马匹；如果再遇到像中国的长城和俄国的碉堡线这类拦路的障碍，他们就可能会完全丧失战斗力。尽管如此，一些马背上的武士最终还是成功地深入农耕地区，成为长期的统治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的莫卧儿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还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曾在阿拉伯土地上大权在握的马穆鲁克。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即使是成功的征服者也未能发展出创新性的治理艺术。他们仍然紧守着营帐、战马和弓箭的文化，即使住进了被他们打败的帝国首都的豪华宫殿，还保留了游牧民族酋长的生活方式。在遇到采用了新作战技术的力量的挑战时，他们文化上的僵化使他们无法有效地应付，最终只有被淘汰一途。

　　但具有矛盾意味的是，东方战争的一个因素赋予了它强大的目的感，同时又对战争的行为进行了自我设限，这个因素后来才传到西方。这就是意识形态和思想的因素。远在任何西方社会之前，中国人就已提出了战争的理论。儒家崇尚理性，他们的理想是社稷长存，江山永固，这促使他们寻求用法律和习俗来控制动武的冲动。但这个理想无法长期维持。内乱外患时时造成政权更迭，来自大草原的侵略经常是引起内乱的原因。尽管如此，中国人战争最持久的特点仍然是适度，目的是维护文化，不随外来征服者或内部革命一时的需要而改变。中国人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使来自大草原的侵略者实现了汉化，用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控制他们本性中的破坏倾向。

　　亚洲的另一个主要文明，伊斯兰文明，在战争中也表现出了克制。不过人们的印象却恰好相反。伊斯兰教被广泛视为号召征服的宗教，它最广为人知的一条教义就是穆斯林有义务对异教徒发动圣战。其实，穆斯林社会以外的人对伊斯兰征战的历史和圣战教义的确切性质都有所误解。伊斯兰国家对异族发动征服战的时代相对短暂，那个时代的结束不单单是因为伊斯兰国家的敌人学会了如何反抗，也因为伊斯兰国家内部就打仗是否合乎道德发生了分歧。这样的内部分歧造成穆斯林反对穆斯林，违背了穆斯林不得彼此作战的教义。面对这种情况，伊斯兰国家的最高权威采取的办法是把作战的职能交给专门为打仗的目的招募而来的武士，把他们变为附属的专业阶级；这样就解脱了大多数人的作战义务，使虔诚的穆斯林得以专注于关于圣战的训谕的“大”的方面而不是“小”的方面，这个“大”的方面是“对自己心魔的战争”。伊斯兰国家主要是从大草原的骑马民族中招募为自己打仗的战士，那些人因垄断了武器而夺取了权力，但他们拒绝调整自己的军事文化去适应变化了的形势，结果伊斯兰国家的战争最终变得几乎和中华文明内部的战争一样限制重重。在一个文化内部，作战行为受到限制只有好处。但一旦这个文化和另一个对东方传统所规定的行为限制完全不予承认的文化发生碰撞的时候，它面对敌人残酷无情的战术就丝毫没有准备，亦毫无招架自保之力。

　　……

前言/序言

　　导言

　　从战场归来后，等待着他们的是古板的专业生涯；他们努力学习，争取导师的好感，为以后的前程做准备。然而，我看得清清楚楚，他们当兵的那两年给他们施了魔法，这魔法属于与他们将要进入的那个世界迥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它部分地来自他们的经历，包括奇怪的地方、陌生的责任和刺激，甚至危险，也来自对指挥他们的职业军官的接触了解。我们做学生的都崇拜导师的学识和怪癖。而我的朋友们尽管离开了战场，却仍然对他们当时的上级指挥官钦佩备至，不过他们所钦佩的是完全不同的品质，是那些人的闯劲、锐气、活力和对日常琐碎的不屑一顾。他们经常提到那些军官的名字，回忆他们的性格和做派，描述他们的事迹——尤其是他们对权威人物充满自信的顶撞。听了他们的话，我觉得好像我也认识了那些洒脱不羁的军人。我特别希望能认识那样的人，哪怕只是为了使我对军人的世界了解得更加充分完全，因为我的那点儿了解全是靠苦读军事史教科书逐渐形成的。

