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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台、新加坡、日本、美国20所大学主要领导分享办学经验,阐述大学的治理、大学的多样性、大学与社会的互动……
内容简介
大学的办学者,要尊重大学的历史,善于挖掘并守护大学的特色。当然,一个很重要的外部条件就是,教育部对大学不要有太多规定,不要去号召各个大学都来做同一件事,要让大学自己去发展。因此,我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对大学要多一些指导性的意见,少一些指令性的文件。美国一流大学的制度各具特色,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复制的,套用一句名家名言并略加歪曲:“平庸的大学都是一样的,而优秀的大学则各有各的优秀。”一所大学,如果是因校长而闻名,这一定不是好的学校。学校远比它的校长重要,校长是一个领导者,但大学真正的价值不在于校长,而在于研究,在于教学,在于学生,在于大学里的每一个人。我跟家长说,如果你的孩子被大学录取之后,老师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这是我们的失败,不是学生的失败。所以,我一直致力于个性化的教育。我知道这样做的成本会变高,而且信息传播的效率相对也会降低。但我觉得这样的个人关注很重要,特别是在学生每年要交四五万美金的私立学校。不少中国代表团到美国去考察,眼睛只盯着哈佛、耶鲁。大学值得研究、仿效,但是,它们并不代表美国教育的整体。作为一个国家的整体战略,需要全局着眼,统筹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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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黄达人:探讨大学的治理结构(代前言)
大学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必然是按照某些契约建立起来的。契约在大学这个组织的语境下体现的是举办者和办学者之间的关系。对于公立大学而言,就表现为政府与大学的关系,而大学章程作为契约文本,是包含外部制度安排和内部治理结构的重要载体,大学章程的建设在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和运行过程中有着核心地位。
程星:大学制度的精髓在于多样性
美国一流大学的制度各具特色,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复制的,套用一句名家名言并略加歪曲:“平庸的大学都是一样的,而优秀的大学则各有各的优秀。”
余明华:大学自主化下的新加坡大学
在大学的决策层里面,我们有校董会、校长协调小组、大学内阁、行政委员会以及教务长和各学院院长的小组。在校董会里面,我们设立了八个常务委员会——学术事务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投资委员会、遴选委员会、薪酬委员会、企业委员会、校友及发展委员会。各机构各司其职,协同管理。
李焯芬:香港大学的治理结构
如果校务委员会主席是宏观管理,只是给予一些方向性指引的话,那么校长就可以放手自己去干。但如果是每天都来管这个账,管那个账的话,那校长就很被动。因为许多校长都是科学家出身的,他们会觉得管理大学和管理一家企业有不同之处。
陈新滋:大学规划要关注大方向
校董会是最高权力机构,但是只管大方向。教务议会是校内最高学术权力机构。院里也有最大权力机构,是我们的院务委员会,都由教授组成,由它决定整个学院的所有重大事项。规划是不是做下去不是由院长个人决定,所以院长换掉也没关系。
赵伟:大学的管理模式要有阶段性
我觉得“去行政化”这个问题应该科学地看,不应该一味强调公立大学政府一定要管。应不应该由政府管、如何管,要看这个大学成熟的程度;而且,这个成熟的程度是可以用若干个办法来衡量的。
李百炼:大学的定位决定管理模式
定位太重要了,不是每所学校都要做清华、北大这类名校,全国这么多学校,学生的要求有很多,是各不相同的,没必要每所学校都去与名校比。每个学校的定位、宗旨应该是反映它想做什么。
李嗣涔:大学管理中的政务官与事务官
在大学里面,事务官、公务员是有级别的,到哪里都是有的。但是大学里面的教授是没有级的,不管在什么位置。像我这个校长就是政务官,如果做得不开心,就回去继续做教授。其他事务官就是公务员来做的,即使政党轮替,他也不换的。要有个稳定的事务体系,保证运转。
杨弘敦:尊重大学的学科差异
在一流大学里,学生都非常优秀,纯粹以教科书为主的教学是不足的,加入创新研发的内容才是最好的教学模式,况且老师与学生在教学活动的互动中,也能激起火花,产生创意,进而成为富有意义的研究题目。以这个观点来说,教学与科学研究也有不少相辅相成的成分,让两者之间的矛盾缩小到最低。
吴志扬:校长的作用是选择合适的背景音乐
我觉得一个大学不管它的定位是什么,培育人才永远是大学最核心的工作。年轻人最重要的就是开眼界、开胸襟。我们也要思考,老师能够教给他们什么,学校要怎么培养他们。
吴思华:大学要适应社会环境
对于研究型大学来说,校长的学术领导力就要强一点,否则没有办法让校内的同仁服气。对于教学型或者是技职型大学来说,校长就要在外部的产学合作关系上能够做得很好,这样才对整个大学有更大的帮助。所以不同的学校有不大一样的要求。
