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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新宇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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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49562626

版次：1

商品编码：11631666

包装：精装

丛书名： 新民说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4-12-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184

字数：111000

正文语种：中文

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法学研究者、法律史学者
　　《寻找法律史上的失踪者》采取“以我有补人无”的方法，发掘晚清法律史上少为人知的法律人物及背后的故事；既力求言人所未言，又不失叙史的客观公允。不但从小小的侧面鲜活地展现了晚清法律改革波澜壮阔的历史面目，亦能使读者从中窥得法律思想与学术的传承，体察国家与社会的转型，感悟人生与人心的变迁。对于走近晚清法律人物、了解晚清民国社会乃至近代法律史研究，皆有帮助。

内容简介

　　晚清民国是中国法律史上的大变革时代，随着传统中华法系的解体，近代法律体系的建构成为时代迫切之主题。“有其法者尤贵又其人”，法律人是沟通法律规范与社会事实的重要媒介，《寻找法律史上的失踪者》寻找法律史上的失踪者着眼于近代法律人群体，关注了晚清民国时期章宗祥、董康、汪荣宝、瞿同祖、徐道隣、潘汉典等10位被人们遗忘了的法律人，书写他们各自践行的法律故事，还以历史公道，让历史长河中的每一朵浪花都绽放光彩。相对于制度变迁的冰冷无情，他们的故事却有血有肉，见证了法治中国的百年历程。

作者简介

　　陈新宇，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主要著作：《寻找法律史上的失踪者》《近代中国刑法语词的塑造——以外国刑法典的翻译为研究对象》《清代的法律方法论——以〈刑案汇览三编〉为中心的论证》等。