　　大学生活结束后，朋友们各奔前程。有的当律师，有的当外交官，有的当公务员，还有的自己成了大学导师。我却发现他们对军旅生涯的回忆给我施了魔法，促使我决定研究军事史。这是个鲁莽的决定，因为学校里没有几个研究这个题目的职位。然而，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培养陆军军官的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很快出了一个缺，于是1960年我成为了那里的教员。那年我25岁，对军队一无所知，从来没有听到过战斗中的枪声，几乎从未见过一个真正的军官，对军人和军旅生活的了解完全出自我自己的想象。

　　在桑赫斯特的第一个学期，我一头栽进了过去怎么也想象不到的世界。桑赫斯特的老师分军事教官和学术教员两类，我属于后者。1960年，桑赫斯特的高级军事教官清一色都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级别较低的也几乎全部在朝鲜、马来亚、肯尼亚、巴勒斯坦或塞浦路斯打过仗，或参加过其他的十几场殖民地战争中的某一场。他们的制服上佩满了勋章绶带，许多是褒奖杰出勇气的授勋。我的系主任是退役军官，他出席集体晚膳时佩戴的是优异服务勋章和军功十字勋章带两道杠，而学校里有他这样荣誉的人不在少数。有的少校或上校佩戴的奖章证明他们在阿拉曼、卡西诺、阿纳姆和科西玛战役中表现了杰出的勇气（这些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役——译者注）。他们随随便便戴在身上的小小绶带诉说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十字勋章和奖章记载了战争的高潮时刻；但他们这些受勋的人对自己被授予的荣誉却淡然处之。

　　使我眼花缭乱的不止是各式各样的勋章，还有五颜六色的军服及其代表的意义。上大学时，我的许多同学带回了做军人时的光荣标志——团制服的上衣或军用双排扣短大衣。当过骑兵军官的在穿夜礼服的场合脚上仍然蹬着属于枪骑兵或轻骑兵制服一部分的漆皮靴，靴筒口边镶着一圈摩洛哥革，靴跟有安马刺的小沟。这使我悟到了一个悖论，那就是制服（uniform）并不一致（uniform），每个团的制服都不一样。至于有多不一样，我在桑赫斯特第一次参加集体晚膳时终于见识到了。枪骑兵和轻骑兵穿蓝色和红色的制服；王室禁卫骑兵的制服装饰着成堆的金色丝绦；步兵墨绿色的制服颜色深得发黑；炮兵的裤子紧绷在腿上；近卫兵团士兵的衬衫浆得笔挺；（苏格兰）高地兵团的制服分6种不同图案；（苏格兰）低地兵团士兵穿着格子呢紧身短裤；各郡兵团的步兵制服上衣则镶着黄、白、灰、紫或暗黄皮革的镶边。

　　我原来以为军队是一个整体，那天晚上我才明白并非如此。不过那时我还不知道，外表不同的制服所代表的内里差别要重要得多。我后来发现，各团确定自我特点靠的就是自己的独特性，而正是这种独特性使它们成为有效的作战团队，使它们的成员赢得了我在周围的人身上所看到的那些奖章和十字勋章。我那些当过兵的朋友最让人喜爱的品质之一是豪爽好结交，彼此之间亲如兄弟；但兄弟之情只到一定程度，对自己的团的忠诚才是他们生命中的试金石。个人之间发生争吵第二天就可以和好，但谁要是对自己的团不敬却会记一辈子。事实上没有人会出此种不逊之言，因为这种行为是对部落价值观的严重冒犯。

　　我看到的正是部落文化。按照表面的标准来看，20世纪60年代我在桑赫斯特所遇到的退伍军人与其他行业的专业人士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上的是同样的中学，有时连大学也上的是同一所；他们热爱自己的家庭；他们和别人一样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出息；他们也为钱操心。然而在军队里，钱，甚至晋升，都不是终极的或决定性的价值观。军官当然希望晋升，但并不以此作为衡量自己价值的标准。一位将军可能会受人敬佩，但也可能不会。引人敬佩的是他的将军军衔之外的东西，那就是他在同袍中的名声，而名声是他在所属的团这个部落的众目睽睽之下多年来一点点建立起来的。这个部落不仅包括别的军官，也包括士官和普通士兵。“和士兵处不好”是最严厉的批评。一个军官可以头脑灵活、胜任能干、不辞劳苦，但如果他不能赢得同团战友的信任，这些品质就都是白搭。他就不算是部落的一员。

