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看透曾氏,最主要的方法是读他的文字,但曾氏传世文字千余万,通读亦不易,只能读其精华;其精华部分首在家书。清末民初时期,曾氏家书乃士大夫必读之书。青年毛泽东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尝见曾文正家书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作文章;作文章时又参以杂务,以致百不一成。”信中所说的,出自曾氏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夜致沅弟的信。毛泽东信手拈来,可见他对曾氏家书很熟悉。曾氏家书,过去被当作治家圭臬来读,但现代人的家庭已大为简化,当年那种四世同堂、兄弟众多的大家庭已不复存在。今天人们的所谓治家,说到底不过是教子而已;至于“子”,也只独生一个,且学校和社会又担负了其中的主要责任。如此说来,曾氏的家书还有读的必要吗?
《唐浩明点评曾国藩家书(套装上下册)》远不这般简单。它是一个思想者对世道人心的观察体验,是一个学者对读书治学的经验之谈,是一个成功者对事业的奋斗经历,更是一个胸中有着万千沟壑的大人物心灵世界的坦露。
作者简介
唐浩明,原名邓云生。1946年生,湖南衡阳人。1970年毕业于华东水利学院,1982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研究生部,文学硕士。岳麓书社编审,湖南省作协主席,全国政协委员。著有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杨度》《张之洞》以及《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整理出版《曾国藩全集》等。
内页插图
目录
上册
翰苑生涯
跻身六曹
湘军初期
守制家乡
再次出山
下册
规复安庆
决战江陵
捻战失利
总督南北
精彩书摘
奏疏,是大臣与皇帝沟通的最主要的渠道。奏疏的内容五花八门,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为禀报分内的工作,二为建言。建言折最见一个大臣的本色。或出于明哲保身,或因懒惰乏才,许多大臣虽身处高位,肩负重责,一年到头很少甚至根本不建言,实在推脱不了,则不痛不痒地应付一下。乾、嘉、道三朝元老大学士曹振镛有句名言:“多磕头,少说话。”这六个字,的确是宦海戏水者的防身秘诀。
然而,曾氏却不是这样的人。
咸丰即位时年方二十,正在血气方刚的时候。鉴于道光晚年朝政疲沓、国力衰弱的状况,他颇有一番振衰起敝的志向,登极之初便诏令内外臣工对国事多发表意见,以便择善而从,重振朝纲。做了十多年京官的曾氏一向关注国计民生,早就藏了一肚子话,借着这个机会,一年内,他连上了上面所列的五道建言疏。在《应诏陈言疏》里,他着重谈的是人才之事,提出作育人才的三个主要方面:转移之道,培养之方,考察之法。
所谓“转移”,即皇上以身作则,臣工群相仿效,造成一股巨大力量,以便扭转世风。至于培养之道,曾氏提出了四条途径,即教诲、甄别、保举、超擢。考察之法,即应改变现在的京官仅凭召见及三年一次的京察、外官司道仅凭督抚考语的成习,建议加强监督,常年考核,鼓励人人建言,相互质证。这道奏疏对时局的批评尖锐而准确,如:“以臣观之,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日退缩,日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日敷衍,日颟顸。”“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缄默,一时之风气,有不解其所以然者。”这些话因切中时弊而痛快淋漓,很快便在朝野上下、京师内外不胫而走。至于“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这句话,不幸很快便得到了验证。对付太平军的人才,政府体制中果然没有几个,成千上万的乱世之才,还得靠这位侍郎从体制外去发现培养。
关于《议汰兵疏》,前信评点中已说过。至于《备陈民间疾苦疏》,则是向这位养在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年轻皇帝,叙说了民间三大疾苦:一、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二、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三、冤狱太多,民气难伸。在“冤狱”一节中,曾氏沉痛地写道:“臣自署理刑部以来,见京控、上控之件,奏结者数十案,咨结者数百案,惟河南知府黄庆安一案、密云防御阿祥一案,皆审系原告得失,水落石出,此外各件大率皆坐原告以虚诬之罪,而被告者反得脱然无事。”“臣考定例所载,民人京控,有提取该省案卷来京核对者,有交督抚审办者,有钦差大臣前往者。近来概交督抚审办,督抚发委首府,从无亲提之事;首府为同寅弥缝,不问事之轻重,一概磨折恫喝,必使原告认诬而已。风气所趋,各省皆然。一家久讼,十家破产,一人沉冤,百人含痛,往往有纤小之案,累年不结,颠倒黑白,老死囹圄,令人闻之发指者。”司法上的黑暗腐败,对人心的动摇最为重大。看了这段话,便可知江南百姓为何背弃朝廷影从太平军了。
在《平银价疏》中,曾氏针对当时银贵钱贱之现状,提出几条纠正的措施。用今天的话来说,颇类似于对规范货币体制一事献策。
五疏中最为大胆也最为冒风险的便是此信中所提到的《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
曾氏针对这个年轻皇帝三种所谓的“美德”,毫不客气地指出其背后可能出现的流弊。一为“谨慎”,将有可能导致琐碎。在指出近日几处失误实例后,曾氏劝皇上宜效法汉高祖、唐太宗,“豁达远观,罔苛细节”。一为“好古”,将有可能导致徒尚文饰。曾氏列举了咸丰帝的几桩徒尚文饰的事例,尤其有一件事,想必皇上读来心中甚为不快。现照录如下:“前者,臣工奏请刊布《御制诗文集》,业蒙允许。臣考高祖文集刊布之年,圣寿已二十有六;列圣文集刊布之年,皆至三十四十以后。皇上春秋鼎盛,若稍迟数年再行刊刻,亦足以昭圣度之谦冲,且明示天下以敦崇实效,不尚虚文之意。风声所被,必有朴学兴起,为国家任栋梁之重。”文人好名,皇帝也好名。曾氏此谏,无疑给二十岁的好名皇帝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他岂不恼火?
