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意的邊界 epub pdf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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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12位國內知名學者，共同探討中國社會基本問題，理性反思公意的邊界與底綫！

內容簡介

盧梭的“公意”理論與中國近現代的激進思潮有何淵源？現代政治生活中如何厘清公意與私意的界限，以確保正義，提升個人幸福感？本書囊括12位國內知名學者的犀利講演，他們將自身最關注的“中國社會基本問題”化作最生動平實的語言與讀者分享，並重點反思公意的邊界與底綫。講演主題還涉及基礎性的哲學探求以及當下熱議的通識教育、社會思潮等問題，極具現實話題性和學科前沿性，既能拓寬視野，又能普及知識。

作者簡介

北京大學國傢發展研究院（NSD）是在著名的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基礎上組建的一個科研教學機構，以綜閤性社會科學研究為主，力圖通過這一個開放的、跨學科的、多專業視角的平颱，完成更高水平的綜閤性知識集結。

精彩書評

　　《公意的邊界》這一組文稿更關注中國政治問題。此外，與人生問題密切相關的，是知識整閤方式、通識教育、身心修養。民主政治其實是這樣一個演化過程：人民的知識、修養、和偏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包容和支持更高水平的文明並反過來獲得未來演化的方嚮感。由於既有正麵的也有負麵的案例，民主政治永遠不能保證社會不走嚮瓦解或消亡，雖然，極權的或威權的政治幾乎必定會瓦解或消亡。
　　——汪丁丁

目錄

序 言（汪丁丁）
第一講 哲學之為窮理與哲學之為對話（陳嘉映）
第二講 通識教育與諸神之爭（劉東）
第三講 走嚮演化的認識論（魏寶社）
第四講 蘇格蘭啓濛學派VS法國古典社會思想（王焱）
第五講 現代政治的正當性基礎（周濂）
第六講 中國的"文件政治"（景躍進）
第七講 社會係統、關係運作與權力結構（翟學偉）
第八講 經濟成長的非經濟基礎（張靜）
第九講 盧梭在當代中國的迴響--從思想史看王元化重估《社會契約論》（夏中義）
第十講 政治學的史學轉嚮--馬基雅維裏的現代意義（馮剋利）
第十一講 認識中醫，樹立新的健康觀念（劉力紅）
第十二講 行為決策中的認知與偏差（施俊琦）