　　英国陆军的部落文化极为强盛；它有些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世纪现代军队初现雏形的时候；现代军队从各个封建军阀的部队脱胎而来，那些军阀的祖先则是推翻了罗马帝国后开进西欧的侵略大军的成员。不过，从我年轻时到桑赫斯特学院任教开始，在以后的多年间，我在许多其他国家的军队里也看到了同样的部落文化。从参加过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法国军官身上，我就感受到了部落文化的力量；他们在战争中指挥的穆斯林士兵遵循的是伊斯兰教开疆拓土时期的战士，被称为穆斯林英雄（ghazi）的那些人的传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重建德国的军队，一些德国军官被重新征召入伍；他们曾在俄罗斯的大草原上同苏军作过战，并仍然为他们在极端的艰难困苦中挺了过来而自豪；他们所经历的苦难可以与他们的祖辈在中世纪时期的战争相比，从他们对那段经历的回忆中，部落文化也隐约可见。印度军官的部落感十分强烈，明显的证明是他们坚持把自己称作拉其普特人或多格拉人，是印度有文字记录的历史开始之前就征服了印度的那些武士的后代。我在曾在越南、黎巴嫩，或海湾地区服过役的美国军官身上也看到了部落文化的痕迹，他们信奉的勇敢无畏、尽忠职守的行为守则正是他们国家的立国之本。

　　军人与众不同，这是我从自己在军人中间度过的一生中学到的一点。我因此而对所有把战争与人类的其他活动相提并论的理论和叙述都抱以极度的怀疑。那些理论家说得不错，战争无疑与经济、外交和政治相关。但相关不等于相同，甚至不等于相似。战争与外交和政治完全不同，因为真正打仗的人在价值观和技能方面与外交家和政治家迥然相异。军人的价值观和技能属于另一个世界，那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世界，与日常的世界并存但不相属。随着时间的流逝，两个世界都在变化，武士的世界按照平民世界的变化调整自己。然而，它总是和平民世界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个距离永远也不会拉近，因为武士的文化永远不可能成为文明本身的文化。所有文明的起源都归功于武士，文明的文化又滋养着保卫它的武士，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会使得一种文明的武士在外部表现上与另一种文明的武士判然有别。事实上，本书的一个主题就是，从外部表现来看，有3种不同的武士传统。然而归根结底，只有一种武士文化。从人类起源到人类进入现代世界，这种文化在时空中的演进和变化就构成了战争的历史。

