辮服風雲 epub pdf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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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清末十年間，中國社會掀起瞭一場通過剪剃發辮、改易西式服飾推動國傢變革、謀求獨立富強的社會潮流。伴隨著這股席捲朝野的浪潮不斷湧動，清朝統治迅速冰消，社會呈現齣整體上的急劇轉型，20世紀中國也就此奠下最初的基石。本書鈎沉、記述瞭這場社會大潮，再現瞭百年前中國社會的巨變。

作者簡介

　　樊學慶，生於四川省成都市，中山大學曆史學博士，現為廣州中醫藥大學人文社科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史教學、科研工作。已發錶論文十餘篇，參編著作兩部。

目錄

緒  論  從康有為戊戌奏議說起

第一節  清代辮服製度源流

第二節  剪發易服問題研究概述

第三節  本書思路、材料與方法

第一章  新政復行與剪辮易服輿論勃興

第一節  新政復行與清廷辮服體製鬆動

第二節  京津改良派宣傳推動剪辮易服

第三節  江浙改良派反對剪辮易服的立場

第四節  海外改良派剪辮易服輿論及國內呼應

第五節  剪辮易服輿論中迅猛發展的排滿革命傾嚮

第二章  清廷辮服製度改革及其社會影響

第一節  新軍易服與服製風波

第二節  巡警服製製定波摺

第三節  學界剪辮易服浪潮與學堂服製醞釀

第四節  社會風尚變化與民眾剪辮易服

第三章  預備立憲前後剪發易服的起伏發展

第一節  仿行憲政與清廷圍繞剪發易服的爭論

第二節  京津立憲派掀起剪發易服宣傳高潮

第三節  江浙立憲派對剪發易服的不同立場

第四節  革命黨人的剪發易服輿論

第五節  清廷辮服政策調整與剪發易服低潮

第六節  服式變革與國貨運動萌芽

第四章  宣初政局與剪發重新興起

第一節  朝野剪發易服輿論與載灃態度

第二節  振興土貨運動蓬勃開展

第三節  載濤與剪發重新興起

第四節  清廷中樞形成支持剪發易服力量

第五節  剪發行動迅速發展與剪發阻力增強

第五章  資政院第一屆常年會與剪發風潮

第一節  風潮初起

第二節  資政院剪發易服議案推波助瀾

第三節  禁止易服諭旨對風潮的壓製

第四節  資政院第二次奏請剪發易服失敗

第六章  辛亥起義與清代辮服體製終結

第一節  武昌起義前夕剪發易服發展形勢

第二節  剪發不易服與國貨運動興起

第三節  明諭自由剪發與辮服體製終結

結  語  迴首十年

附  錄

徵引文獻

索  引

後  記

精彩書摘

　　第一節 清代辮服製度源流
　　器與道：冠服與禮治
　　大緻到20世紀初葉前後，中國一直是一個講求禮樂文明的國度，注重以禮治國。[1]“禮”，最初是祭神以求福的活動。“禮，履也，所以事神緻福也”。[2]至少從先秦時代開始，“禮”就是中國社會政治、文化的重要內容。“國之大事，在祀與戎”。[3]經孔子及後世儒傢提倡，“禮”成為儒傢文化的主要內容之一。漢武帝“罷黜百傢、獨尊儒術”後，及至清朝，“禮”一直是中國曆代王朝治國的指導思想。“禮者，天下之大本，而王道之大原也”。[4]“經世安民，莫大乎禮”。[5]“捨禮無所謂政事。”[6]
　　儒傢之“禮”以周禮為基礎，構建起一套近乎包羅萬象的社會等級秩序。“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彆異同、明是非也”。[7]儒傢治世主張先教化而後刑罰。“國傢久安長治之計關於風俗，風俗盛衰之故係乎人心，正人心厚風俗之機存乎教化”。[8]“禮”正是教化的重要手段。“教化為朝廷之先務，禮製為教化之大端”。[9]通過滲透於生活方方麵麵、無處不在的等級秩序，“禮”辨上下以定民誌，從微末之中對人潛行教化，以達止邪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的作用。“先王之製禮也，原情而為之節，因事而為之防。……因以製上下之禮，分親疏之等，貴賤長幼之序，進退揖讓升降之數。使之情有以自達，欲有以自遂，而仁義禮智之心油然以生，而邪氣不得接焉。民自日用飲食、知能所及、思慮所造皆有以範之，而不知其所以然。故其入之也深，而服之也易。”[10]
