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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首次利用考古类型学方法，对河套地区157座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大小城址进行了系铳整理和分类，并对这些大小城址的历史背景、墓葬材料、长城、出土封泥官印、壁画等进行综台考察，为读者描绘了一幅精彩纷呈的河套文化全景图，对于读者深入了解该时期该区域的经济文化交通发展情况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

王晓琨，男，蒙古族，1973年9月出生，内蒙古奈曼旗人，历史学博士。现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担任文博科技教研室主任、系办公室主任等职。主要研究领域为岩画考古、旧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城市考古及文化遗产保护等。2011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发掘领队资格，2013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优秀教学成果奖”。发表论文20余篇，专著多部，主要研究成果有《试从天上看昔日人间》《查干诺尔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内蒙古东南部航空考古报告》《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白音长汗遗址石制品原料》《林西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内蒙东南部辽代城址的分布及类型研究》等。

目录

绪　论／001
第1章　基本概念的界定及研究简史／009
　　1.1　研究对象及时空概念的界定／009
　　1.2　研究简史／014
　　1.3　本选题的可行性／024
第2章　城址的发现／029
　　2.1　鄂尔多斯地区／031
　　2.2　乌海地区／045
　　2.3　乌兰察布地区／046
　　2.4　呼和浩特地区／058
　　2.5　包头地区／080
　　2.6　巴彦淖尔地区／098
第3章　城址的分类／125
　　3.1　关于考古类型学／125
　　3.2　城址的分类／125
　　3.3　城址的分期／133
　　3.4　小结／138
第4章　战国时期城址的考证及相关问题／140
　　4.1　赵国城址的考证及相关问题／140
　　4.2　秦国城址的考证及相关问题／156
第5章　秦代城址的考证及相关问题／165
　　5.1　历史背景／165
　　5.2　城址考证／166
　　5.3　秦代长城及直道的修筑／168
　　5.4　秦代墓葬的发现／170
第6章　汉代城址的考证及相关问题／171
　　6.1　历史背景／171
　　6.2　城址的考证／172
　　6.3　汉代长城的发现和探讨／178
　　6.4　阳山高阙／179
　　6.5　汉代墓葬的发现／182
第7章　结语／186
　　7.1　城址的分类和分期／188
　　7.2　城址的考证／188
　　7.3　边防线的变迁／191
　　7.4　城址的特点／192
参考文献／203
后　记／214

