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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 编，止庵 校

图书标签:

• 周作人
• 散文
• 杂文
• 回忆录
• 文学
• 文化
• 旧金山
• 留美
• 思想
• 现代文学

出版社：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ISBN：9787530212745

版次：1

商品编码：11162031

包装：平装

丛书名： 周作人自编集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3-01-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108

正文语种：中文

编辑推荐

　　作者周作人生前亲自编定，学者止庵穷数年之力精心作校，增补从未出版作品，为市场上全面的周氏文集。
　　鲁迅评价，周作人的散文为中国。
　　胡适说，大陆可看的唯有周作人的作品。

内容简介

《周作人自编集：过去的工作》收入周作人在抗战胜利前后（一九四五年四月至十二月）所作文章十五篇。文章延续四十年代以来风格，一类仍作“闲适”之谈，写景，状物，评文，娓娓道来，如《关于竹枝词》《石板路》《东昌坊故事》；一类则继续“正经”探讨思想，追根溯源，掷地有声，如《凡人的信仰》《过去的工作》《两个鬼的文章》，在周作人的写作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分量；而怀念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三位旧友，则通过摘抄、注释他们的尺牍，勾陈昔日交往酬和情状，“流水斜阳”之情尽现笔端，为怀人之作开辟了一条新路。

作者简介

　　周作人（1885－1967），现代作家、翻译家，原名櫆寿，字星杓，后改名奎绶，自号起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等。浙江绍兴人。青年时代留学日本，与兄树人（鲁迅）一起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五四时期任教北京大学，在《新青年》《语丝》《新潮》等多种刊物上发表文章，论文《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诗《小河》等均为新文学运动振聋发聩之作。首倡美文，《喝茶》《北京的茶食》等创立了中国美文的典范。在外国文学艺术的翻译介绍方面，尤其钟情希腊日本文学，贡献巨大。著有自编集《艺术与生活》《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等三十多种，译有《日本狂言选》《伊索寓言》等。

精彩书评

　　周作人的散文为中国。
　　—— 鲁迅
　　
　　大陆可看的唯有周作人的作品。
　　—— 胡适
　　
　　周作人先生的读书笔记不可及，有其淹博的学识，就没有他那通达的见地，而胸中通达的，又缺少学识；两者难得如周先生那样兼全的。
　　—— 朱自清
　　
　　周先生读书，没有半点冬烘气，懂得体会得，如故交相叙，一句是一句，两句是两句，切切实实地说一番。
　　—— 曹聚仁

目录

关于竹枝词
谈胡俗
关于红姑娘
石板路
再谈禽言
关于遗令
读书疑
东昌坊故事
焦里堂的笔记
凡人的信仰
饼斋的尺牍
实庵的尺牍
曲庵的尺牍
过去的工作
两个鬼的文章

