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 1900-1937 修订译本)》从翻译的语言与文化实践的角度,探讨20世纪初期(1900一1937)中国的语言和文学如何在一种“虚拟的等值关系中”,通过与西方和日本等不同语言文化系统的相互接触、交流和翻译,构建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和现代想象,从而彤成一种“被译介”的现代性,一些现代中国的经典话语和叙事,诸如国民性、个人主义、现实主义,乃至作品的经典化与文类的建制化、文化保守主义的出现等等,都是在翻译中生成的现代性的不同层面。作者对此逐一考察,并通过复原语言和文学实践中各种历史关系赖以呈现的场所,及等值关系建立的语境、时间和过程,重新思考了东两方之间跨文化诠释和语言中介形式的可能性。
作者简介
刘禾,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终身人文讲席教授,执教于东亚系和比较文学与社会研究所。1997年获美国学界,艺术界最高荣誉之一的古根汉奖。主要英文专著有Translingual Practice(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5),Tokens of Exchange(编著,杜克大学出版社,1999),The Clash of Empires(哈佛大学出版社,2004);中文著作有:《语际书写》(上海三联书店,1999)等。
目录
序
第一章 导论:跨文化研究中的语言问题
等值关系的喻说,东方与西方
如何翻译差异——矛盾的修辞
旅行理论与后殖民批判
主方语言与客方语言
历史变迁论:新词与话语史
Ⅰ 国族与个人之问
第二章 国民性话语质疑
国民性的神话
鲁迅与阿瑟·斯密思
翻泽国民性
跨语际写作的主体:《阿Q正传》的叙述人
第三章 个人主义话语
作为意义之源的主方语言
民国初年关于个人主义的论辩
Ⅱ 跨语际表述模式
第四章 “经济人”与小说写实主义问题
解读《骆驼祥子》
第五章 欲望的叙事:关于现实与梦幻
重构真实与虚幻的界限
魔幻如何被心理化
真实界的幻影
第六章 第一人称写作的指示功能
屈折语形态中人称的指示功能
男性欲望和阶级叙事的指示功能
忏悔之音
女性的自我言说
Ⅲ 国族建构与文化建构
第七章 作为合法性话语的文学批评
国族文学与世界文学
性别与批评
女性身体与民族主义话请:重读《生死场》
第八章 《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制作
1930年代的出版业与激进主义文学
赵家璧与良友图书公司
《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纂
经典、理论与合法化
第九章 反思文化与国粹
关于《国粹学报》
关于《学衡》
附录
A.源自早期传教士汉语文本的新词及其流传途径
B.现代汉语的中-日-欧借贷词
C.现代汉语的中-日借贷词
D.回归的书写形式借贷词:现代汉语中源自古汉语的日本“汉字”词语
E.源自现代日语的后缀前缀复合词采样
F.源自英语、法语、德语的汉语音译词
G.源自俄语的汉语音译词
文献目录
再版后记
精彩书摘
《跨语际实践(修订译本)》:
老舍大量使用了心理叙事、自由间接引语以及其他的小说技巧,数十年来,由于欧洲小说被译介到汉语白话文当中,这些技巧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已经耳熟能详。当然,中国现代小说的文体变更所包含的内容,绝不仅仅是引进了一些小说技巧而已,它同时为小说男/女主人公的人称(person)注入了文学文本的意义。小说主人公在作为现实之中心的虚构世界里占据着主导地位,并具有着这样那样的心理和道德的“真理”。也就是说,小说中所有的故事情节都必须由读者参照主人公的命运予以看待和评判。这便是老舍的叙事者将其“经济人”祥子引入其中的认识论空间。
《骆驼祥子》在中国城市社会的宽广背景上,展现了一名孤独主人公的沉浮。小说付梓于1936-37年间,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也许是唯一一部以如此详瞻的细节处理个人主义问题的长篇小说。[l)主人公祥子同阿Q-样,皆来自中国社会的最底层,然而与阿Q不同的是,老舍笔下的下层阶级主人公,却由作者以细腻的关怀与强烈的情感描摹出来,这在当时的小说中可谓独树一帜。《骆驼祥子》正面触及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问题,这一事实表明,它与我们在前一章提到的个人主义话语和普罗文学的论战,有着明显的关联。但与此同时,老舍对左翼作家关注焦点的模棱两可的回应,却引领我们超越了作家身处时代的政治话语,达致了一种形式上的解决。作为现代主人公的一个缩影(epitome),祥子在这部小说里被描述成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他那独善其身的梦想最终毁灭了他自己。但小说随即指出,相反的结论也同样是真实的:一旦祥子消蚀了自己的野心、独立性以及个人主义,他就会蜕化到可鄙的众生的层次上。在小说结尾,叙事者诊断了祥子的身体与道德的状况:“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308页)
从另一角度出发,批评家可能会以耳熟能详的自然主义术语,诠释这段引文,将主人公堕落的原因归之于社会环境,正是这样的环境“使他走向独立而诚实之生活的全部努力化为泡影”。然而正如王德威指出的,批评家倘若仅仅关注老舍对于社会受害者的博爱襟怀,以及他对受压迫者的自然主义描摹,就往往会错失小说形式层面的很多东西。王德威在其对于中国小说写实主义的研究中,强调了情节剧以及闹剧的成分,从而相当清晰地阐明了老舍小说的形式方面的努力。(2]我本人的解读试图将这种形式层面的探究推进一步,即提出下述问题:这部小说是如何建构主人公与其物质世界之间的象征关系的?是什么界定样子为“经济人”或者经济个人主义者?小说对于身体、金钱、洋车、资本、投资以及其他商业交易的表述,究竟是仅仅补充了故事的内容,还是如我在下文将要指出的,构成了老舍小说世界意义生成的过程中精心设计的形式策略之一部分?最后,叙事者语言的修辞状态(status)究竟是什么,它如何影响我们对小说的诠释?
仍以我们刚才援引的那段文字为例。叙事者连续用了几个相互抵牾的形容词分句(伟大的,堕落的,等等),似乎使我们无法做出决定论的诠释,如自然主义的诠释,因为一些分句显然削弱了另一些分句的意义。不如说,这部小说的语言显示其自身的修辞状态乃是一种矛盾形容法,一处相互冲撞的场所,由此创造出丰富的意义。我提出对这部小说“经济人”之表述的解读,乃是以这种张力关系为线索,试图将该表述本身定位于叙事者的语言所开启的修辞空间。
……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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