精彩書摘

　　第六講　中國的“文件政治”（景躍進）
　　利用這一講的機會，我想從經驗研究的角度，談一下自己對中國政治的一些看法。有關中國政治可談的東西很多，但是我們的時間有限，必須有一個聚焦。我選擇瞭一個特定的切入點——“文件政治”。這個題目看上去很小，不過我希望我們的思考和討論是拓展性的。
　　一　“文件”在中國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與普遍性
　　對於我們20 世紀50 年代齣生的這一代人來講，開會、聽文件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會議和文件的重要性對於每一個生活在這個體製當中的人來講是不言而喻的，所謂“國民黨稅多，共産黨會多”。為什麼“會多”？中國政治是一種高度動員型的體製，會議是政治動員的重要手段；經由會議的方式，文件得到自上而下的傳達。會議和文件就是這麼緊密地聯係在一起，故有“文山會海”之說。當然，文件的傳達並非一定要經過會議的形式，但是會議不可替代的功能在於，它提供瞭政治參與的一種在場感，就像在現場看足球賽和在電視裏看足球賽轉播的區彆一樣。
　　無論是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後來的建設時期，會議和文件始終是貫穿體製運行的兩個最基本的工具，也是（至少曾經是）與民眾的生活體驗最為接近的政治現象。因此，我們有不少民間諺語或政治笑話是與“文件”有關的。下麵我給大傢舉幾個順口溜。
　　第一個是：“村騙鄉，鄉騙縣，一級一級往上騙，一直騙到國務院；國務院下文件，一級一級往下念；念完文件上飯店。”這句話在政治學、行政學或公共管理學裏麵引用頻率大概是最高的，幾乎成為經典瞭。我們知道這些詞，知道這個諺語，但不一定所有人都明白其中的豐富含義。開會念文件在過去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訪談過一位老乾部，他說剛解放的時候，條件差，文件是油印的，紙張也是薄薄的，不像現在那樣精緻，而且文件的印製數量有限，因此開會作記錄是必要的動作。迴去之後，要傳達上級的會議精神，所以無論是念文件的，還是作記錄的，都需要全神貫注，否則信息在傳遞過程中會齣現偏差。現在經濟發展瞭，物資供應豐富瞭，文件不但印製得漂亮，而且在一些重要會議的場閤，與會者人人手中都有一份文件。在這種情況下，為什麼還要念文件呢？環境和條件變化瞭，但念文件的行為卻保留瞭下來，似乎有點不可思議。這種傳統的延續，一定程度上錶明“念文件”這一行為是重要的。即使人人手中都有文件，並非人人都可以在會議上念文件，我們都明白隻有某個特定的人物纔有權利（或權力）這樣做。以前是“念和聽（以及記錄）”的關係，現在是“念和看”（當然也可以邊聽邊看）的關係；關係的錶麵形態變化瞭，但其中內嵌的權威關係並沒有發生變化。
　　這一點可以從一個反麵的例子來理解。我曾經讀到過一篇文章，講的是信息傳遞方式變化所帶來的衝擊。改革開放以前中國是一個由單位構成的等級社會，大傢都生活在特定的工作單位中。政治信息的傳達一般是先上級，後下級；先黨員，後群眾。隨著經濟體製的轉型、法治國傢的建設，以及單位體製的解體，許多中央的文件（政策）通過報刊和電視直接公布瞭。你設想一下，當單位領導與普通百姓同時聽到或瞭解中央文件（政策）的時候，領導的內心會産生怎樣的失落感。不要小看這個細節，權力不是公章，你把它鎖在保險箱裏就永遠擁有瞭；權力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隻有在動態過程中，通過做事纔能體現齣來。這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為什麼念文件的過程雖然乏味，卻很重要，因為它是權威關係呈現的一個不可或缺的儀式。
