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资料,其重要性不亚于文献档案。民国以还,内乱外患交相迭乘,史料损失,不可胜计。对历史真相的了解,需要参证当事人口述之处甚多,这些笔录,对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将有莫大的帮助。在张玉法和沈松侨访问、纪录的这本《董文琦先生口述历史》中,沈阳市长董文琦将之亲历的接收沈阳时与苏联、中共冲突始末以及台湾经济起飞的决策与过程一一叙来。
这套书真是让人醍醐灌顶,仿佛亲身经历了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作者的叙事手法非常高明,他没有生硬地罗列事实和数据,而是巧妙地将历史的脉络融入到董先生的人生轨迹中。读到一些关键的历史节点时,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非常强烈,就好像我正坐在董先生的对面,听他娓娓道来那些尘封的往事。尤其是他对那个时代社会氛围的描绘,那种细腻入微的观察和真情实感的流露,让冰冷的历史文字一下子变得鲜活起来。我特别欣赏作者在转述过程中保持的客观性,既没有过度拔高或贬低,也没有回避其中的复杂性,使得整个口述过程充满了真实的力量。读完后,我对那个特定历史时期有了更加立体和深刻的理解,不再是教科书上那种扁平化的描述,而是充满了人性的挣扎与光辉。这不仅仅是一部历史记录,更像是一部关于时代变迁中个体命运的深刻反思录,值得反复品味。
评分说实话,这本书的结构编排简直是匠心独运。它并没有采取完全线性的时间顺序,而是时常穿插一些主题性的回顾和反思,这使得阅读体验非常流畅且富有层次感。我特别喜欢那些关于个人选择与时代洪流之间张力的探讨部分,董先生在关键时刻所做的抉择,折射出那个年代知识分子面临的普遍困境。作者在记录这些口述时,特别注重捕捉那些细微的情绪波动和肢体语言的描述,这极大地增强了文本的画面感。我甚至能想象出董先生在讲述某个艰难时刻时,那种语气的停顿和眼神的闪烁。这种“在场感”是很多历史著作难以企及的。它成功地避开了那种枯燥的“大事记”模式,而是将宏大叙事巧妙地融入到一个个具体、生动的小故事中,读起来丝毫没有压力,反而充满了引人入胜的张力。
评分阅读体验上,我必须称赞这套书的“可读性”。它完全打破了我对“口述历史”可能带有某种沉重或学术化色彩的刻板印象。语言是如此的平易近人,节奏把握得恰到好处,常常让人一口气读完一个章节,并且立刻渴望知道接下来的发展。这得益于作者对叙事节奏的精妙控制,以及董先生本身那种极富魅力的表达能力。更重要的是,它引发了我对自己人生道路的深度思考。在董先生身上,我看到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坚持,那种无论环境如何变化,始终坚守内心信念的韧性。这本书最终指向的,是如何在不确定性中保持自我,这对于身处信息爆炸时代的我们,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它是一种精神上的滋养,而非单纯的知识灌输。
评分这本书给我最大的震撼在于其朴素而强大的情感冲击力。董先生的讲述风格是如此的真诚坦率,没有丝毫的矫饰或自我美化。他坦诚地面对了自己人生中的高光时刻,同时也毫不避讳地袒露了那些挫折、迷茫乃至错误的决定。这种全景式的自我剖析,展现了一个真正智者的风范——敢于直面过去的全部。阅读过程中,我好几次停下来,不是因为不理解内容,而是被那种直击人心的真诚所打动,需要时间去消化和沉淀。它让我意识到,历史的重量往往不是由那些丰功伟绩构成的,而是由无数个普通人在特定时空下所承受的真实情感堆砌而成的。对于一个渴望了解“人”在历史中是如何生存和思考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提供了无价的洞察。
评分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这套口述记录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它提供了一个第一手的、未经粉饰的视角来观察一段复杂多变的时期。作者在整理和编辑过程中,显然进行了非常细致的工作,不仅仅是忠实记录,更在于通过精炼的提问和恰当的引导,挖掘出了许多可能被官方史料遗漏的“侧面信息”。比如,他对当时学术圈内部的讨论氛围、日常生活的点滴细节,甚至是某些政策出台前后的私下议论,都有细致的捕捉。这些“边角料”恰恰是构建真实历史图景的关键碎片。对于任何严肃的历史研究者或深度爱好者而言,这本书无疑是构建其知识体系时不可或缺的参照物,它提供了那种无法从二手资料中获取的、带着温度的“现场感”。
评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丛书)分册介绍
评分商务部今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沈丹阳介绍,5月份外贸的增速大幅下降,这是多重因素叠加作用的结果,也是当前外贸形势严峻复杂的真实反映。最近这几天,商务部就当前外贸形势向商务部重点联系的1000多家企业做了问卷调查,调查共收到1015家企业反馈,这些企业的出口额大约占全国外贸出口总额的8%。企业普遍反映,近期出口形势不佳,人民币升值和外需不振是制约出口的两大主因。在回答当前影响出口的主要因素中,多达73.4%的企业认为是人民币升值,而选择国际市场需求不振的企业也占了72.6%。实际上,人民币持续快速升值,前几个月就已经影响了出口企业。由于出口利润空间大幅收窄,企业经营信心不足,前几个月有单不敢接的现象就已经很突出,接的主要是短单、小单。比如,我在前几个月的发布会上讲到春交会上,中、短单占比高达83.7%。从人民币升值对企业的具体影响来看,83.7%的企业反映出口利润下降,50.7%的企业订单减少,38.1%的企业只敢接短单,不敢接长单,21.2%的企业不敢接单或者被迫放弃履约。这次调查受访的1000多家企业的平均出口利润率不足3%,其中26.8%的企业出现出口亏损,这样的情况不仅直接影响了5月份出口的增速,预计还会对接下来几个月的出口产生不利影响。这是人民币升值的情况。
