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作為我國一衣帶水的鄰邦,我們需要的是理性地認識日本、瞭解日本。
《譯林人文精選:菊與刀》最初是美國人類學傢魯思·本尼迪剋特奉美國政府之命,齣於分析、研究日本社會和日本民族性之目的所做的軍方調查報告。但本書自1946年正式齣版後,在美國、日本等國引起強烈反響,被日本學術文化界譽為“現代日本學的鼻祖”。曾被翻譯成英、法,中、日、西等20餘國文字,總發行量超過1000萬冊,享譽全球。
更值得稱道的是,本書作者對日本人性格和文化的定義已經成為一個具有普世性的解讀範本:恬淡靜美的“菊”是日本皇室傢徽,凶狠決絕的“刀”是武士精神的象徵,日本文化和日本人性格的雙重性在這兩種具象徵意義的事物中得到淋灕盡緻的展現。此書誕生之後,想模仿這本書解讀日本的作品不計其數,但沒有一本能做到。
《譯林人文精選:菊與刀》論證嚴謹,飽含智慧,語言優美,是瞭解日本和日本人的公認讀本。
內容簡介
《譯林人文精選:菊與刀》中,魯思·本尼迪剋特運用文化人類學的方法,用“菊”與“刀”兩種頗具象徵意義的事物來揭示日本文化和日本人性格的矛盾性和日本文化的雙重性,從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和曆史事件入手分析瞭日本社會的等級、習俗、教育等,力圖透析日本,富有深刻的哲理性和動人的藝術性。
作者簡介
魯思·本尼迪剋特(1887-1948),美國民族學傢、女詩人;美國人類曆史學派開創人博厄斯的學生,也是其學術繼承人。1923年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博士學位,從1936年起代理哥大人類學係主任。她與美國人類學傢米德一起,結閤心理學的研究,形成博厄斯學派的一個支派,即“心理學派”或“民族心理學派”、“種族心理學派”。代錶作有《文化模式》(1934)和《菊與刀》(1946)。《菊與刀》在日本引起強烈反響。
精彩書評
日本文化有雙重性,就像菊花與刀。菊花是日本皇傢傢徽,刀是武士文化的象徵。日本人愛美而又黷武,尚禮而又好鬥,喜新而又頑固,服從而又不馴,忠貞而易於叛變,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求新。
——魯思·本尼迪剋特
日本是個極其矛盾的民族,柔美的花與剛烈的刀可以同時被人尊為至美而剛柔相濟。……美國著名社會學傢本尼迪剋特所著的《菊與刀》,在對日本文化深感好奇的西方人中影響力最為深厚。她著力闡述日本傳統文化之二元性,她也領悟到瞭這種矛盾性。
——三島由紀夫
他們以赤條條一無所有的民族,從中國、印度輸入各種物質的、精神的文明,且能夠通通消化起來,適應於自己的生活。更把這個力量來做基礎,迎著歐力東侵的時代趨嚮,接受由西方傳來的科學文明造成現代的勢力。民族的數量,現在居然足以和德法相比。……我們在客觀的地位,細細研究他,實在日本這一個民族,他的自信心和嚮上心,都算是十分可敬。
——戴季陶
讀過席書的許多日本學者,至少我所知道的,無不交口稱贊它的資料豐富。本書具有至今那麼多(外國人寫的有關日本的)書都沒有的新鮮感受和深刻尖銳的分析。我希望所有的日本人都要讀這本書。
——日本著名學者,川島武宜
日本不是一個普通正常的國傢,它是一個隱藏在“暖昧”錶象之下,無與倫比的單一民族集團性和不擇手段的進取性的國傢。不管“菊花”也好,“刀”也好,都是維護大和民族共同體,進取擴張的手段——不同的手段而已。在日本人的世界裏,兩種截然相反的東西,構成瞭奇特的“互補”。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
目錄
第一章 任務:日本
第二章 戰爭中的日本人
第三章 各得其所
第四章 明治維新
第五章 受恩於曆史與社會
第六章 報恩於萬一
第七章 最難承擔的迴報
第八章 洗清汙名
第九章 人情界
第十章 德之兩難
第十一章 自我訓練
第十二章 兒童的學習
第十三章 戰敗後的日本人
附錄 我在曖昧的日本(大江健三郎)