　　在教化的同時，“禮”還具有防範的一麵。“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 “禮”的防範既有對治國之君的製約。“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包含瞭義與信、和與仁的“禮”正是“霸王之器”。君隻有遵循“仁聖、禮義之序”，“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纔能為臣下樹立榜樣，使“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11]同時，“禮”也強調上對下、君子對民的教化和防範。“君子之道，闢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君子不僅要發揮榜樣力量，還要為民建立一整套秩序，對民生活的方方麵麵進行約束、控製，使“亂益亡”。[12]隻有在“禮”不及之處纔訴諸於“法”。“禮樂者，刑罰之本也”。[13]“禮不足則任法”。[14]
　　總之，“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麯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安上治民，莫善於禮”。[15]“故曰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天下之達道是也。若捨禮而彆求所謂道者，則杳渺而不可憑矣。”[16]
　　“禮”這套等級秩序在社會生活中最直觀、最突齣的體現之一，也即其在現實中發揮作用的重要之器便是冠服。“禮之說微矣。其最著而易見者，彆親疏，分貴賤，嚴進退，謹取與。忠孝所由齣，而廉恥所由生，人道之所賴以立也。三代之時，上下前後，截然而不相踰。衣服起居，秩然而不相亂。其人主垂裳正紳，不深求天下，而世已循循稱治焉”。[17]
　　冠服，用今天最通俗的話講就是穿衣戴帽。周時，“服”大概包括衣服、服飾等幾個方麵。衣服在當時的一個重要內容是指周王在祭祀、視朝、甸、凶吊時所穿的吉凶之服。服的尊卑等次係於冠。冕服為上，弁服次之，冠服為下。[18]“服飾”指服玉之飾。[19]後世常用的“服色”，當時係指王朝所定的車馬祭牲顔色。[20]唐初定黃色為皇帝禦用之色後，[21]服色開始包含衣服及其顔色。今人常用以指代服飾製度的“服製”，原來係指區彆宗法血親的“五服之製”。在周時，“服”已經有瞭明確的等級性。《周禮》詳細記述瞭王在不同場閤的“服”和公以下直至士等各個貴族階層的“服”。《儀禮》記述瞭各項禮儀規範中涉及的服飾規定。宋代“禮下庶人”之後，曆代禮典對庶民服飾也做瞭詳細規定。[22]所有這些細緻復雜的規範都以“辨其名物與其用事”為核心，目的都是要使“貴賤有等，衣服有彆，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從而“章疑彆微，以為民坊者也”。[23]
　　除瞭對內標示社會等差功能，冠服還是對外區分夷夏之彆的標誌，強調華夏與周邊蠻族的等級差彆。按照中夏禮儀，男女衣右衽，成人時要結發於首，加戴冠、笄以為標誌。戎狄無此禮儀，都是衣左衽，編發披於體後。所以孔子纔會說：“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24]清代以前中國曆代漢人王朝都采用束發，相沿成俗，成為“日用而不知”之事。因此曆代正史的《輿服誌》多對冠式有詳細記載，但鮮有提到發式。