目录

谁在阻挠《大清新刑律》的议决？——章宗祥回忆辨伪及展开

向左转，向右转？——董康与近代中国的法律改革

附：董康年表（1867—1948）

从礼法论争到孔教入宪——法理健将汪荣宝的民初转折

人生何处不相逢——瞿同祖与何炳棣的命运对照

附：法者还是墨者开启帝国——聆听何炳棣先生清华讲座有感

法治的恪守者——燕树棠先生的生平与思想

哲人已逝，典范永存——缅怀徐道隣先生兼评《中国法制史论集》

附：君子的复仇

从邵循恪到端木正——清华法政研究生教育的薪火传承

一生求索惟公正，人品文品入清流——记比较法学家潘汉典先生

致谢

精彩书摘

　　◎选读
　　君子的复仇
　　民国三十四年（1945）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结束。在中华民族举国欢腾的身影中，有一儒雅清瘦、步履微跛的中年男子，其脸上既有国耻得雪之喜悦，更有终得抉择后如释重负的超脱。“这一天，终于要来了”，他喃喃自语。
　　这位中年男子，名叫徐道隣，是以宪法和法制史研究传世的著名法学家，时任行政院政务处处长。这一天，是他苦等二十年的复仇之日。
　　十一月三日，阴霾细雨，常见的山城天气，徐道隣出家门但并非往行政院履职。在此之前他已经递上辞呈，此行的目的地是重庆北碚法院和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他递上的，是一纸诉状，控告的对象分别是张之江和冯玉祥，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控告的罪名：杀人罪。
　　二十年前，徐道隣的父亲徐树铮遇害于廊坊，凶手是自称“为父报仇”的陆承武。但徐道隣知道，陆承武只不过是个傀儡，“稀里糊涂地唱了一出孝子的戏”而已。幕后的黑手，实是当时手握京畿兵权的冯玉祥。杀人案的执行者，则是冯的下属张之江。
　　这是民国时代的一件名案。其背后，是一位法学家的复仇故事。
　　故事须从徐道隣之父徐树铮谈起。徐树铮（1880—1925），字又铮，北洋名将，人称“小徐”，以便与曾任民国总统的“大徐”徐世昌区分开来。徐树铮是清末秀才，弃文从武，为段祺瑞所赏识，被着力栽培，成为段最为信赖的股肱之臣。段视其如己出，为了推荐他，甚至不惜当面与袁世凯翻脸。
　　民国八年（1919年），官任西北筹边使的徐树铮兵不血刃，使受沙俄控制而“自治”的外蒙回归祖国怀抱。这是他人生的高峰，功劳之高，连孙中山先生也认为堪比汉代“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班超和“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陈汤等卫戍边疆之名将。
　　徐氏书法遒劲，诗词雅致，精通经史，与当时名士林琴南、张謇、柯绍忞、马通伯谈学论道，相交甚笃；并擅昆曲。1925年访英，在皇家学院以“中国古今音乐沿革”为题进行演讲，连《泰晤士报》亦大表钦佩。可见民国时的武人，既有如“狗肉将军”张宗昌那样粗鄙不堪者，也有如徐树铮一般文武双全之人。
　　有才者不免恃才，恃才者则易傲物，傲物者往往跋扈，乃古今才士的通病。徐树铮之张扬，甚至连总统都不放在眼里。据说某次人事任命，黎元洪偶然问到被任命者的出身历史，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徐树铮竟然很不耐烦地说：“总统不必多问，请快点盖章，我的事情很忙。”这一性格缺陷，为其人生的悲剧结局埋下伏笔。
　　民国七年（1918年），徐树铮在天津先斩后奏，以《惩治盗匪法》为由，枪毙了同为北洋袍泽的陆建章。陆建章是天津小站练兵出身，曾任军政执法处处长，杀人如麻，有“屠夫”之称。据说他曾请人吃饭，送客时从背后将人开枪打死，故其请客红帖有“阎王票子”之谓。
　　陆建章为人固非善类，被传有通匪之嫌，但徐树铮忌之杀之，难免牵涉背后派系之间的利益冲突，且不经审判，即就地正法。而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原是徐树铮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夫人亦是同学，两家关系本不疏远。所以徐树铮此举，于法于理，均未允当。徐道隣回忆，出事后他的母亲非常难过，徐树铮也从不谈及此事，从此亦再未杀人。
　　陆建章之死，震动官场，不免人人自危，引起恐慌。仇恨的种子，更在一个人的心中深深地埋下，他就是陆建章的外甥，颇受其恩厚的冯玉祥。
　　民国十四年（1925年），徐树铮考察欧美、日本回国。其时北方局势不稳，但顾于考察成果丰硕，他正踌躇满志，执意回京复命。至京述职完毕，他又不听劝阻，执意南返。据说当日段祺瑞案前曾出现“又铮不可行，行必死”的字条，段急派人送徐，徐并不介意，并拒绝军队护送。一而二，二而三，生机一失再失，命乎？
　　十二月三十日凌晨，徐树铮的专车行至廊坊，被冯玉祥指使部下张之江挟持而去。风雪之夜，随着一声枪响，一代枭雄，竟曝尸荒野，终年四十有六。徐是政府专员，身为同僚的冯玉祥自然不会承认自己杀人，而是电报政府，云：“徐上将有功国家，不幸在路上为匪人劫害，其死甚惨，请政府优予裹恤。”其间，更有陆承武呼啸而至，自称为父复仇之一幕。冯之杀徐，据徐道隣事后分析，原因有三：一是徐访欧筹得款项，有望东山再起，冯对此颇为忌惮，先下手为强；二是徐反共立场鲜明，冯当时已经与共产党合作；三是冯欲报陆建章的知遇提携之恩。