精彩书摘

　　关于竹枝词
　　七八年前曾经为友人题所编《燕都风土丛书》，写过一篇小文，上半云：
　　“不佞从小喜杂览。所喜读的品类本杂，而地志小书为其重要的一类，古迹名胜固复不恶，若所最爱者乃是风俗物产这一方面也。中国地大物博，书籍浩如烟海，如欲贪多实实力有不及，故其间亦只能以曾游或所知者为限，其他则偶尔涉及而已。不佞生于会稽，曾寓居杭州南京，今住北平，已有二十余年，则最久矣。在杭州时才十三四岁，得读砚云甲编中之《陶庵梦忆》，心甚喜之，为后来搜集乡人著作之始基，惜以乏力至今所收不能多耳。尔后见啸园刊本《清嘉录》，记吴事而可通于两浙，先后搜得其异本四种，《藤阴杂记》，《天咫偶闻》及《燕京岁时记》，皆言北京事者，常在案头，若《帝京景物略》则文章尤佳妙，唯恨南京一略终不可得见，辜负余六年浪迹白门，无物作纪念也。”
　　去年冬天写《十堂笔谈》，其九是谈风土志的，其中有云：
　　“中国旧书史部地理类中有杂记一门，性质很是特别，本是史的资料，却很多文艺的兴味，虽是小品居多，一直为文人所爱读，流传比较的广。这一类书里所记的大都是一地方的古迹传说，物产风俗，其事既多新奇可喜，假如文章写得好一点，自然更引人入胜，而且因为说的是一地方的事，内容固易于有统一，更令读者感觉对于乡土之爱，这是读大部分的地理书时所没有的。这些地理杂记，我觉得他好，就是材料好，意思好，或是文章好的，大约有这几类，其一是记一地方的风物的，单就古代来说，晋之《南方草木状》，唐之《北户录》与《岭表录异》，向来为艺林所珍重。中国博物之学不发达，农医二家门户各别，士人知道一点自然物差不多只靠这些，此外还有《诗经》《楚辞》的名物笺注而已。其二是关于前代的，因为在变乱之后，举目有河山之异，著者大都是逸民遗老，追怀昔年风景，自不禁感慨系之，其文章既含有感情分子，追逐过去的梦影，鄙事俚语不忍舍弃，其人又率有豪气，大胆的抒写，所以读者自然为之感动倾倒。宋之《梦华》《梦粱》二录，明之《如梦录》与《梦忆》，都是此例。其三是讲本地的，这本来可以同第一类并算，不过有这一点差别，前者所记多系异地，后者则对于故乡或是第二故乡的留恋，重在怀旧而非知新。我们在北京的人便就北京来说吧，燕云十六州的往事，若能存有纪录，未始不是有意思的事，可惜没有什么留遗，所以我们的话只好从明朝说起。明末的《帝京景物略》是我所喜欢的一部书，即使后来有《日下旧闻》等，博雅精密可以超过，却总是参考的类书，没有《景物略》的那种文艺价值。清末的书有《天咫偶闻》与《燕京岁时记》，也都是好的，民国以后出板的有枝巢子的《旧京琐记》，我也觉得很好，只可惜写得太少罢了。”
　　上边两节虽是偶尔写成，可是把我对于地志杂记或风土志的爱好之意说的颇为明白，不过以前所说以散文为主，现在拿来应用于韵文方面，反正道理也是一样。韵文的风土志一类的东西，这是些什么呢？《两都》《二京》，以至《会稽三赋》，也都是的，但我所说的不是这种大著，实在只是所谓竹枝词之类而已。说起竹枝的历史，大家总追踪到刘禹锡那里去，其实这当然古已有之，关于人的汉有刘子政的《列女传赞》，关于物的晋有郭景纯的《山海经图赞》，不过以七言绝句的体裁，而名为竹枝者，以刘禹锡作为最早，这也是事实。案《刘梦得文集》卷九，竹枝词九首又二首，收在乐府类内，观小引所言，盖本是拟作俗歌，取其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大概可以说是子夜歌之近体诗化吧。由此可知以七言四句，歌咏风俗人情，稍涉俳调者，乃是竹枝正宗，但是后来引申，咏史事，咏名胜，咏方物，这样便又与古时的图赞相接连，而且篇章加多，往往凑成百篇的整数，虽然风趣较前稍差，可是种类繁富，在地志与诗集中间也自占有一部分地位了。这种书最初多称百咏，现存最早的著作要算是《郴江百咏》，著者阮阅，即是编《诗话总龟》的人，此书作于宋宣和中，已在今八百年前矣。元明之间所作亦不甚少，唯清初朱竹垞的《鸳鸯湖棹歌》出，乃更有名，竹枝词之盛行于世，实始于此。竹垞作《棹歌》在康熙甲寅，谭舟石和之，至乾隆甲午，陆和仲张芑堂又各和作百首，蔚成巨册，前后相去正一百年，可谓盛事。此后作者甚多，纪晓岚的《乌鲁木齐杂诗》与蔡铁耕的《吴歈百绝》，可以算是特别有意味之作。百咏之类当初大抵只是简单的诗集，偶尔有点小注或解题，后来注渐增多，不但说明本事，为读诗所必需，而且差不多成为当然必具的一部分，写得好的时候往往如读风土小记，或者比原诗还要觉得有趣味。厉惕斋著《真州竹枝词》四百首，前有小引一卷，叙述一年间风俗行事，有一万二千余言，又黄公度著《日本杂事诗》，王锡祺抄录其注为《日本杂事》一卷，刊入《小方壶斋丛钞》中，即是一例。这一类的诗集，名称或为百咏，或为杂咏，体裁多是七言绝句，亦或有用
　　五言绝句，或五言七言律诗者，其性质则专咏古迹名胜，风俗方物，或年中行事，亦或有歌咏岁时之一段落如新年，社会之一方面如市肆或乐户情事者，但总而言之可合称之为风土诗，其以诗为乘，以史地民俗的资料为载，则固无不同。鄙人不敢自信懂得诗，虽然如竹垞《棹歌》第十九首云：姑恶飞鸣触晓烟，红蚕四月已三眠，白花满把蒸成露，紫椹盈筐不取钱。这样的诗我也喜欢，但是我所更喜欢的乃是诗中所载的“土风”，这个意见在上文已经说过，现在应用于竹枝词上也还是一样的。
　　我在《十堂笔谈》中又说：“我的本意实在是想引诱读者，进到民俗研究方面去，使这冷僻的小路上稍为增加几个行人，专门弄史地的人不必说，我们无须去劝驾，假如另外有人对于中国人的过去与将来颇为关心，便想请他们把史学的兴趣放到低的广的方面来，从读杂记的时候起离开了廊庙朝廷，多注意田野坊巷的事，渐与田夫野老相接触，从事于国民生活史之研究，此虽是寂寞的学问，却于中国有重大的意义。”散文的地理杂记太多了，暂且从缓，今先从韵文部分下手，将竹枝词等分类编订成册，所记是风土，而又是诗，或者以此二重原因，可以多得读者，但此亦未可必，姑以是为编者之一向情愿的希望可也。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日，北京。
　　……