前言/序言

绪　　论

城市是人类重要的文化现象，城市的建置、成熟与发展，代表着一个地区、一个时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整体水平。本书所述的城址，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多称为“城”，是一种以高墙围绕起来的具有防御功能的新型聚落形态。通过对古代城址的考古学研究，可以窥见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状况。
古代城址考古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古代史的研究关系极大。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古代城址考古取得了丰硕成果，对古代史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城址的出现是从氏族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根据考古学的发现，公元前2500～前2000年的河南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和湖北的石家河文化等，都出现了早期城址。截至目前，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城址，学界公认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为最早。中国古代城市自产生以后，发展到近代，其规划布局多有不同并进而演变，徐苹芳先生将其发展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和宋元明清。这与中国古代史划分为上古、中古、近世三个时期是相符合的。概括地说，夏商西周时期的都城是以帝王的宫殿和祖先的宗庙为主体的城市，东周时期“两城制”的城市规划是商和西周向秦汉城市过渡的一种形式；秦汉时期的都城以帝王宫室为主体，这一阶段出现了以衙署为中心的地方行政城市；魏晋至隋唐时期的城市，逐步发展成为完备的封闭式里坊制城市；从唐代末期到北宋前期，封闭式里坊制逐渐为开放式街巷制所代替，这一时期还首次出现了经济类型的城市，这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一大变化，标志着中国社会历史已迈入一个新阶段。
考古资料和文献研究都表明，中国文明的形成是自身发展的结果，是土生土长的原生文明。中国文明的经济基础是农业。与农业有关的科学技术得以发展。公元前3000年前后，中国早期文明社会已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形成。商周是中国早期文明社会的繁荣时期。以宫庙为城市的主体，以玉和青铜器制作的礼器，是中国早期文明社会的标志。中国从氏族社会进入文明社会时，并未削弱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反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与政治相结合，构成了西周独特的宗法分封制，实行血缘政治统治。祖先崇拜不但是其牢固血缘关系的反映，而且自商周以后，便成为中国宗教的主要形态，一直影响到后世。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于是，秦始皇“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采用整齐划一的行政方式，统治全国各地，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与“车同轨、书同文”同等重要的政治举措，并成为后世郡县政区沿革的基点，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评价云：“秦虽闰位，然实后世郡国之祖。”秦始皇的统一，改血缘政治为地缘政治，推行统一的郡县制度，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这对中国历史文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秦汉时期的都城，如秦都咸阳城、西汉长安城、东汉洛阳城，其形制均是以宫城为主的城市规划。为了推行郡县制满足地方行政统治的需要，这一时期，州郡县地方城市逐步兴起。作为中国古代城市史上的转变过渡时期，秦汉时期的城址规划和分布，反映着中国古代社会从血缘政治转变为地缘政治的社会结构之完成。它与秦汉郡县制的地方行政系统相结合，在东周以来地方城址兴起的基础上，建立全国的城市网络，结束了商周以来以血缘政治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形成了以地缘政治为主体的社会结构，这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和中国历史发展阶段上，都是属于本质上的变化。考古发现的秦汉时期的城址遍布全国各地，据已发表的资料估计，在陕西、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辽宁、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湖北、湖南、广西、广东等地发现的秦汉时期的城址有几百座。
自赵国开始，在抵御匈奴、屯垦戍边的三四百年间，中原王朝于河套广大地区设置郡县，修筑障塞，留下了诸多的古城、长城和墓葬等遗存。截至目前，考古人员在河套地区发现了战国至秦汉时期修筑的大小城址近两百座。对于这些城址的调查、发掘和研究，一直是河套地区秦汉考古的核心环节之一。
河套地区是东西文化的交流带，是南北文化的碰撞点。往南是中原，往北是塞外。两地区文化的内涵，东边是一套，西边是另一套。因此，这个地区是多种文化交流与碰撞的“漩涡地带”，是南北民族与东西文化交流的交汇点，也是南北文化交汇的“漩涡”。 由于文化的开放性和彼此交汇的结果，“漩涡地带”考古学文化最显著特征，就是诸文化的融合。正是这种融合，使“漩涡地带”考古学文化的面貌显得更为纷杂。
中国的史学界，自汉代的司马迁，到近代的王国维，都认为包括河套地区在内的北方地带，自古以来就生活着和汉代匈奴一样的游牧人，1994年出版的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中仍然认为，“分布在西周北部和西北部的各族是一些游牧部落……尧舜时代的薰育、商代的鬼方，西周时代的鬼戎、昆夷、混夷、畎戎、串夷、犬戎、玁狁，春秋战国时代的戎、狄，秦汉时代的胡与匈奴，实际上都是指的同一族类”。这种传统观点影响着中国现代考古学者，也影响着在20世纪90年代初以前的一些论著。近二十年来，随着考古学尤其是体质人类学的全面快速发展，上述传统的观点遭到越来越多学者们的质疑，现已确认匈奴属于蒙古人种中的北亚类型，与中原人在人种上有着明显的差异。近年，考古学家林沄、杨建华等就此问题撰文著书，利用考古学类型学中的区系类型理论，对上述遗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理论探讨。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战国后期以前（即赵武灵王开疆辟土至河套地区以前）的河套地区居民，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游牧民族，而是具有游牧化倾向的、同时兼营农业的居民。
史载：“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 20世纪初以来，尤其是1970年以后，在河套及其附近地区，发现了诸如杭锦旗桃红巴拉墓地、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凉城县毛庆沟、崞县窑子墓地等一系列重要遗址。近年，在清水河县西岔遗址及包头市西园、准格尔旗西麻青、和林格尔县辛店子、清水河县阳畔、凉城县忻州窑子、小双古城墓地都发现了这一时期的重要遗存。目前，大致可以把战国后期以前的遗存，分为蛮罕山（河套东北）、鄂尔多斯地区、浑河流域（黄河的支流，主要包括和林格尔县及清水河县）、河套北部四个地区。通过深入的考古学研究发现，以上各个地点的人群，从事牧业并兼营农业，正是他们在中原王朝和游牧地区之间起了“缓冲器”的作用，而这个“缓冲器”的核心地带正是河套地区。