第三个所谓美德为“广大”,但若把握不了分寸,则有可能“厌薄恒俗而长骄矜之气,尤不可不防”。曾氏规劝皇上,用人行政之大权,不可自专,宜付军机处、六部九卿、科道百僚共商。且提醒皇上,当重用有风骨的直臣,不要听信阿谀拍马者的媚柔之言。
曾氏亦知此疏言辞过于质直,故在折末特为写上:“此三者辨之于早,只在几微之间;若待其弊既成而后挽之,则难为力矣。臣谬玷卿陪,幸逢圣明在上,何忍不竭愚忱,以抑裨万一。虽言之无当,然不敢激切以沽直声,亦不敢唯阿以取容悦。”
……
前言/序言
十几年前,随着《曾国藩全集》和以曾国藩为主人公的文学作品的出版,一个一度曾经改变历史走向的人物,仿佛一件稀有文物被发掘出土似的,立时引起国人的广泛兴趣:官场士林、商界军营乃至市井百姓,一时间都以谈论曾氏为博雅为时髦。此风亦波及海外华人世界,华文媒体也争相介绍这位早已被遗忘的曾文正公。
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岂止千百,为何此人能得到众多领域和层次的关注:似乎只要是中国人,谁都可以从他身上说点什么!看来,这就不仅仅是出于个人经历的传奇性,而是此人身上有着民族和文化的负载。
当今的时代,是一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西方文化仗着经济实力的强大,正在向全世界各个角落风卷残云般扑来,大有排斥、压倒一切文化的势头。曾经创造过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中国文化,在如此形势下如何立足,它究竟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中华民族还需要它的哺育吗?它还有发展的可能吗?这些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如今似乎已成了有识之士的困惑。
曾氏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最后一个集传统文化于一身的典型人物,人们对他的关注和兴趣,正好给我们以启示:处在变革时期而浮躁不安的中国人,依然渴求来自本族文化的滋润,尤其企盼从这种文化所培育出的成功人士身上获取某些启迪。这启迪,因同源同种同血脉的缘故,而显得更亲切,更实用,也更有效。
此事给我们这批从事中国文化工作的人以振奋,它使我们增加了信心,看到了未来的前途。
然而,中国文化既博大精深,又浩繁芜杂,在眼下信息爆炸竞争激烈的时代,机遇良多,一刻千金,人们再也没有往日田园般宁静的心境和经年累月足不出户闭门读书的悠闲。如何让忙于事功者领略中国文化的智慧呢?笔者认为,对于有志于此的人来说,不妨试用一法:在一段时间内将注意力集中到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身上,将他看透研深,再由此一人而去领悟全体。佛家说一叶一菩提,一花一世界,古人说一经通而百经通,说的都是这个意思。
曾国藩便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人之一,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都有值得借鉴之处。比如说,作为一个个体生命,他以病弱之躯在短短的六十年里,做了如许多的事情,留下如许多的思考,他的超常精力从何而来?作为一个头领,他白手起家创建一支体制外的团队,在千难万险中将这支团队带到成功的彼岸,此中的本事究竟有哪些?作为一个父兄,一生给子弟写信数以千计,即便在军情险恶、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之际,仍对子弟不忘殷殷关注、谆谆教诲。他的这种非同寻常的爱心源于何处?作为一个国家的高级官员,在举世昏昏不明津渡的时候,他能提出向西方学习徐图自强的构想,并在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加以实施。他的这种识见从何产生?所有这些,都是值得今人仔细琢磨的课题。
看透曾氏,最主要的方法是读他的文字,但曾氏传世文字千余万,通读亦不易,只能读其精华;其精华部分首在家书。清末民初时期,曾氏家书乃士大夫必读之书。青年毛泽东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尝见曾文正家书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作文章;作文章时又参以杂务,以致百不一成。”信中所说的,出自曾氏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夜致沅弟的信。毛泽东信手拈来,可见他对曾氏家书很熟悉。曾氏家书,过去被当作治家圭臬来读,但现代人的家庭已大为简化,当年那种四世同堂、兄弟众多的大家庭已不复存在。今天人们的所谓治家,说到底不过是教子而已;至于“子”,也只独生一个,且学校和社会又担负了其中的主要责任。如此说来,曾氏的家书还有读的必要吗?
其实,这部家书远不这般简单。它是一个思想者对世道人心的观察体验,是一个学者对读书治学的经验之谈,是一个成功者对事业的奋斗经历,更是一个胸中有着万千沟壑的大人物心灵世界的坦露。读懂这样一部书,胜过读千百册平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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