精彩書摘
一、齣身
如果說每一部“名著”的誕生都多少有些傳奇色彩,那麼作為文化人類學的經典名著,《菊與刀》的這一特徵尤其突齣。
著者魯思·本尼迪剋特早年畢業於美國名女子大學瓦薩爾學院,學習英國文學;後來進入美國社會研究新學院,在被後世譽為“文化人類學之父”、當時任職於哥倫比亞大學的弗蘭茲·博厄斯指導下學習人類學。值得一提的是,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歐美,“人種決定論”大行其道。當時人們普遍認為,不同人種之間具有本質的差彆,而這種差彆又決定瞭文明程度的高低。針對這種本質主義的決定論,博厄斯以其人類學研究為根據駁斥瞭人種不變的觀念,提齣瞭相反的“文化相對主義”學說。該學說主張,異文化的價值隻有從其內部的視角纔能獲得理解。本尼迪剋特正是在這種知識氛圍中開始其人類學研究的。
由於本尼迪剋特在社會研究新學院學業成績優異,她被推薦攻讀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博士課程。不久,她即以北美的祖尼族神話為題材,撰寫瞭博士學位論文。畢業後,她齣任哥倫比亞大學的講師;1937年,她成為該校第一位獲得副教授職位的女性。1948年她晉升為教授,但天不假年,不幸於同年9月辭世。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受美國政府戰時情報局的委托,本尼迪剋特開始瞭日本研究。戰時情報局成立於1942年,是一個以進行“白色宣傳”為宗旨的、進行心理戰的機構。“白色宣傳”是指通過散發具有明確信息來源,因而具有高度真實性的信息,來打擊敵方兵士戰鬥意誌的宣傳活動。它與消息來源不明,具有謀略性質的“黑色宣傳”相對。因此,本尼迪剋特受邀進行的日本研究工作,最初就有明確的戰略與戰術目的。1944年8月,戰時情報局新設“外國軍民士氣分析班”;9月,本尼迪剋特成為該研究班的兼任研究員,同樣進行日本方麵的分析工作。
由於無法進行人類學研究必不可少的實地調查,本尼迪剋特不得不動用一切手段收集資料。最終,她依據包括“傳說、電影、對美國國內的日裔居民及日本戰俘的采訪、(日本)研究作品、新聞記事、廣播節目、'好事者的文章'、小說、議會演說、軍事情報局的報告書”等在內的資料,探究瞭日本文化的獨特性。1944年她完成瞭研究報告,並於兩年後齣版瞭以該研究報告為基礎的本書,題名為《菊與刀:日本文化模式》。該書齣版後,在美國官員、知識階層乃至一般民眾中引發廣泛反響,被認為影響瞭二戰後美國的對日占領政策。迄今為止,該書仍是美國大學眾多文化人類學專業的必讀作品。
有趣的是,本尼迪剋特當初認為,本書的壽命大約十年——真正的學者首先考慮的是自己研究的局限與不足。本尼迪剋特或許清楚該書因資料方麵的局限,可能夾雜著對日本文化的誤解,因而有此一說。然而時至今日,該書仍被讀者持續閱讀,可以說遠超過瞭著者預想的時效,而且讀者亦遠超齣瞭英語文化圈。本尼迪剋特未曾預料到的是,無論該書裏麵有多少“誤解”(不少後世學者對這一點耿耿於懷),美國政治精英卻正是依據這樣充滿特定“誤解”的日本認識,製定瞭包括“象徵天皇製”在內的對日占領政策;這種政策也正是戰後日本的齣發點。可以說,本尼迪剋特以自己在文化人類學領域的學術研究,齣色地塑造瞭當時美國的日本認識,進而影響瞭戰後美日關係框架的形成。
因此,《菊與刀》這種獨特的齣身非但使其成為人類學領域的必讀書,還使自己成為戰後美日國際關係史中的關鍵文獻。毋庸說,這是學者無上的榮光;《菊與刀》成為這位偉大學者的墓誌銘。
二、傳奇
然而,《菊與刀》的故事並非僅限於此;在該書的對象國日本,它演繹的傳奇彆開生麵。1946年11月該書齣版後,駐日本盟軍最高司令官委托日本學者進行翻譯。兩年後的1948年,該書由日本學者長榖川鬆治完成翻譯並齣版,隨即引發日本國民的閱讀與討論熱潮,並多次再版。1967年,譯者重新修訂瞭譯文,作為“現代教養文庫”的一本由社會思想社齣版。2005年,日本著名的“講談社學術文庫”取得版權,繼續齣版發行。2008年,日本光文社將其作為“光文社古典新譯文庫”的一種,齣版瞭由角田安正翻譯的新譯本。角田是日本防衛大學的教授,專攻俄羅斯研究。據“譯者後記”所言,這位俄羅斯專傢翻譯《菊與刀》的契機正是該書新近齣版瞭俄語譯本。不過,該版本腰帶上寫的“盼望已久的新譯!”更讓讀者注意乃至感慨:時隔六十年後,日本第二個版本終於姍姍來遲。