　　順便說一下，照文件念稿子也許是中國政治傢與西方政治傢的一個重要區彆。念文件的參照物是演講。演講是西方政治的一個傳統，從古希臘開始，麵對公眾的演說是政治活動的內在組成部分，與此相關的是發達的邏輯修辭（以及詭辯和幽默）。相比之下，中國政治受到宮廷政治的長期影響，宮廷政治的特點是不需要麵對公眾。辛亥革命推翻瞭帝製，實行共和，但政治傢如何麵對公眾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中的這一維度發生瞭相當的變化，全球化和互聯網正在加速這一過程。但到現在為止，總體上說，我們的領導人還不如西方政治傢那樣靈活健談，善於和公眾及媒體打交道。在全球化和民主化的今天，如何麵對媒體，如何麵對公眾，是中國政治傢們麵臨的一大挑戰。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諺語中的“念文件”是一個係列的動作，所謂“一級一級往下念”。由此，我們可以把念文件的過程理解為一個“文件鏈條”。這個鏈條一環扣一環，體現著官僚製中上級與下級的等級性和權威性。文件本身是有等級的，有的發到省軍級，有的發到縣團級；文件內容有的可以公開，有的嚴格保密。在中國的政治係統中，文件的發放是一種政治待遇，能看到什麼樣的文件是非常重要的，它錶明瞭看文件人的行政級彆。在這個意義上，文件鏈條也體現瞭官僚權力的流嚮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我要說的第二條順口溜是：“檢查走馬看花，往往說在嘴上，寫在紙上，停留在會上，以會議應付會議，以文件落實文件。”這條諺語也是很有現實意義的，因為我們常常看到《關於……的通知》，以及《關於……通知的通知》這樣的文件。盡管中國政治存在著嚴密的等級關係，但這並不意味著上麵的精神總能得到有效的貫徹。有時上麵要求做的事情，下麵未必會認真。通常情況下，地方和基層會根據自身的利益偏好，選擇性地執行中央的政策。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在不少情況下，發個文件應付便是對策的一種。
　　最後一條是：“剛剛學會瞭，又說不對瞭；說是不變瞭，又來文件瞭。”這句諺語流行於改革開放的初期，一方麵說明中國改革具有摸著石頭過河的性質，根據實踐的結果不斷作齣變化是一種常態；另一方麵也錶明中國經曆的變化實在太快瞭。比如，我們的城市規劃經常是規劃趕不上變化。可以去統計一下，任何一個城市從改革開放到現在，實際的城市規劃改瞭多少次。說實話，中國今天的發展速度是當初沒有想到的，政策變化之快也是始料未及的。政策的快速變化引起一種“初一十五”的擔心。什麼是“初一十五的擔心”？源於另一句順口溜，說是“毛主席像太陽，照到哪裏哪裏亮；鄧小平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就說明，鄧小平時期的改革開放政策變化太快，由此導緻的一種普遍心態是，有政策要拼命利用，因為過瞭這個村就沒有這個店瞭。在個人的日常生活中，則錶現為資源分配過程中的爭搶狀態，先拿到手再說。當然，隨著國傢治理方式的逐漸變化，這種情形有瞭相當的改觀。
　　二　“文件政治”研究的緣起
　　（一）從文件現象到“文件政治”
　　開會念文件是一種經驗現象。怎樣把經驗現象上升到抽象的學理層麵？這是學術研究的任務，由此我們進入瞭專業研究的領域。在此，我要先給大傢介紹一下相關的背景。
　　盡管文件現象早已存在，但“文件政治”這個詞的齣現卻是很近的事，是一個學者在特定的條件下“發明”的。就邏輯而言，從文件角度來研究中國政治也許具有某種必然性，因為如上所說，文件在中國政治體製的運作中太重要瞭。但是機緣在什麼時候形成，以及以什麼樣的方式來研究文件政治，則具有相當的偶然性。“文件政治”這個術語的提齣與1989 年的那場風波有一定的聯係。大傢知道，1949 年之後，由於諸多原因，新中國外交采取瞭“一邊倒”的政策。在冷戰背景下，西方國傢的學者想要瞭解中國內部的情況不太容易。改革開放以後，這種情形有瞭很大的變化，尤其在地方和基層政治的層麵。但是，高層政治尤其是核心政治的可接近性依然不太可能。1989 年之後，那些曾經圍繞在中國最高領導層周邊的、瞭解中央內核人事信息與運作機製的智囊人員，成為西方學者和政治人物關注的對象。從1991 年10 月到1993 年10 月，在美國國務院和霍布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的聯閤資助下，有關熱心人士啓動瞭一個名為“比較視野下的中國政治過程”的項目。在兩年時間裏，展開瞭密度頗高的深度交流，並召開瞭多次學術研討會。其中，1992 年8 月舉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製度和政治”研討會是比較大的一個，其主要成果被收錄於《鄧小平時期的中國決策》（Decision-Making in Deng’s China ）一書（1995 年齣版）。
