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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毛泽东正值神州有事时》从历史研究者和亲历者两种视角,凭借珍贵的文字档案、独到的分析评述、精美的曝光影像,展现了"文化革命"爆发前两年及爆发后四年毛泽东的个人活动以及共和国的重大事件。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
它不单单为读者还原了浩劫中最为动荡的年代,更在展开细节的同时,悄无声息地用理性客观的方式,解析了历史表象背后潜藏的深层矛盾和动因;既不文过饰非,也不一味苛责。相信每一个读者读罢此书,都会对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对个人的生活处境产生深深的思索,都会增添一份智慧和厚重。
内容简介
《毛泽东正值神州有事时》时间跨度从1964至1969年。主要讲述了"文化大革命"最为动荡时期毛泽东的重大政治活动和个人生活。作者参阅大量史料,以细致入微的笔触,在生动翔实地还原 "文革"发生、发展整个过程的同时,也探究了动乱发生、发展的原委和过程。
书中载入的一百余幅毛泽东"文革"岁月珍贵照片,分为彩色黑白两种,百分之九十属于首度曝光面世。
整部书稿集资料性、可读性于一体,集收藏价值、欣赏价值于一身,弥足珍贵。
作者简介
顾保孜,1957年生,系江苏兴化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任第二炮兵政治部正师职创作员,国家一级作家。著有《红墙里的瞬间》、《样板戏出台内幕》、《铁血N4A》、《纳粹集中营的中国女孩》、《我的父亲朱德》、《红镜头》、《伟人凡影》、《超越血缘之爱》、《知情者说》、《跨出中南海》、《实话实说红舞台》、《中南海人物春秋》、《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等纪实文学著作;并创作有多部电影、电视剧作品。先后获得全国优秀畅销图书奖、全国图书金钥匙奖、当代军人最喜爱军版图书一等奖、"五个一"图书工程奖、中国图书奖、解放军图书奖、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编剧奖、"五个一"电影工程奖等全国性的奖项。
内页插图
目录
第一章 独有豪情
赫鲁晓夫骨子里对中国的蔑视,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毛泽东亲自捉刀,公开发表九篇针对苏共反华“大合唱”的反击文章。这是建国后毛泽东又一段“激扬文字”的岁月。与此同时,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他开始了深入的思索和探究。
第二章犹记烽火
1964年与1965年交替之际,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逐渐凸显,最终激化至无法调和。从“十七条”到“二十三条”,毛、刘分歧公开化。毛泽东带着沉重的思索,重新登上“犹记烽火”的井冈。在这片成全了斗志,铸就了意志的土地上,他开始酝酿一场新的运动。
第三章 山雨欲来
一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引起毛泽东极大的重视,他希望就此打破沉寂。毛泽东于西方的一个山洞闭关,十一天后神清气爽地“出山”,随后在武汉的长江一番畅游。浩荡的江水,洗去了他一年多背负的沉重思考。他将忧患意识化为行动决心,决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新的“长征”。他要在和平年代里迎接暴风骤雨的到来……
第四章 满街红绿
从具有强烈“革命造反精神”的红卫兵身上,毛泽东看到了开创新局面的希望。他在欢声雷动、一片沸腾的天安门广场,一次又一次亮出自己信赖人民自发革命的姿态。然而此时,许多党政军高级领导人和民主人士的脸上挂满了愁容与困惑。“文革”初期,令人始料不及、难以理解的事件接连发生,逐渐超出人力所能约束的范畴。
第五章 摧枯拉朽
进入1967年,“一月风暴”在各地产生连锁反应,大夺权和派性武斗争端迭起,干线运输几近瘫痪。大乱之际,党内、军内元老派对“文化大革命”的做法已从最初的“很不理解”发展到强烈不满。“七二○”事件迫使毛泽东仓促飞离武汉,他陷入了深深的思索。通过处理王力、关锋、戚本禹的问题,他发出了控制“文革”局面的信号。
第六章 峰谷之间
“文革”派性冲突愈演愈烈,一个四处武斗的中国超出了毛泽东的预料。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断然采取强硬手段,以图控制乱局。“九大”之后,刘少奇被彻底打入地狱,而林彪却如日中天,一跃成为“第二号人物”。一场中苏边境冲突,林彪统帅三军,紧急下发“一号令”;他的举措,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由此也埋下了两人分道扬镳的伏笔。