《星辰的低语：文明的轨迹与未尽的远征》内容简介《星辰的低语：文明的轨迹与未尽的远征》并非一本描绘刀光剑影、旌旗蔽日的军事史记，而是一次深入人类思想深处，探寻文明从萌芽到繁盛，再到思考自身终极命运的宏大叙事。它以一种近乎冥想的笔触，拂去历史的尘埃，揭示隐藏在宏大事件背后的思想洪流、哲学思辨与艺术表达，勾勒出人类文明在时间长河中留下的深邃轨迹，以及那些永恒追问与探索的远征。本书的起点，并非刀耕火种的原始部落，而是那些在远古星空下，人类第一次仰望星辰，试图理解宇宙奥秘的时刻。我们将在作者细腻的描绘中，走进那些早期文明的诞生之地——尼罗河谷的神秘神庙，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智慧泥板，黄河流域的哲学摇篮，爱琴海畔的理性曙光。在这里，本书并非简单罗列宗教仪式或神话传说，而是关注这些早期人类如何通过对自然现象的观察，构建早期宇宙观，并以此为基础，孕育出最初的道德准则、社会结构以及对生死轮回的朴素理解。这是一种文明意识的最初低语，是人类集体无意识在自然万物中寻找秩序与意义的尝试。随着人类社会的复杂化，思想的触角也开始延伸。本书将带领读者走进古希腊的哲学殿堂，但焦点并非亚历山大东征的军事辉煌，而是苏格拉底的街头诘问、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体系。作者将深入剖析这些思想巨匠如何构建理性思维的框架，如何探索公正、美德、国家等根本性问题，以及这些哲学观念如何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西方文明的基因。同样，在东方，本书将目光聚焦于中国古代思想家们的智慧闪光——孔子的仁爱与礼制，老子的道法自然，墨子的兼爱非攻，法家的集权与秩序。这些思想并非孤立的学术讨论，而是与当时的社会变革、政治实践紧密相连，它们构成了东方文明独特的心灵图谱。从古典时代步入中世纪，当宗教的阴影笼罩欧洲，本书不会沉溺于宗教战争的血腥，而是探索信仰如何成为一种强大的思想力量，如何塑造了欧洲的文化认同，以及如何在漫长的岁月中，在教会的统治下，知识的火种如何艰难地传承。同时，本书也将目光投向东方，研究佛教在亚洲的传播与本土化，伊斯兰文明在科学、数学、医学上的辉煌成就，以及印度哲学对亚洲思想界的深远影响。这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理性主义的另一种智慧探索，是对内心世界的深刻挖掘，是对精神解脱的永恒追求。文艺复兴的曙光，并非简单地复兴古典艺术，而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觉醒，是对个体价值的重新发现。本书将细腻地描绘达·芬奇笔下的神秘微笑，米开朗琪罗雕塑中的生命张力，但更重要的是，它将揭示这些艺术创作背后所蕴含的人文主义精神——对人类潜能的赞美，对知识的好奇，以及对现实世界的深刻关怀。科学革命的到来，也并非仅仅是牛顿发现万有引力，而是人类认识世界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本书将聚焦于哥白尼的日心说如何挑战教会的权威，伽利略的望远镜如何打开宇宙的新视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如何奠定近代哲学的基石。这些突破，不仅仅是科学知识的累积，更是人类思维边界的一次次扩张，是对“可知”与“不可知”边界的不断试探。启蒙运动的火种，在欧洲大陆熊熊燃烧，席卷了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本书将重点解读卢梭的社会契约，洛克的自由主义，伏尔泰的理性批判，以及康德对道德律令的探索。这些思想并非抽象的理论，而是直接点燃了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等一系列改变世界格局的社会运动。然而，本书并非为这些革命的暴力歌颂，而是深入分析其背后的思想根源，以及它们对自由、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的贡献与争议。 19世纪，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生产力的飞跃，也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本书将探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如何回应资本主义的矛盾，达尔文的进化论如何改变了人类对自身起源的认知，尼采的权力意志如何挑战了传统道德的藩篱。这些思想，在各自的领域掀起了巨大的思想风暴，它们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的政治格局、社会思潮和文化艺术。进入20世纪，人类文明的进程变得更加复杂而充满矛盾。在科技日新月异的同时，世界大战的阴影笼罩，极权主义的兴起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本书不会详述战争的残酷，而是关注战争对人类思想、对文明的反思。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如何揭示了人类潜意识的深渊，萨特的荒诞主义如何表达了对存在意义的迷茫，汉娜·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分析又如何警示着人类社会的未来。这是一个充满困惑与质疑的时代，也是一个对人类自身进行深刻反思的时代。进入21世纪，信息爆炸、全球化浪潮、人工智能的崛起，使得人类文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本书将不回避当下，而是审视数字时代对人类思维方式、社会结构以及个体身份带来的冲击。我们将在书中看到，信息技术的进步是如何重塑我们的认知，社交媒体的兴起是如何改变人际关系，人工智能的出现又将如何挑战我们对“智能”与“意识”的定义。《星辰的低语：文明的轨迹与未尽的远征》的真正意图，在于引导读者进行一次深刻的自我审视。它不提供现成的答案，而是通过梳理人类文明在思想、哲学、艺术、科学等各个层面的探索历程，激发读者对自身所处时代的深刻理解，对人类共同未来的责任担当。本书所提及的“远征”，并非地理上的征服，而是人类永不止息的求知欲、探索未知、追寻意义的精神征途。它邀请每一位读者，在星辰的低语中，倾听文明的心跳，感受思想的力量，并思考属于我们自己的“远征”方向。这本书，是对过往的致敬，是对当下的反思，更是对未来永恒的叩问。

用户评价

评分☆☆☆☆☆

这本书的结构设计让我赞叹不已。它不像我以往读过的许多历史著作那样，按照时间顺序或地域划分，而是巧妙地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战争案例穿插呈现，通过对比和联系，揭示出战争演进的普遍规律与独特之处。作者在分析具体战役时，会适时地将其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探讨其对后世政治格局、军事思想甚至社会文化产生的深远影响。我尤其喜欢作者对“以弱胜强”战例的解读，他不仅罗列了各种出奇制胜的战术，更深入挖掘了其背后的战略智慧、心理博弈以及社会民众的支持度等关键要素。这让我意识到，战争的胜负并非仅仅取决于兵力多少或武器先进与否，更在于对时势的精准把握和对人心的有效运用。书中对军事科技发展脉络的梳理也相当清晰，从冷兵器的革新到火药的出现，再到后来的机械化和信息化，每一步的技术飞跃都为战争形态带来了颠覆性的改变，而作者恰恰能将这些技术细节与宏大的战争进程有机结合，读来引人入胜，丝毫不会感到枯燥。

