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中国建筑研究室口述史(1953-1965)》以中国建筑研究室成员的口述史料为基础,同绕中国建筑研究室主任刘敦桢教授主持的工作为主题,客观描述,整理记录,希望真实反映该室在20世纪中叶12年的短暂岁月中走过的艰难历程和作出的重要贡献。
内页插图
目录
上篇 岁月留痕——研究室风雨十二载
概况
第一阶段 1953-1958
一、中国建筑研究室成立缘起
二、中国建筑研究室的组织架构和人员构成
三、中国建筑研究室的初期目标
四、人员的培训
五、经费和管理制度
六、刘敦桢教授的工作重点
七、皖南民居调研
八、保国寺的发现
九、园林研究
十、其他研究成果及活动
十一、研究室在院系和在中国
第二阶段1959-1965
一、新的机遇和任务
二、新的骨干力量
三、野外调查
四、八稿古代史的撰写
五、八稿古代史的最终付梓
六、民居研究和其他成果
七、研究室的解散和人员去向
八、余音
中篇 原中国建筑研究室部分成员口述史访谈录
访谈人员与时间和地点一览表
口述史访谈录
一、傅熹年先生访谈录
二、王世仁先生访谈录
三、潘谷西先生访谈录
四、刘先觉先生访谈录
五、刘叙杰先生访谈录
六、张驭寰先生访谈录
七、戚德耀先生访谈录
八、张步骞先生访谈录
九、夏振宏先生访谈录
十、陆景明先生访谈录
十一、詹永伟先生访谈录
十二、叶菊华先生访谈录
下篇 中国建筑研究室相关档案资料
精彩书摘
八、保国寺的发现
保国寺是宁波郊区灵山之麓的一座寺院,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之一,也是中国江南幸存的最古老最完整的木结构建筑,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由山门、天王殿、大殿等建筑组成,占地面积1.3万余平方米,建筑面积0.6万余平方米。它的发现和保护与中国建筑研究室有着密切的关系。
1954年,刘敦桢教授安排研究室成员戚德耀、窦学智、方长源三人前往浙东一带进行民居及古建筑调查。当时慈溪县的县城是慈城,在那里,他们偶然听人说起洪塘北面有座规模甚大的“无梁殿”,为唐时所建,于是便心生疑惑,因为据他们所知,无梁殿的形制多为明清时采用,尚未听说过唐代就有这种建筑。三人决定前往看个究竟。
据戚德耀先生回忆,他们乘坐汽车到达洪塘,沿着当地群众所指的石板小路上山,大概行进了半个小时后,才找到一户人家探问,确定寺庙就在不远的前方山坳。
到达保国寺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登山的石道,隐约看到了马头山墙,旋即又发现了一些残垣断壁以及后期所建的僧人墓。然后是天王殿,迎面有石砌的高台,东面墙上嵌有几块碑刻。北面一座面阔三间周绕回廊、重檐歇山顶的大雄宝殿耸然而立。
然而,三人环寺仔仔细细地转了一圈之后,村民所说的无梁殿却并没有找到。最后,在后厢房见到了一个50多岁的和尚。询问后方知,无梁殿其实是个误会,因为大殿的顶梁部分被天花板所遮挡,群众误认为是“无梁殿”。而且,殿内原本供奉有“无量寿佛”,故有“无量殿”的称呼。
三人稍作休整后就开始了测绘工作。当时认为大殿结构是对称一样的,所以搭了半堂脚手架。现在看来这种观念是不对的,两边并不是完全对称的。从考古的角度来讲,这样认为也是不对的。还有一些装饰细节比方各种刻线等,两边不会完全一样。当时三人就觉得差不多就行了,戚德耀先生后来说到这是不太正确的一种认识。多块钱,戚德耀先生笑称现在搭这样一座架子,恐怕要上万了。他们白天在架子上进行测绘,晚上绘图。梁架的照片也是在架子上拍的。
当时三人有明确的分工,窦学智负责查文献、测绘;方长源测绘细部,并负责后勤工作;戚德耀负责摄影、测绘以及外界的联络工作。一共用了大概两个月,完成的成果包括了保国寺的总平面图,大殿的平、立、纵横剖面图,还有一些局部构件的详图。对有关的碑刻,进行了文字记录和拓片记录。
戚先生回忆道:“到了保国寺,看到大殿后,很兴奋,觉得收获很大。当时在现场,除了观看大殿外,还发现了须弥座式佛台的背面有‘崇宁元年’的字样。不过,我们几个人,刚进研究室才学了半年左右,不敢断定大殿具体是什么时候的,也不敢说就是北宋留下来的;有一点,我们敢肯定这大殿不是明清之作,感觉可能是元代的吧。也考虑到,宁波靠着上海近,开发程度高,商埠云集,有那么早的建筑是不是不太可能。”
回到南京以后,他们向刘敦桢教授汇报了保国寺调研的情况,还请了研究室专门负责摄影的朱家宝先生印照片。刘敦桢教授看了照片并详细询问后,非常感兴趣,也非常重视,召集研究室所有成员,要求每一个人在听取对保国寺大殿的情况介绍后发表自己的看法。最后.他要求戚德耀、窦学智、方长源三人赶快重返保国寺,详细测绘全寺,并搭架测绘大殿;特别对具有古制做法的构件应绘制出大样图;收集有关寺与大殿沿革方面的碑铭、文献;要了解清楚寺、殿的方位及周边环境以及气候、水文、地质、地貌等资料。刘敦桢教授同时在《文物参考资料》上刊登发现保国寺的消息,并向当时的党委报告了这个情况。
这件事还有一个插曲。刘敦桢教授是一位非常谨慎的学者,他当时只是判断,保国寺大殿是江浙一带珍贵的古建筑,该建筑的年代至迟应在元代。以后通过测绘调研,根据大殿的特征、构件式样、须弥座式样、佛台背面的文字、保圈寺志、碑文等,确定大殿是宋代的。当时断定,檐口不是宋代的。戚先生因为这次测绘非常佩服刘敦桢教授:“他做事情很严谨,当时反复地看照片,从照片上断定檐口是后来的。事实确实如此。”
……
前言/序言
1950年代初,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刚开始不久,建筑业也蓄势待发。1953年国家建工部部长刘秀峰提出一个口号,“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一时间,建筑界对民族形式的热情高涨起来。就在此时,上海的华东建筑设计公司要求和南京工学院合办中国建筑研究室以解泱设计工作中中国传统建筑知识缺乏的困难。于是,在刘敦桢先生主持下的新中国第一个研究中国建筑的学术机构产生了。
研究室的成员都是由华东建筑设计公司派来的一般设计人员和绘图员,没有中国古代建筑的学识基础,所以刘先生首先是花了大量精力来培养他们,为他们讲课,亲自带他们去曲阜、北京、承德、大同、太原、应县、五台山等处实地讲解古建筑,使他们能够逐步进入研究工作中去,并终于形成了一支总数近二十人的研究队伍,开展收集资料、调查研究、撰写论文和著作的工作。
刘先生的首选研究项目是民居和园林,这是过去中国建筑史研究中的弱项。所以中国建筑研究室首先出版的著作是刘先生的《中国住宅概说》1和张仲一等人的《徽州明代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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