　　古经“父之仇弗与共戴天”，春秋公羊亦有“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复仇的重任，便落到了徐道隣的身上，这是他需要去做也必须去做的。亲属复仇，是贯通不同类型文明，贯穿人类社会不同阶段的伦理法则，国家出现后，固然会通过法律来限制私力救济，但是情法的辩难，不会因为制度日趋精致而消减，却是长时间地存在着。一方面固然是制度并非万能，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人之本能就不是能够被制度化的。此时的徐道隣，弱冠之年，正在德国留学，回国奔丧，再默默返德继续学业，其内心果真平静如斯乎？非也！他暗中查明真凶后，复仇便成了他以后人生的主题。在其提出诉状之前的二十年间，未曾开口说过一次“冯”字，这样的仇恨，何等的彻骨！其内心深处，何等的翻江倒海！
　　徐道隣曾在《二十年后的申冤》一文中总结自己的心路历程：
　　凡是读中国书，听中国戏，看中国小说的人，对于他，没有一件比替父亲伸冤报仇更重要的。但是我那时知道，对于我，这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冯是一个手握重兵的大军阀。我是一个赤手空拳的孩子，怎么能谈报仇？想要报仇，必须努力向上，在社会上有了一点地位，然后才能作此想。因此我下定了决心：先拿报仇的精神去读书。等书读好了，再拿读书的精神去作事；等作事有点成就，再拿作事的精神去报仇！
　　所以，尽管他以《宪法的变迁》顺利地拿到柏林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尽管当时他的公法学造诣甚至超过了同时期的德国学人（其中不乏后来执德国公法学牛耳之才俊），但从此，他再也没有踏上公法的学术之径。等他数十年后再执教鞭的时候，已经转向中国法制史的研究。
　　尚在襁褓之时坠地伤足，因乳媪匿而不告，数年后遂成痼疾，终生不良于行，故无法如父亲一样投笔从戎，这是徐道隣的憾事。那么要“作事”，就只能是从政了。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徐道隣回国。因徐树铮与蒋介石的交谊，他被蒋招至麾下，历任国防设计委员会、行政院参议、中国驻在意大利代办、考试院铨叙部司长、行政院政务处处长。十几年间，职务几换，也曾忝列智库，也曾叱咤外交，也曾司局干部，似乎很活跃、很风光，但书生参政，个中滋味，恐怕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了。在三十年后发表的《论政治家与学人》一文中，他谈到“世上竟有不少有前途的学者，放弃了他们有把握的学问不做，而到没有把握的政治里去翻筋斗，真是使人难解”，这番感慨，叹息的是自己，还是别人？
　　复仇的机会并非没有，韩复榘曾找上门来，愿助“一臂之力”，但徐道隣何等聪慧之人，如陆承武般的假孝子，他是不愿意做的。“七七事变”，民族抗战，前线部队不乏冯玉祥的旧部，一个中央现职人员若状告冯玉祥，会对军队产生什么消极影响？他们是否会误解中央？他犹豫了。从政并没有给徐道隣带来期待的权力，反倒束缚了他的拳脚，国仇家恨，他需要斟酌衡量。
　　二十年，杀人罪的追诉年限转瞬即到，好在天可怜见，倭寇已灭，他终于可以心无旁骛地提起诉讼了：父亲，今天的复仇，是以法之名。
　　军事委员会的批示下来，依据民国十四年适用的刑法，杀人罪的告诉时效是十五年，也就是说，法律以技术手段，委婉地拒绝了徐道隣的诉讼请求。徐氏马上以抗战八年时效中断为理由提出抗诉，但无论是军事委员会还是法院，再无下文。意料之外，也是意料之中！徐道隣谈道：
　　我在递状子时，原就担心不会有结果。但是我一定要向社会指出，谁是那个一直躲在他人背后指使杀人的主凶。他纵然有胆子行凶，但是在二十年后，有人指出他杀人罪行时，他却没有胆子承当，他这种狼狈喫蹩的情形，也使我略感安慰。只是含冤二十年，既未能手刃父仇，也未能使犯人正法，终不免抱恨终天，惟有祷告和希望历史的制裁，永远在人间发挥其正直的力量。
　　与古典时期一样，民国时代的子女复仇，仍然具有很强的伦理正当性，在舆论上也颇能获得支持。所以施剑翘杀孙传芳，郑继成杀张宗昌，乃至所谓陆承武杀徐树铮，抛开其背后或许隐藏的政治阴谋不说，杀人者或被特赦，或不被追究，皆可说明此点。与施、郑的快意恩仇不同，徐道隣的复仇显得比较独特，或许这与徐受过法学教育，受其规训不无关系吧。他的隐忍，他的坦荡，他的气节，是这个并未成功的复仇故事中让人最为印象深刻之处。我又想，当他投出诉状的一刻，不管成败，他都已经获得了心灵的解脱，“以直报怨”，这是君子之风。
　　法律的婉拒，或谓不幸，又何尝不是幸运？
　　段祺瑞在爱将徐树铮被害后的沉默和不作为，曾使徐道隣颇为不满，但后来对情况的了解使他逐渐释怀，相信段并非无情之人，相信段自有他的分寸，其中就包括了解到段祺瑞信奉“轮回”“因果”。佛家学说与古典思想的结合，使得中国的“报”具有宿命与来世的更深刻的意涵，这或许多少能缓和现世的情法冲突，抚慰孝子们内心的愤懑吧。
　　当陆建章送出“阎王票子”的时候，可曾想到徐树铮背后的一枪。当徐树铮下令就地正法的时候，可曾想到廊坊的风雪之夜。当冯玉祥发出截杀密令的时候，可曾想到黑海上的阴谋……我想，谁都不曾想到。但报应的因果，已经种下。
　　据说小徐死时，大徐的挽联是“道路传闻遭兵劫，每谓时艰惜将才”，吊诡的是，之前祭奠陆建章时，他亦曾送同样的挽联，是徐世昌的有意为之，还是无心之为，堪耐玩味。
　　因果循环，报应不爽，这或许就是拨弄芸芸众生的命运之手。
　　……