评分☆☆☆☆☆

翻阅《战争史》的过程，如同经历了一场思想的洗礼。作者没有采用过于煽情的叙述，而是以一种冷静、客观的笔调，呈现出历史的真相。他对于战争的起因、过程和结果的分析，往往带有独特的见解，能够突破传统的框架，引发读者更深层次的思考。比如，书中关于“技术决定论”与“社会文化决定论”在战争研究中的争鸣，就让我对战争的驱动力有了新的认识。作者通过大量的案例，证明了技术固然重要，但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民族心理、以及领导者的个人特质，同样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对于“和平红利”与“战争经济”的论述也极具启发性，揭示了战争与经济发展之间复杂而微妙的联系。这本书让我认识到，理解战争，绝不仅仅是记住那些战役的名称和时间，而是要深入探究其背后的逻辑、动机以及它对人类社会产生的持久影响。每次合上书页，都感觉自己对世界又多了一份理解，对历史的敬畏感也油然而生。

评分☆☆☆☆☆

初读《战争史》，我便被其宏大的叙事和精妙的构思深深吸引。作者仿佛是一位穿越时空的旅者，将人类文明长河中的无数冲突与角力娓娓道来。从蛮荒时代的部落争斗，到冷兵器时代的阵营对垒，再到近代火炮轰鸣、现代信息化战争的交织，每一个篇章都如同电影般在我脑海中铺展开来。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在描绘宏观战争进程的同时，并未忽略那些闪烁着人性光辉的个体命运。那些为了家园、为了信念而奋不顾身的战士，那些在战火中坚守希望的平民，他们的故事被栩栩如生地刻画出来，让我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也体味到了人类精神的顽强。书中对于战争动因的剖析也极具深度，不仅仅局限于政治经济层面，更深入到文化、宗教、意识形态等多元因素的相互作用。作者的笔触时而激昂，时而沉郁，恰如其分地展现了战争的复杂性与多面性，让我对历史的理解更加立体和深刻。每翻开一页，都像是在与历史对话，感受那些跌宕起伏的时代脉搏。

评分☆☆☆☆☆

这是一本充满智慧与洞察的书。作者的叙述语言极其考究，既有史学家的严谨，又不乏文学家的感染力。他对军事术语的运用恰到好处，既能让军事爱好者津津乐道，又不至于让普通读者望而却步。更重要的是，作者善于从细微处着眼，通过对关键人物的刻画、对战略决策过程的剖析，展现出战争背后复杂的人性博弈和心理较量。我常常被那些在生死关头做出艰难抉择的将领们所吸引，他们的犹豫、决断、恐惧与勇气，共同构成了波澜壮阔的战争画卷。书中对不同文化背景下战争模式的对比分析也让我大开眼界，例如东方兵法中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与西方战场上的“正面硬刚”，各自有着独特的哲学内涵和实践意义。这种跨文化的比较，不仅丰富了我的认知，也让我更加理解了世界的多样性。总而言之，这不仅仅是一部战争史，更是一部关于人类智慧、欲望、冲突与求索的百科全书。

评分☆☆☆☆☆

《战争史》带给我的思考远超出了单纯的历史叙述。它让我开始反思战争的本质以及人类为何如此难以摆脱冲突的泥沼。作者在书中多次探讨了“和平的代价”与“战争的诱惑”，用大量翔实的历史事实来论证，即使在最和平的时期，潜在的冲突因素也从未消失。他并没有简单地将战争定性为“邪恶”，而是以一种更加审慎和辩证的眼光去审视它，承认在某些历史时刻，战争也曾扮演过推动社会进步、打破旧有格局的角色。这种 nuanced 的视角，让我摈弃了以往对战争的非黑即白式认知，开始思考其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复杂作用。书中对于战争结束后的反思与重建的篇幅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它提醒我们，战争的终结并非就是和平的开始，如何处理战后的伤痕、如何实现长久的稳定，往往比战争本身更加艰巨。读完此书，我感到自己对历史的理解更加成熟，也对人类的未来多了一份审慎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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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货很快，书的质量也还不错。书还没看，能静下心来读书总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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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不错，快递神速，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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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很期待阅读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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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史——值得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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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好啊，挺适合的，下次继续光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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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好，京东快递超快，书给别人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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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

非常好的一本书，精装，精美，手感好，内容无可挑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