　　此外，夏、商、周三代各有所尚正色。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三代的車馬祭牲都各從所尚正色。[25]由是色成為一代象徵，易服色也成為王朝鼎革的標誌。隨著後世服色包括冠服及其顔色，冠服改易也成為“禮”的重要內容。
　　以滿入夏：明清冠服製度因革
　　清代冠服製度的一個重要基礎來源於明。明代作為最後一個漢人王朝，非常注重體現著社會等級秩序的冠服體製。明太祖硃元璋自布衣而有天下，目睹元朝敗亡之亂，深悉民眾反抗力量的偉大，對重興禮樂以鞏固統治極為重視。踐阼之初，“他務未遑，首開禮樂二局，廣徵耆儒，分曹討究”。洪武三年即修成《大明集禮》，“其書準五禮而益以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音樂，凡升降儀節，製度名數，縴悉必具”。其後又屢有製作，經成祖、世宗等朝“數有增益，一代成憲略具是焉”。[26]不僅禮儀製度，有明一代，君臣上下對冠服禮義也極為強調。硃元璋開國之初即對群臣總結元朝敗亡教訓：“古昔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禮製，以定貴賤，明等威。……貴賤無等，僭禮敗度，此元之失政也”。[27]武宗時大臣舒芬也指齣：“等威莫大於車服，以天子之尊下同庶人，捨大輅袞冕而羸車褻服是禦，非所以辨上下，定禮儀。”[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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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緒  論  從康有為戊戌奏議說起
　　1898年9月，百日維新形勢正日益嚴峻。為瞭掃除守舊勢力障礙，繼續推進變法，康有為想齣瞭一個主意：斷發易服。請光緒帝帶頭剪掉辮子，改換西式衣服。
　　對於此事，光宣年間以“鐵麵禦史”著稱的趙炳麟記到：“康有為奏曰：‘服製雖細事，然最切於身。今新政行而大臣掣阻，兒戲王言，新政終無效。服製變，大臣褫魄，革麵革心，一切新氣象自然發現。武靈鬍服，明治戎裝，皆以此耳’。”[1]
　　光宣之際的另一清流乾將、禦史鬍思敬也曾追述此事：“有為奏曰：‘自古言變法者，皆雲小民難與慮始，樂於觀成，今一二老成人，尚張利口，牽掣執政之權，築室道謀，安能成事。古異姓受命者，必變服色，將與天下更始，而不一新其耳目，數韆年瀋痼慣習，其何術瘳之’。”[2]
　　宣統三年五月，康有為的女婿麥仲華將康氏戊戌奏議整理刊印，其中全文收錄瞭記載此事的《請斷發易服改元摺》。這個奏摺雖然可能是康有為在政變後重寫而成，內容、語句、措辭等可能都有變化，但主旨和基本意思大體未變，還是可以藉之一窺戊戌時康有為的變法主張。[3]
　　在奏摺中，康有為開宗明義嚮光緒指齣：“自古大有為之君，必善審時勢之宜，非變通不足以宜民，非更新不足以救國，且非改視易聽，不足以一國民之趨嚮，振國民之精神”。故凡新朝“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往昔漢武帝、魏孝文帝當守成中世，以改曆易服更新善治、為法後世；趙武靈王、齊桓公當列國爭強，因變服短衣遂緻治強、英風霸烈。他們的成功正在於“善得通變之宜”。然而這四位明主所處之世“尚非迫於必變之時也”。今時今日，世局變化已迫人不得不變易發服：
　　今則萬國交通，一切趨於尚同，而吾以一國衣服獨異，則情意不親，邦交不結矣。且今物質修明，尤尚機器，辮發長垂，行動搖舞，誤纏機器，可以立死，今為機器之世，多機器則強，少機器則弱，辮發與機器，不相容者也。且兵爭之世，執戈跨馬，辮尤不便，其勢不能不去之。歐、美百數十年前，人皆辮發也，至近數十年，機器日新，兵事日精，乃盡剪之，今既舉國皆兵，斷發之俗，萬國同風矣。且垂辮既易汙衣，而蓄發尤增多垢，衣汙則觀瞻不美，沐難則衛生非宜，梳颳則費時甚多，若在外國，為外人指笑，兒童牽弄，既緣國弱，尤遭戲辱，斥為豚尾，齣入不便，去之無損，留之反勞。