前言/序言

　　多年前曾读朱学勤先生的《思想史上失踪者》（《书斋里的革命》，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心有戚戚焉。不揣浅陋，东施效颦，故有本书之名。
　　“接飞花坠叶，作因缘观”，本书主要机缘两种。2002年蒙刘广安先生推荐，有幸受教于李贵连先生。李教授是晚清修律大臣沈家本的隔世知己，经他研究推动，为“文革”后的中国法学界复原了沈家本——这一中国近代法律史上的枢纽人物，展示了晚清法律改革波澜壮阔的历史面相。燕园三年，见贤思齐，我萌发了研究沈氏周围法政人物之兴趣。2003年，《南方周末》刊登了万静波等人的《被遗忘30年的法律精英》，围绕着《英美法词典》的编纂，讲述了一批东吴法学院老人可歌可泣的故事，引起广泛关注。在此前后，我曾数次拜访了该词典的总审订潘汉典先生，潘老淡泊宁静的君子风范、精益求精的学术态度让人钦慕，使我对民国法律人有了更直接经验的感受，拨动我深入理解时代中人之心弦。
　　“半世浮萍随逝水，一宵冷雨葬名花”，晚清民国是中国法律史上的大变革时代，伴随传统中华法系的解体和近代法律体系的建构，时代中的法律人通过知与行演绎着各自法律的故事。相对于制度变迁的冰冷无情，这些法律故事有血有肉，见证了法治中国的百年历程。有如许章润先生提出的“续根”命题，今天对他们的研究，既是重建史实，还以历史公道，亦能从中窥得思想与学术的传承，领会文化与文明的碰撞，体察国家与社会的转型，感悟人生与人心的变迁。钱穆先生曾言，“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以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国史大纲》）诚哉斯言！这不仅仅是我们对待国史的态度，也应该是我们对待近代法律人的态度。
　　“回首向来萧瑟处”，10余年间，关注了10位人物，完成本书的8篇论文和2篇随笔，只涉及近代法律人群体一个小小的侧影，离该课题整体性、观念化的研究鹄的仍有差距。尽管集腋未必成裘，惟聊可慰怀的是，我坚持研究初衷，基本完成每一至两年研究一人的计划目标，展示了近代法律人多姿多彩、不为人知的一面。所谓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以我注六经立场，从一手资料入手，自己发现问题，展开论证，亦能有一己心得与管见，从这点看，乃有充分信心自诩为一个法史学小小的补锅匠。同时也期待拙著有抛砖引玉之效，可以吸引更多的学术同好，加入到这一课题的研究中来。
　　是为序。
　　陈新宇
　　2014年4月14日于明理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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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宗教在社会生活中起主要作用，也对艺术产生了深刻影响。主要包括建筑、雕刻、绘画、工艺美术。 建筑：这一时期的建筑有独特的成就。 两河流域南部原是一片河沙冲积地，没有可供建筑使用的石料。苏美尔人用粘土制成砖坯，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为了使建筑具有防水性能，他们在墙面镶嵌陶片装饰，类似现在的马赛克。 苏美尔人最重要的建筑为塔庙。是建在几个由土垒起来的大台基上，这种类似于梯形金字塔的建筑被称为“吉库拉塔”。乌鲁克神庙是塔庙的最典型的代表。 乌鲁克城废墟上的这座塔是残留的最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塔庙（层进式神庙）之一。据考证，塔庙建于公元前21世纪，它是乌尔那姆（Nammu）国王为了表示对生育女神的尊敬而建的。 雕刻：这一时期的雕刻相当发达。 苏美尔人的圆雕像很可能是用于宗教目的。雕像身体呈圆拄形，双手捧于胸前，姿势虔诚，面部表情平静划一，眼睛瞪得很大，流露出纯真、朴实、专注的表情。 阿卡德人的雕刻具有更强的写实性。在尼尼微出土的《萨尔贡王青铜头像》刻画写实。神志庄严威严，个性坚毅，显示出精湛的工艺水平。《纳拉姆辛浮雕石板》以其写实的手法刻画了纳拉姆辛王率军政府山地的历史场面。对角线的构图使浮雕具有动感和空间感，简单的风景刻画表现了特定的环境。 绘画：现存的苏美尔绘画代表作为乌尔城出土的军旗，即在刷有沥青的木版上用贝壳、闪绿石、粉红色石灰石镶嵌成的战争和庆祝胜利的场面。画面共分三层，根据故事情节的发展逐步展开，人物、动物、器物的安排有条不紊。人物形象以侧面、正身、侧足为主，倾向于平面的描绘。色彩对比鲜明，四周和各层之间用几何形装饰，很象一幅挂毯，具有浓厚的装饰性。 工艺美术：苏美尔人是古代最杰出的工艺美术师，他们留下了大量精美的工艺品，如黄金器物、武器、金头盔、匕首、乐器等。 苏美尔人的牛头竖琴是最古老的精美乐器。琴架顶部以牛头作为装饰，用天青石和金箔制成，牛的神志表现得十分生动，顾起的牛鼻似在翕动。琴身由黄杨木制成，正面在沥青上用贝壳镶嵌着人和动物，表现了古代神话中的英雄吉尔伽美与双头公牛以及一些神化的动物在进行人类活动的情景，具有浓厚的奇异色彩。 编辑本段 （二）巴比伦美术 巴比伦人在文化上继承了苏美尔人—阿卡德人的传统。（可惜，迄今为止所发现和保存的巴比伦美术作品却为数不多。）这一时期最著名的是汉漠拉比法典石碑。 汉漠拉比建立了庞大的巴比伦王国，并颁布了著名的汉漠拉比法典。法典刻在黑色的玄武岩石碑上，上部为浮雕，下部为文字。浮雕刻画了汉漠拉比王肃立在太阳神的宝座前，听他口授法典。太阳神的威严和汉漠拉比的谦恭形成有力的对比，整个场面充满了宗教的虔诚和严肃。 编辑本段 （三）亚述美术 简介 公元前1600年前后，巴比伦被加喜特人灭亡。以后的600年中，两河地区文化处于退化时期。 野蛮加喜特人很少创造出杰出的艺术成就，而在底格里斯河上游的亚述高原兴起了另一支闪米特人，他在公元前10世纪前后兴起，史称亚述人。 亚述人的性格极为膘悍，崇尚武功。他们连年进行对外征服战争，征服了整个两和地区和埃及，成为盛极一时的亚述帝国。但这个矛盾重重的大的国并不长久，在内外矛盾的夹攻之下于公元前612年灭亡。 亚述人在文化上同样受苏美尔人影响，但却不具有苏美尔人那种宗教的虔诚。他们的艺术主要为世俗生活服务，具有很强的现实性。.