與版本稀少的狀況相比,該書發行量似乎更能說明問題——截至2008年角田的新譯本齣版時為止,據統計,長榖川鬆治的譯本發行量超過瞭兩百萬冊;該書對日本國民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實際上,早在1947年,日本學者鶴見和子就在左翼刊物《思想》(4月號)上率先發錶書評“《菊與刀》:美國人眼中的日本道德觀”,嚮日本學界介紹瞭該書的主要觀點。《菊與刀》日譯本齣版後,日本知識界開始瞭對它曆時漫長的評論、討論與研究,迄今不絕如縷。在1950年《民族學研究》(第14捲第4號)特刊中,當時聲望如日中天的數位學者,比如民俗學傢柳田國男、哲學傢和辻哲郎、漢學傢津田左右吉等紛紛發錶評論,盛況空前。其後,直接或間接討論該書的論文與著作層齣不窮。比如作為單行本,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齣版有《日本文化論試論:閱讀本尼迪剋特的〈菊與刀〉》,九十年代齣版有《〈菊與刀〉的新解讀方法》等。
另外,外國學者研究《菊與刀》的作品也得到瞭日本學者的關注。比如,美國學者道格拉斯·拉米斯的批判性著作《內化的外國——〈菊與刀〉再考》(1981年)得到瞭翻譯齣版。在該書中,拉米斯批評本尼迪剋特僅憑藉詩人的直觀寫作,因而認為《菊與刀》不是根據確鑿的學術研究作品。拉米斯還率先指齣本尼迪剋特犯瞭“自民族中心主義”的錯誤;在這個意義上,他被認為早於後來大名鼎鼎的文化批評傢愛德華·賽義德,開啓瞭此後以揭露“自民族中心主義”為主旨的文化研究的先河。拉米斯的觀點在日本引發瞭正反兩個方嚮的爭論,至今不休,但否定性的意見居上。
其實,日本學者對《菊與刀》的內容褒貶亦始終不一。比如,作為批評性的觀點,前麵提到的和辻哲郎指齣,如果給“日本人”加上限定,諸如“日本軍人的思考方法”、“日本俘虜的思考方法”等,那麼本書所說的“日本人集團”就可以獲得一定程度的理解與認可。然而,該書將曆史、地區、集團、階層等因素一概排除在外,采取瞭一種整體主義的視角,討論瞭一般化的日本人,因而書中的“日本人的思考方法”、“日本文化的類型”這些說法就過於曖昧瞭。這種批評頗具有代錶性,畢竟,任何對一般化的“日本人”的描述都很容易將現實中的個體臉譜化。
在眾多的研究與評論中,森貞彥的解讀尤其值得關注。在2002年刊行的《〈菊與刀〉新探》中,他分析瞭日本學者對《菊與刀》的各種典型誤解,進而對該書進行瞭全麵的辯護。比如,“菊”被解釋為“掩飾起來的意誌的自由”,而“刀”則象徵著“自我責任的態度”。在接下來2003年齣版的《孤兒〈菊與刀〉的感嘆:學界巨頭們犯的大錯》中,作者將柳田國男、和辻哲郎、津田左右吉等學術巨人的評論放到瞭顯微鏡下,將他們的錯誤條分縷析。在他看來,這些巨人們仍未真正理解作者的本意。2004年,他繼續推齣新著《日俄戰爭與〈菊與刀〉:曆史的新視點》。他依據自己對《菊與刀》的解讀,以著名作傢司馬遼太郎的小說《阪上之雲》為主要資料,重新分析瞭日俄戰爭中一些著名人物的行為方式。他認為自己依據《菊與刀》開發瞭一種新的曆史分析方法,因而看到瞭迄今為止曆史學傢、社會學傢所未見到的一麵。2010年,作者再接再厲,齣版瞭長達韆頁的《〈菊與刀〉注解》,完成瞭全新解釋,並將日本的《菊與刀》研究推嚮瞭高峰。
這裏要強調指齣的是,一部由外國人撰寫的討論日本文化的著作持續得到日本學者的關注與討論,這本身就構成瞭一種獨特的日本文化現象。可以想見,《菊與刀》的傳奇仍將在日本繼續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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