　　總之，當今已成萬國競爭世界，再以中國儒雅迂緩服飾與歐美尚武精神相較，“不啻如配玉鳴琚以走趨救火，誠非所宜矣。”
　　康有為又以俄國彼得大帝、日本明治天皇為例指齣，二人變法伊始都不憚以專製強力效歐美斷發易服，目的都在因時通變，以求改民視聽、導民尚武。康有為強調，“夫五帝不沿禮，三王不襲樂，但在通時變以宜民耳”。“且夫立國之得失，在乎治法，在乎人心，誠不在乎服製也”。光緒欲要振衰去弊、中興清室，就應當效法中外明主作為，“發尚武之風，趨尚同之俗”，“身先斷發易服”。同時詔告天下人民一起斷發，令百官易服而朝，百姓易服聽其自便。“則舉國尚武之風，躍躍欲振，更新之氣，光徹大新”。即使有人守舊固蔽，也不得不勉循維新之令無復敢有阻撓，維新之政也將“猶順風而披偃草也。”[4]
　　對康有為上奏的結果，趙炳麟記到：“上然之，令購西服雜優人服進……將請太後命更之……太後怒上曰：‘小子為左右熒惑，使祖宗之法自汝壞之，如祖宗何？’”[5]
　　鬍思敬稱：“上可其奏，潛遣中使購西服五百餘襲，雜優人衣冠以進。將改元開化，擇吉日謁廟，祭告天地。以太後故，趦趄不敢遽發。”[6]
　　第三種是康有為自己的說法。1898年9月25日，剛剛得知政變消息的康有為在吳淞口外英國輪船琶理瑞號上對英國駐上海領事班德瑞說：“……所以突然引起政變的主因，是由於皇上最近下過一道改革詔，宣布依照西洋的服式，改變中國的服裝”。[7]隨後又告訴英國駐華公使館中文秘書賈剋憑：“高官中的旗人……他們的不滿伴隨著變法詔諭連續公布而逐漸加深。到光緒意欲改變中國辮子風俗的詔令一傳齣（據康說：這是真的），旗人的不滿竟達到頂點。對滿洲人說來，割掉象徵旗人徵服漢人的辮子，即等於否認旗人在中國的統治”。[8]後來康有為又在迴憶中談道：“德宗神武，決欲舉行（斷發易服——本書注），大臣剛毅等力爭，太後不悅，未幾而政變事起。”[9]
　　以上幾種記載都明確提到以慈禧為首的保守勢力對斷發易服的反對。趙炳麟的記載直揭慈禧因破壞祖製反對此事，康有為更認為斷發易服是導緻政變爆發的主要原因。這些都錶明，康有為奏請光緒斷發易服違背瞭清朝祖製，是對清廷統治的嚴重破壞。辮發、服飾為什麼會成為清朝祖製？為什麼對清廷統治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這必須從它們的源頭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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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以後，中國社會齣現瞭一場提倡和實行剪剃發辮、改易西式服飾的社會潮流。革命黨人在粵、港地區的剪發易服宣傳中扮演瞭重要角色。從1900年開始，粵、港革命黨人就大力宣傳剪發易服，支持社會各界尤其是學界的剪發易服行動，藉之鼓吹反滿革命，攻擊清廷統治。清廷宣布預備立憲前後，革命黨人又利用剪發易服揭露清廷立憲騙局，並同清廷壓製剪發易服的種種措施進行鬥爭。粵、港革命黨人對剪發易服的宣傳鼓動，是清末革命黨人剪發易服輿論的代錶，不僅使粵、港兩地成為國內剪發易服活動十分活躍的地區之一，而且推動瞭清末剪發易服社會潮流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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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得很不錯，值得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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