评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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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董文琦(1901-?),字洁忱,祖籍山东,吉林双城人。董文琦毕业于日本名古屋高等工业学校土木科。1929年归国后,他任吉林巿政处工务科长,任内主持吉林大学校舍建设,于1931年完工,但落成典礼因九一八事变而未能举办。1932年他来到关内,曾任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工程处长。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任东北水利总局局长兼东北水利特派员,参与接收东北,代表国民政府接收沈阳巿政。二度出任沈阳市市长。1948年冬,他奉命撤离沈阳市。1949年初,他应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邀请来到台湾。此后,他于1950年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主持各项重大财经审查、组织各种考察团及临时特种委员会,以实地调查,统筹策划台湾重大财经建设的重要事迹。1972年,他从行政院退休,转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兼国家建设研究委员会委员。因政治立场的原因,书里的内容只能作参考之用。在沈阳的国民党军政要员逃离时的混乱场面在王树增的《解放战争(下)》里有如下的叙述:......。还是这天上午,卫立煌的夫人韩权华在北平接到宋美龄的电话,宋美龄告诉她总统已命令卫立煌到葫芦岛指挥。韩权华马上问可否立即告诉卫立煌?宋美龄说:“当然可以。”然后电话就挂断了。卫立煌当即决定离开沈阳。他知道王叔铭在浑河民航机场给他留了一架飞机。这是一九四八年十月三十日的中午。国民党军驻沈阳的空军部队已开始全面撤退,沈阳的几个机场顿时一片混乱。大多数准备逃亡的军政大员集中在北陵机场,一部分人员和行李已经被运走,但是随着聚集而来的人越来越多,只要有一架飞机降落,急着逃亡的人便蜂拥而上,结果导致飞机严重超载无法起飞,机场的地勤人员和空军派来的部队动用了武力,可在飞机上的人谁也不肯下来。混乱之中,三架留在机场专门运送地勤人员和家眷的飞机见势不妙,在只上了一部分人员的情况下擅自起飞了。三架飞机依次在跑道上滑行的时候,机场人员纷纷从指挥塔台上跑出来追赶,但是无论如何呼喊飞机还是飞走了。下午,从北平飞来几架飞机,见机场地面人头攒动,竟然没敢降落,盘旋几圈之后也飞走了。此后,北陵机场就再也没有任何飞机起降,机场上的大批军政官员和家眷们不知如何是好。突然,有人说,飞机在浑河机场降落了,军政大员和家眷们扛起行李疯狂地向浑河机场奔去。卫立煌一行到达浑河机场,发现那里已被逃亡的人群挤满。国民党军空军派来接卫立煌的飞机刚一降落,机场上的人流就不顾一切地冲上去,以至最后连飞机的舱门都关不上了。飞行员跳着脚大骂之后,悄悄地告诉卫立煌,让他立即去东塔机场。历史在这一刻出现的情景犹如舞台上演出的戏剧:浑河机场上,飞行员先是发动了几次飞机,然后声称飞机有故障发动不起来了,说搬上飞机的行李可以不拿下来,但是人都要下来帮助推飞机,等飞机发动了大家再上来,不然这一飞机的人谁也走不了。已经挤上飞机的军政大员和家眷们犹豫再三,只能下来。可是,等所有的人都下了飞机后,飞行员突然关上舱门,飞机轰然一声滑向跑道,然后飘飘然地起飞了——那些准备逃亡的人不但没有逃走,连贵重的细软也让飞机带走了,可以想象那一瞬间出现的巨大的绝望,军政大员和家眷们在跑道上奔跑着、呼喊着,然后捶胸顿足,放声大骂,嚎啕痛哭。下午十五时半,卫立煌到达东塔机场,这个身经百战的将领此时身心疲惫,万念俱灰。在浑河机场使用欺骗手段飞上天空的那架飞机在东塔机场降落了。飞行员不开舱门,蜂拥的人群上不来。卫立煌在卫兵的扶持下先上了一辆卡车,然后卡车的后门对准飞机的舱门,舱门一开,卫立煌瞬间被推进飞机里。那一天,同在东塔机场的一位名叫胡圣一的国民党军采购处长目睹了当时的情形:此时军人的卡车同时也开近机舱门,有不少人跳上了卫的卡车,蜂拥而入,这些大员们哪里挤得过他们。因此,顿时造成混乱,除了喊叫怒骂而外,枪把子、手杖都挥舞开了。大员们由卫兵拥护着多数还是挤进去了,当时由卡车上挤掉下来的人也很多,其中有国民党合江省主席吴翰涛夫妇、嫩江省主席彭济群、“剿总”政务委员会委员王家桢等。还有几个人扶着机翼爬到机顶上,其中一个军人打破机窗想由窗口进去,当飞机发动徐徐前进时,那些在机顶的和机窗口的都被甩下来受了重伤。跟随卫立煌上飞机的有:东北“剿总”参谋长赵家骧、政务委员会副主任高惜冰、安东省府主席董彦平、辽宁省府主席王铁汉、沈阳市长董文琦、新编第一军军长潘裕昆、新编第三军军长龙天武等。飞机离开沈阳的时间是:一九四八年十月三十日下午十六时。黄昏时分,在葫芦岛,杜聿明和侯镜如在锦西机场迎接了卫立煌。听说所有的军政大员都没有来得及带行李,杜聿明命令给他们每人发两条军用棉被和一件棉大衣。“差一点见不了面!”卫立煌一下飞机就对杜聿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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