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什么是民主?是多数人的狂欢,还是少数人的操纵?是平民在大街上“抖发”,还是精英在角落里发抖?民主并非一个“一元化”的命题,而是一个对立统一的矛盾,民主是精英与平民的对立统一。从平民的选票到精英的钞票,从信息的不对称到经济的不平等,精英与平民究竟是如何影响政治的?从西方的骑士到中国的进士,从古代的科举到现代的教育,精英与平民究竟是如何流动变迁的?从欧洲的分裂到中国的统一,从英格兰银行的诞生到美联储的成立,资本与政治之间究竟是如何互动博弈的?从精英的自觉到平民的倒逼,从传统的“自上而下”到未来的“自下而上”,中国人未来的民主生活究竟应该是怎样的?《精英与平民》远溯千古,纵横万里,带领你共同探究这些问题背后的真正答案……
作者简介
刘哲昕,1973年生于福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法律与人文综合教研部主任,华东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兼职教授,曾先后在中级法院和金融企业工作。多年来致力于中国民主法治道路的探索与实践,2010年被授予全国干部学院优秀教师荣誉称号。
内页插图
目录
第一章 统一与分裂
历史决定未来?
地理环境差异决定了中国的统一与欧洲的分裂
统一与分裂是中西政治生活方式分野的逻辑起点
第二章 民主与民族
民主与欧洲民族国家
民主与欧洲多民族国家
民主与非洲阿拉伯“部落国家”
民主与中国“天下国家”
民主与其他“类天下国家”
第三章 选举与信任
“信任民主”制度构想的提出
“信任民主”与“选举民主”的比较
“信任民主”的若干系统性命题
“信任民主”与民主测评制度
第四章 民主与精英
民主时代的精英统治?
信息不对称是民主的隐形杀手
经济不平等是民主的另一个隐形杀手
第五章 精英与平民
民主是精英与平民的统
伪精英与伪平民
精英与平民的流动与变迁
第六章 资本与政治
西方社会的资本与政治
中国社会的资本与政治
西方社会与中国社会的知识精英
第七章 平民与革命
革命是精英与平民的断裂
中国的革命与西方的革命
革命与改良的历史纠缠
第八章 自觉与倒逼
底线公平与机会公平
精英的自觉与平民的倒逼
精英与平民的对立统
第九章 信仰与生活
我和汶川大地震
我们的信仰与我们的生活
人生不过生与死,社会不过分与合
后记人在旅途
精彩书摘
从“部落国家”到“民族国家”再到“天下国家”,世界上至少存在着三种国家形态,有人却认为只有一种治理标准,这非碰壁不可。非洲阿拉伯地区的部落还远远没有进化到民族的阶段,却被欧洲的殖民运动强行拖进了现代社会,如同一个孩子被强行拖进了成人的世界,跌跌撞撞,头破血流。这些部落国家为此付出的惨重代价不应该仅仅成为世人责备他们的理由,这笔烂账的很大一部分得算在殖民者的头上。同理可证,中国的“天下”早已经远远地超越了民族的阶段,却被西方人当作“伪装成国家的文明”而图谋肢解之,形同要将一个完整的人体切割成不同的部分。殊不知一个有机的系统具有不可还原性,部分的“独立”之日便是整体与部分的死亡之时,因为“离开人的手不是人的手”。
既然部落国家和天下国家各自有着迥异于民族国家的国家形态,那么它们也理应各自有着迥异于民族国家的治理模式。天下国家有着远比民族国家复杂的多样性,因此必须十分谨慎地对待所谓民族自决权可能带来的“碎片化效应”——即便这种效应被冠以民主的名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多样性本身就是离心力。天下国家从来就不缺乏离心力,就像它从来就不缺乏向心力一样。也许有人会说,既然离心力大,那为什么不让它离开呢?也许还有人会说,既然向心力强,那不就是一种极权吗?我以为不然。在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看来,离心力无所谓大不大,向心力也无所谓强不强,只要二者之间能够保持一种良性的动态平衡,就有机会形成一个良性的结构。地球的离心力如果不够大,早晚会被吸入太阳的怀抱而烧作灰烬;太阳的向心力如果不够强,地球早晚会挣脱太阳的引力场而冻成冰球——可见离心力和向心力的大小强弱从来都是相对的。作为一个天下国家,中国的离心力和向心力从来都很大,因此中国政治的永恒命题就是如何在离心力与向心力之间维持一种巧妙的平衡,只不过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会有不同的平衡方式而已。