农业与牧业这两大文明，在中国历史上都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秦汉时期以匈奴为首的游牧民族就成长于河套地区附近，并且随着其势力的壮大，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战国中期，赵武灵王“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公元前301年，（赵武灵王）“复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自此，河套平原正式成为赵国疆域的一部分。从文献和考古调查两方面得到的证据表明，随着燕、赵、秦向北方扩张领土，半牧业人群占据的中间地区缩小，逐渐被强占或并入中国的领域，致使北方各国与游牧人直接接触，使上述“缓冲器”消失了。河套地区由缓冲地带成了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直接碰触的舞台。这个舞台不是简单的一条线，而是一个地带，这里是若干独立文化的发源地，是青铜时代以来在生活方式、经济行为、社会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越来越和中原文明有差别的诸多族群的栖息地，这个地带有其自身的发展演变过程，总体上说是一个牧业成分不断加强和半游牧化甚至游牧化的过程。中原和北方民族之间的界面是变动的。因此，“长城只是长期的文化差别达到顶点的象征”。
《剑桥中国先秦史》（1999年版）的第十三章是专门写中国北方地带的早期历史，该章节的作者尼古拉?狄?柯斯莫（Nicola Di Cosma）从世界考古的视角，就中国北方地带游牧文化的出现，明确指出：秦汉之时，在中国史上本来只占次要地位的中国和北方游牧人的关系，一下子变成了最严重的问题。因此，解释匈奴以及与之有关的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人的关系问题，成为学者们关注的一个热点和难点。
战国后期，匈奴崛起于大漠，并不断南逾阴山，侵扰中原，形成“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的对峙局面，而对峙的界线就是河套北部一线。随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将赵国的势力延伸到阴山山脉大青山、乌拉山的山前地带，并在阴山脚下修筑长城，在河套及周边设置九原、云中、雁门、代郡四郡，以御匈奴。
秦代，蒙恬将兵三十万北击匈奴，夺取河南地，内蒙古中南部阴山之南尽纳入秦的版图。这不但沿用了赵国的郡县制度，而且为了进一步加强北方地区的军事防御，修筑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同时，修筑自云阳至九原郡的直道。
汉初，中原王朝无暇北顾，匈奴乘势占领河南地，并引兵南下。经平城之围，西汉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卫青击败盘踞河南地的楼烦、白羊王，夺回河南地，设立朔方和五原二郡，并移民屯边。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和四年（公元前119年），西汉对匈奴发动两次决定性的打击，右部浑邪王率众投汉，单于及左贤王遁走，河西走廊平定，从此漠南无王庭。匈奴左部迁到余吾水（今蒙古国土拉河），直对汉云中；右部迁到蒲类海（今新疆哈密西北巴里坤湖），直对汉酒泉、敦煌；单于的主力直对五原至鸡鹿塞。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游击将军韩说将兵屯守。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呼韩邪单于款塞和亲，结束了长期战争的局面，北方人民获得休养生息六十余年。到新莽时期，由于王莽对匈奴实行错误政策，北方人民安定的生活局面遭到破坏。
东汉初，匈奴扶持的卢芳政权控制着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五郡，河套地区尽归其掌握，光武帝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河套回归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南、北匈奴分裂，南匈奴附汉，先设庭帐于五原塞西八十里处，随后入居云中，不久迁至西河美稷。同时，又列置诸部于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为汉捍边。从此，河套地区出现汉族和南匈奴杂居错处的局面。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开始，东汉连续出击，使北匈奴政权彻底瓦解，匈奴从此退出漠北。东汉中期以后，河套地区的中原人口大举内徙，遍布阴山南北城址内的居民骤减，郡县省并，鲜卑等北方悍族在阴山南北继匈奴后兴起，河套地区的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
阴山是北方民族生活的摇篮和兵甲驰逐的大舞台。“不教胡马度阴山”的诗句，恰好写尽阴山雄踞战略地位，防范匈奴的军事作用。“秦汉时期，河套地区是汉匈军事争夺的焦点，为中原王朝控制后，则成为经济开发的新区，汉军北征的基地，同时也是民族交往的走廊”。这一地区肩负着保障国家安全和维护经济秩序的历史文化使命，为统一的汉文化的早期形成和初步发育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讨论河套地区考古学文化在秦汉时期的面貌和作用，不仅对于区域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典型性的意义，而且有利于深刻认识秦汉时期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民族文化的历史进程，体现其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选择秦汉王朝在河套地区的城址进行深入研究，对于认识秦汉时期的军事史、民族史、经济史、文化史，以及更深刻体会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发展历史都是有益的。这也是本书的选题意义之一。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由最初的京师、华夏地区，到由汉族和其他民族建立的王朝所统辖的地区，直到近代才专指整个中华民族共有的国家为中国，以区别于其他国家，从而具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称谓。中国概念的演变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产物，更是历朝历代连绵不断经略边疆的产物。长期以来，对于包括河套地区在内的边疆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和难点。
边疆又是一个历史概念，它是随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而逐渐形成和固定下来的。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自秦始皇建立封建中央集权国家以来，出现过多次大一统局面。秦汉王朝开创了全国统一的先河，战国、秦汉时期在河套地区的阴山一线，正崛起的强悍的匈奴民族与中原王朝时战时和，两大势力的激烈对抗，为世人展现了恢宏的历史画卷。河套地区，自古就是中华民族与北方草原民族交流和融合的大舞台，战国秦汉以后，逐渐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也正是从战国秦汉开始，河套地区成为中原王朝的边疆地区，中原王朝也开始了经略河套地区的历史。研究河套地区古代城址，对于理解中原王朝对边疆的经略、开发，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是本书的选题意义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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