　　我們今天要講的“文件政治”（Documental Politics ）這個詞便是吳國光先生在這部論文集中提齣來的。他貢獻的論文標題是“‘文件政治’：假設、過程和案例研究”（“Documentary Politics”：Hypotheses，Process，and Case Studies）。順便說一下，吳國光先生在20 世紀80 年代後期是國務院總理智囊班子的成員，曾參與一些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這一經曆非常重要，否則即使有再多的資助也寫不齣來。在這篇文章裏，吳國光做瞭兩件事情：第一，提齣瞭關於中國“文件政治”的五個假設，並與相應的西方政治過程進行比較；其次，利用兩個他親自參與的案例來驗證這些假設。因為下麵還會有詳細的討論，在這裏我不具體展開。我要說的是，真正從學術角度齣發，將文件作為聚焦點來研究中國政治是從吳國光開始的。
　　（二）五個假設與兩個案例
　　在第一個假設中，吳國光將“文件政治”作為一種理想類型來看待。將文件政治置於比較政治學的視野下來考察便可理解這一點。我們可以設想一個連續體，這個連續體的一端是民主政治，其特點是通過製定法律來治理國傢；連續體的另一端是個人獨裁，所謂朕即國傢，口含天憲，他想乾嗎就乾嗎。在吳國光看來，“文件政治”恰好居於兩者之間。一方麵，文件政治既不是多數人統治（民主），也不是一個人統治（獨裁），而是由少數人組成的最高領導階層治理國傢。至於這個領導階層有多少人，西方學者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中國是兩三韆人在治理國傢，有的人說是30 人左右在治理這個國傢，這取決於把最高領導層劃到哪個級彆。
　　文件政治的另一方麵是必要的形式製約。在專製政體中，獨裁者毫無約束，可肆意而為。在民主政體中，一旦製定瞭法律，穩定性就很強。文件政治介於兩者之間。需要注意的是，文件與領導個人的講話是不同的。在中國，重要會議上的講話分為兩種，一種是領導念文件的講話，所講的文字是通過集體討論而確定下來的，雖然由他的嘴巴來念，但代錶的是領導集體的聲音。還有一種領導講話是撇開文件講的，或是即興插話，或是領導個人講話，這些講話的意義及重要性依人依事而定，並無定規。因此，文件政治既不像法律那樣嚴謹，但也不是隨意而為。
　　第二個假設將“文件政治”運用於中國的場景，認為中國政治是“文件政治”。一小群高層領導按照民主集中製的原則，彼此之間形成共識，將個人偏好正式化，並通過形成文件來獲取意識形態閤法性。中國政治便是按照高層指示（文件）自上而下地運作的。
　　“文件”是少數政治領導人個人偏好的製度化，這意味著我們所說的“文件”被限定在高層政治過程。上麵我們講瞭，黨和政府的各個層級都可以發文件：省可以，市可以，縣可以，鄉也可以。因此，研究“文件政治”就需要對文件本身作齣一個界定。吳國光認為，文件是指由治理機構發布的所有形式的官方文書，它區彆於個人信件、文章、媒體齣版物，以及非政府機構的文件等。文件依其功能的不同，可區分為三種類型——政治文件、行政文件和信息文件。吳國光討論的是政治文件。所謂政治文件有兩個特點：第一，它處置的是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議題；第二，它為政府行政確立基本的指導路綫或方針。
　　第三個假設是：文件的形成是（高層）決策過程的核心部分。這點比較好理解，不必解釋。
　　第四個假設與程序有關。吳國光認為，文件形成過程由七個環節構成，分彆是創議（initiation）、選擇起草者（selecting drafter）、自上而下的指示（top-down directives）、調研與起草（research and drafting）、修改（revision）、批準（approval）、發布（dissemination）。在上述七個環節中，創議永遠是第一位的，這和寫論文很類似，idea 非常重要；其次，誰起草文件也很關鍵，因為它直接決定文件的特點和風格。我們現在的許多文件和法律文本是政府部門起草的，在文件和法律文本的字裏行間，很容易發現所謂的部門利益。
　　吳國光提齣的第五個假設是：通過這七個環節形成的文件在中國政治中享有象徵和行政兩個維度的權威。所謂象徵性權威是指超越實際功利層麵的認同，覺得是對的，應該服從的。行政性權威是指實際操作，應該怎麼辦。簡言之，文件代錶瞭統治集團的集體意誌，也錶明瞭集體共識的存在。文件是要通過大傢討論、反復修改形成的，所以最後的文件要綜閤方方麵麵的利益。在這個意義上，文件製定的過程是政治領導閤法化的過程，也是權威的自我閤法化過程。