戴海龙:关键是选择合适的人来执行制度
美国大学是教授委托行政负责人来治校,教授可以参与政策的制定,但是最后的执行权他们完全没有。真正的权力是在校董会那里,不管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校董会选拔校长,校长再选拔他下面帮他工作的人。这是美国大学行政管理的规律。
黄伊侣:美国文理学院的精英教育
我跟家长说,如果你的孩子被大学录取之后,老师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这是我们的失败,不是学生的失败。所以,我一直致力于个性化的教育。我知道这样做的成本会变高,而且信息传播的效率相对也会降低。但我觉得这样的个人关注很重要,特别是在学生每年要交四五万美金的私立学校。
牟德:校长的作用在于实现每个人的提升
一所大学,如果是因校长而闻名,这一定不是好的学校。学校远比它的校长重要,校长是一个领导者,但大学真正的价值不在于校长,而在于研究,在于教学,在于学生,在于大学里的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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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摘
美国文理学院的定位
黄达人:黄校长,我知道你对高等教育有很多自己的理念,而且有多个学校的任职经历,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想法。我先提两个问题,想听听你的看法。第一个问题是,现在的高等教育跟前几年的高等教育相比有什么变化?我们对学生的要求是跟以前一样,还是有所变化?第二个问题是,像文理学院,关注本科教育,它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类型,很受学生欢迎。在美国这一类学校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因为中国的大学都拼命地想升格,专科想升本科,本科要有研究生,之后要招博士生。文理学院是怎么形成的?
黄伊侣: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吧。在二战之前,大概有10%-15%的高中毕业生会念大学;但在二战之后,发生了一些变化,美国颁布了《军人安置法案》,退伍军人可以用政府资助的基金去念大学,所以退伍军人的入学率前所未有地高。从40年代开始,在校大学生的数量开始增多;到60年代,政府鼓励大学扩张,所以大学生数量的上升趋势开始加快。尤其是在加利福尼亚、密歇根和威斯康辛等州,除了大学系统之外,在50年代到70年代之间,还建立了为本科生和职业教育而设的州立学院系统和社区学院系统。这样就从只接收少数高中毕业生进行高等教育,到希望超过半数的高中毕业生能来上大学。随着7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女性运动,这一趋势不断加快。我1969年去哈佛读书的时候,预科班里只有20个美籍华人;而现在,一个哈佛的预科班有30%-35%是亚洲籍学生也不足为奇。回顾过去50年的高等教育事业,我看到的是有着不同背景的学生获得了更多上大学的机会,尤其是那些来自工人阶级的学生、女性和少数民族学生。如果要我总结现今美国的高等教育的话,我会说,大学为不同社会和经济等级的人提供了更多机会,更多人通过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经济补贴和资助上了大学。
但是,我们现在对美国高等教育的一个担忧是,在过去的10-15年,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对大学生的经济资助在逐年减少,并不是钱的数目减少了,钱在增加,但是赶不上大学生人数的增加速度,所以每个学生得到的资助就少了。我们的另一个担忧是,在过去五年中,随着经济的衰退,人们对于大学的认识已经越来越狭隘。许多人认为,大学的主要作用是帮助学生找到工作,而教育的主要好处就是让学生加入劳动力的队伍中。
这就让我想到对你第二个问题的回答。美国的高等教育始于18世纪的文理学院,而当时文理学院的主要作用是培养年轻人的领导能力,培养他们成为大臣、律师或政治家。像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都是当时殖民地时期的文理学院培养出来的,他们接受的也是领导能力的培养。许多像我一样,多年投身于文理学院的人都认为,这是大学培养本科生时应发挥的一个重要作用。学生们十七八岁上大学,二十一二岁毕业,我们能为学生做的不仅仅是为他们踏人职场作准备,还应该培养他们承担社会责任的领导意识。我担心这个侧重点没有像以前那样被重视了。我们仍努力保留文理学院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要培养学生的领导才能,不仅仅是要获得信息和学习知识这么简单,而是要鼓励学生出国念书,进行服务性学习,与截然不同的学生组成小班级,学会欣赏来自不同背景、不同知识角度的观点。视角与价值观的形成关系到学生个性与气质的形成。可惜的是,如今美国的高等教育存在着这样一个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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