精彩书摘
进入上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矛盾逐渐凸显,在对三年困难成因及其解决途径的看法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包产到户”打碎了毛泽东的“理想”。
钱嗣杰成为毛泽东专职摄影记者后,在拍摄毛泽东各种活动时,进入他镜头最多的除毛泽东、周恩来之外便是刘少奇了。刘少奇给钱嗣杰的印象是话不多,表情比较严肃。在摄影记者镜头中,他只有在节日与群众联欢的一些场合才会露出有说有笑的表情。平时开会,他不是埋头看材料,就是讲话,而且一讲时间都比较长。钱嗣杰作为摄影记者,在领导人活动时注意力都集中在每一个画面的捕捉,每一种情绪的提炼;即使会议进程期间,他也很少去关心领导人在说些什么,很长时间,他都没有察觉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有什么隔膜。从照片上看,两人表情都还不错。“文革”爆发后,钱嗣杰发现刘少奇的表情十分沉重,脸部浮肿,好像生了大病一般,那时距离刘被彻底打倒仅一步之遥了。
今天的钱嗣杰再次回忆起毛泽东与刘少奇时,也无法准确说出他们矛盾公开化的具体场景。但事实上,当他1964年夏天来到毛泽东身边时,毛刘已经有了很深的芥蒂,两人之间至少出现过两次以上的“交锋”。
第一次发生在1961年八届九中全会之后。
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刘少奇便积极响应。他回到湖南老家宁乡县炭子冲搞调研,这次调研可以说是他们之间产生分歧的开端,也是长期潜伏的各种问题的集中暴露。
众所周知,自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后,几年里,因为总路线的要求而制定了一系列经济发展的高指标,这些似乎难以完成的高指标,成为六亿人民摩拳擦掌的追求,一时间出现了人山人海“参战”的大跃进局面。人民公社是1958年提出的,“人民公社”--这种社会主义新型的集体经济形式得到毛泽东的赞扬。截至1962年,全国农村基本实行了人民公社化。“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项内容在同一时期内存在,它们被称为“三面红旗”。当时在党内,一致认为“三面红旗”代表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探索,“三面红旗”由此也被看做是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性发展,完全正确,无人对此提出异议。
也正是这高高飘扬的“三面红旗”,不仅令全国人民热血沸腾,也让毛泽东看到了一条高速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所有的中国人都恨不得大干几年一起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刘少奇就是在这种热腾腾的情况下走出去的,他要看看热腾腾的下面“煮”的都是些什么?
刘少奇的老家湖南省宁乡县是他便于调查真实情况的地方。
这次接触农村,使他的心灵受到了很大震撼。他看到的是荒凉的田野、饥饿的人群……这与在北京中南海里听到的汇报差之甚远。作为国家主席,他的内心经受着煎熬。他因老乡依旧在过苦日子而难过,更感到自己受到了欺骗和蒙蔽,在心里对“三面红旗”打起了问号--这样搞社会主义建设到底行不行?对不对?
心里有了疑问,必然会反映在言行中。刘少奇返回北京不久,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严厉批评党的工作问题。平时不苟言笑,说话办事都很严肃的他,如果遇到批评人,更是口气严厉。“这几年党成为执政党是好事情,是成绩,乱指挥人家也听你的。但是,继续这样搞下去要跌下台的,再不能这样搞了。”
“跌下台”从刘少奇口中说出,勾起了毛泽东内心敏感的神经。
1962年1月21日至27日的“七千人大会”(中央扩大会议,因有近七千人参加,故名)上,刘少奇更进一步指出:全国有一部分地区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判断,认为错误原因是经验不足,但也有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有骄傲自满情绪,违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中央应该对这些错误负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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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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