　　……

前言/序言

　　序言（汪丁丁）
　　上一編《中國問題》，接著1920年代中國知識界的討論，我們列齣兩項基本問題--人生問題與中國問題。以此為背景，物質生活開始富裕的中國人，或遲或早要麵對的是“有瞭錢又怎樣”這樣一個問題，也可稱為“發展問題”。這是教科書經濟學的界說：與單純的“增長”不同，發展，是同時在許多方麵有所改變。物質生活發展到一定階段，幸福感不再隨物質財富的增長而增長。這類現象，經濟學傢稱為“邊際效用遞減”。理性選擇的結果是：物質財富的邊際效用遞減，誘緻人的活動領域從物質生活領域轉嚮社會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領域。
　　考察我們中國人目前的發展狀況，似乎有一種趨勢，使人生問題與中國問題這兩大問題聯閤成為同一問題。這一聯閤之後的大問題，可稱為“中國社會基本問題”。
　　基本問題的錶現，它的初級形態，是“物欲橫流”，蕓蕓眾生逐物而不知返，或知而不返。經濟學的領袖人物貝剋爾，2000年與同事閤寫的一本著作《社會經濟學》，在2010 年引齣來一本經濟學工具書--《社會經濟學手冊》。“社會經濟學”（social economics），不是“經濟社會學”（economic sociology）。社會經濟學傢假設每一個人有完備或不完備的理性選擇，隻不過這些理性選擇發生在社會情境之內，從而這些特定情境對個體行為産生不可忽略的社會影響。因此，社會經濟學仍然是經濟學而不是社會學。這兩大學科都承認的一項事實是：人類行為有動機可循。關鍵問題是：在許多可循的動機當中，哪一類是真正重要的？引用錢穆的概括：人類的“類”性，其一是“個性”，其二是“群性”。這樣的觀察，演化心理學傢提供的解釋是：人類種群的保存與繁衍，依賴於兩種心理能力的平衡，其一是“好奇”（curiosity），其二是“謹慎”（prudence）。腦科學傢提供瞭更多的觀察，那些與環境保持瞭長期適應關係的好奇與謹慎的平衡機製，沉澱為“遺傳的”，成為人群通有的性質。那些在短期內適應著環境變化的好奇與謹慎的平衡機製，成為“個性的”。例如，隻要群體規模足夠大，或遲或早，個性的發展就總會産生一些堪稱“天纔”的個體。我們都承認，由於貢獻大且難以生存，這些天纔是需要社會保護的。另一方麵，社會也需要恪守謹慎原則，因為很難預先辨認並確保每一位天纔不被扼殺。事實上，社群是否有能力發展到很高的文明水平，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社群在創造力與謹慎原則之間微妙且不斷變化的平衡。社群成員的注意力，從物質生活領域轉嚮精神生活或社會生活的領域，最初往往要有一些天纔或英雄人物敢於破除既有的生活方式。以歐洲人的生活方式為例，如果他們始終堅持他們施加給斯賓諾莎那樣的宗教迫害，不難想像，兩百年的時間，足可使歐洲人與我們中國人一百年前那樣，淪為“落後挨打”的社群。
　　根據社會經濟學的“理性選擇”模型，個人行為發生改變，可以有兩方麵的理由：其一是內心有所感動，其二是受社會風氣的影響。我推測，未來幾十年中國人行為模式的改變，這兩方麵的理由都重要。我們每一個人幸福感有三重來源--物質生活的、社會生活的和精神生活的；隨著物質財富的繼續積纍，不論是有感於內在的反省還是有感於外在的事件，都要引發我們更多地關注社會生活和精神生活。
　　在社會生活領域，日益頻繁地引發我們關注的，是“社會正義”問題。誠如柏拉圖以來包括羅爾斯在內的多數西方政治哲學傢所言，社會正義，是評價人類社會孰優孰劣的首要標準。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治演變，也確實凸顯瞭中國社會基本問題更高級的錶現形態：改變我們的製度從而滿足社會成員普遍的正義訴求。
　　在社會生活領域，與正義問題密切相關而且同樣日益頻繁地引發我們關注的，是人與人之間深層情感紐帶的消失。與這一現象密切相關的，是普遍的焦慮感和與此相關的心理疾病（抑鬱、自殺、“反社會”人格障礙）。幸福感之所以不再伴隨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增加，除瞭物質財富的邊際效用遞減效應之外，在西方和在中國，深層情感紐帶的消失，是最重要的原因，甚至比邊際效用遞減律更重要。究其原因，在令人信服的著作裏，我推薦齊美爾的《貨幣哲學》和波蘭尼的《大轉型》。兩百年來，市場經濟價值觀和隨之泛濫的競爭意識逐漸主導瞭我們的社會生活，從而使貨幣成為衡量全部活動（尤其是情感活動）的惟一價值。貨幣取代情感，最普遍的後果是情感不再真實。以貨幣衡量的價值，可以切割為很小的部分。例如，我們可以談論90%純度的金銀首飾。但情感如此切分之後，往往變質。例如，我們很難談論90%的“愛情”。關於這一論點，我願意推薦柏格森的《時間與自由意誌》，或Aaron Ben-Ze'ev 的The Subtlety of Emotions（The MIT Press，2000）。
　　最後，在社會生活領域，與正義問題和情感問題密切相關而且正在或未來幾年必將頻繁地引發我們關注的，是政治權力的道德閤法性問題。關於國傢與政權的倫理批判，我推薦當代最重要的政治哲學傢赫費1989年發錶的《政治的正義性》（1998年中譯本）。“政治”，在赫費的倫理批判視角下，特指每一個人關於國傢與政權的道德閤法性的判斷。在政治（政體）的各種屬性當中，正義性是首要的。有正義的統治，有不正義的統治。不論是否願意，任一統治，必須承受倫理評價，赫費稱之為“倫理批判”。由此而確立的權力的道德閤法性，韋伯稱之為“確當性”（legitimacy），以區分於“閤法性”（legality）。
　　真正的幸福感，與精神生活關係最密切，亞當? 斯密的《道德情操論》，稱之為“inner peace”（內心的寜靜）。以我在這一領域的長期觀察，內心寜靜之所以為我們帶來最穩定且最豐富的幸福感，是因為，或者惟有在這一狀態裏，我們纔能夠感受到自由。黑格爾說“精神的本質是自由”。這一論點，他是通過抽象思辨得到的還是當真有體驗，隻在他的《曆史哲學》講演筆記裏有一些跡象，錶明他觀察過“東方冥想”（他關於印度瑜伽的描寫）。當代腦科學與東方靜坐實踐的聯閤研究，大約從1998年，始於幾位腦科學傢與一位著名佛教領袖之間的定期對話而有瞭引人注目的進展。2011年發錶的一篇核磁共振腦成像報告顯示，冥想的纍積時間必須超過1500小時，冥想的腦，纔可穩定在“寜靜”狀態裏。身心保持寜靜狀態，梁漱溟在“禮記大學篇伍嚴兩傢解說閤印序”裏有十分精緻的描寫。“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顔迴的這一感受，稱為“坐忘”（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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