在夏商周三代的两千年时间里,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统一管理比较困难,因此中国人主要运用“天道礼乐、封侯建国”的治理模式来维持这种平衡。“天道礼乐”的明显偏软,导致政治结构的向心力偏小,离心力偏大,最后走向了春秋战国长达五六百年的高度分裂;在从秦汉到清末的两千多年时间里,由于生产力水平上升,客观上可以做到统一管理,中国人开始运用“儒表法里、天下一统”的治理模式来维持这种平衡。“儒表法里”虽然软硬都有,但是都属于自上而下,明显欠缺自下而上。这导致政治结构的向心力偏大,离心力偏小,整个国家必须通过三百年推倒重来一次的方式(类似于以行星撞击恒星的方式)来集中释放多余的能量,平抑内熵。这种规律性的轮回就是黄炎培先生所说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王朝周期律”;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的“德先生”来到了中国,求知若渴的中国学生从此知道了什么叫做自由平等,什么叫做民主法治,什么叫做分权制衡,什么叫做自下而上,也热切地盼望终于有一天能够在中国建立起一套全新的治理模式,从而实现向心力和离心力之间的平衡,跳出轮回数千年的王朝周期律。170多年来,多少中国人为了这个共同的理想殚精竭虑、流血牺牲。仰赖他们的不懈努力,如今我们正在一步步地接近目标。
……
前言/序言
这些年来,由于运用大尺度的历史方法研究中国未来的民主法治,因此常有人问我:中国究竟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彻底完成转型,实现民主法治的梦想?面对这个问题,我常常一语带过,抑或一笑置之。没错,这些年来,当我将历史的“缺口”对准现实的“准星”之后,未来的“目标”的确已经在我的视野中日见清晰。然而,我终究只是一名射手,不是一名算命先生。在子弹出膛之前,我可以调匀自己的呼吸,宁静自己的内心,忘却外界的扰攘,锁定远方的目标,在一场孤独而漫长的等待中,静静计算,默默祈祷,然而一旦扣动扳机,子弹出膛,那么所有的精确计算与美好愿望都必须接受各种不测因素的干扰和挑战,结果如何的确殊难预料。在一场远距离的狙击中,从风力风向到温度湿度,从地心引力到光学偏折,每一种因素都有可能影响到射击的精度,乃至于决定狙击的成败,因此一名真正的射手从来都是怵惕谨慎,不敢轻言结果。
然而那扳机终究还是要扣动,那子弹终究还是会出膛。射手是球场上最果敢的前锋,也是战场上最勇敢的战士,盘带是为了射门,等待是为了狙杀,“中国究竟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彻底完成转型?”这个问题终究还是需要我们去面对,去回答。既然如此,那么今天我就借着唐德刚先生的“历史三峡”宏论,谈一点自己的看法吧。
唐德刚(1920~2009),美籍华人历史学家,中国近代人物口述史的主要推动者。1990年代,唐德刚先生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历史观点——“历史三峡”说,在华人思想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唐德刚先生认为,“自夏禹家天下以后有记录可征之国史,凡四千余年(公元前2200一公元2000年)。四千年中,如按我民族所特有之社会型态发展之程序而分析之,则四千年来我民族之社会政治型态之发展.盖可综合之为三大阶段,亦即封建、帝制与民治是也。从封建转帝制,发生于商鞅与秦皇汉武之间,历时约三百年。从帝制转民治则发生于鸦片战争之后,吾侪及身而见之中国近现代史之阶段也。笔者鄙见认为此一转型至少亦非二百年以上难见肤功也。换言之,我民族于近代中国所受之苦难,至少需至下一世纪之中期,方可略见松动。此不学所谓两大转型也”,“两千多年前的中国政治社会制度的第一次大‘转型’——从封建制‘转’到郡县制。秦国实自公元前第四世纪中叶‘商鞅变法’开始,一直到汉武帝与昭帝之间(公元前86年前后)才大致安定下来。前后‘转’了二三百年之久。自此这一秦汉模式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便一成不变地延续下来”,“可是这一秦汉模式延续到清朝末叶‘鸦片战争’时期,就逐渐维持不下去了——在西方文明挑战之下,我们的传统制度被迫作有史以来‘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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