评分☆☆☆☆☆

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书是最值得拥有的。

评分☆☆☆☆☆

《喀秋莎》常常被人们误认为是一首俄罗斯传统民谣，其实它是一首作曲家谱写的政治宣传歌曲。可是这些歌的意义在历史的烟尘之中早已“偏离”了他原始的面目，生长出另一个全新的自我。对于中国人来说，这首歌变成了一个浓得化不开的时代情结：对于白桦林、手风琴那个纯真的年代一去不复返的追忆。 1939年，苏联与日本在伪满洲与蒙古的边界诺门坎发生了战争，苏联桂冠诗人伊萨科夫斯基写了一首抒情诗《喀秋莎》。作曲家勃朗特尔看到这首诗歌后，马上便把它谱成了歌曲，虽然在这场战役中，苏联红军完胜日本关东军，但《喀秋莎》当时并未因战争胜利而流行开来，而是在两年之后的卫国战争中，这首歌才伴随炮火硝烟传遍了整个苏联。战后，苏联政府为了表彰《喀秋莎》这首歌在战争中所起到的巨大鼓舞作用，专为它建立了一座纪念馆，这在人类的战争史和音乐史上是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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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可以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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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力，给力，太给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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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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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近代法律人物的一部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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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错的书，写的是一些不为公众甚至法学教师所知的人和事，这些人是不应被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