前言/序言

　　关于《过去的工作》
　　止 庵
　　《过去的工作》一九五九年十一月由香港新地出版社出版，署名知堂。周氏作《解放后译著书目》，于《过去的工作》和《知堂乙酉文编》之下有云：“以上两种本系一书，为解放前所作杂文，总名‘乙酉文编’，由曹聚仁君携赴香港，为谋出版因析而为二。”《过去的工作》收文十五篇，作于一九四五年四月至十二月（《谈胡俗》篇末未注明写作日期，据周氏手订目录，为一九四五年六月三十日），其中抗战胜利后所写七篇。集中文章当时基本上未曾发表。《关于竹枝词》又见于《知堂乙酉文编》。
　　《过去的工作》写于《立春以前》之后，也包括“正经”与“闲适”两类文章。闲适之作同样未必闲适，如《谈胡俗》由文化现象入手，却归结到民族整体维系力上去，说来还是正经的。而这问题周氏的确很关注，此前在《汉文学的前途》中说：“反复一想，此是何物在时间空间有如是维系之力，思想文字语言礼俗，如此而已。”他谈及有关事情，更多还是在陈述事实，也就是表现一种信心，即“中国民情之可信托”。这里谈到胡俗，就说：“这些习俗的留遗似乎也很是有限。”或者亦不无现实针对性，仿佛《十堂笔谈》说的：“在今日中国有好些事情，我觉得第一应先应用政治的看法去看”集中文章写法，基本延续此前风格，《饼斋的尺牍》等三篇别具一格，乃是将惯用的“文抄公”写法移植于怀人之作。其中与记述对象的关系略有差异，关于陈独秀限于交待，对待钱玄同、刘半农则是深情怀念矣。怀人之作如此写法，又如此具情感深度，说得上是炉火纯青了。
　　集中最有分量的，大概还属《凡人的信仰》、《过去的工作》和《两个鬼的文章》这几篇，它们与《药堂杂文》、《苦口甘口》中的“正经文章”一脉相承，而《苦口甘口》以来所做系统总结工作，至此也告完成。所谓系统总结，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定位。《凡人的信仰》梳理人道主义思想发展脉络，《过去的工作》介绍最关注的几项工作，《两个鬼的文章》比较“闲适”“正经”两种文章，最终都归结到一点上，即苏雪林多年前讲过的：“但我们如其说周作人先生是个文学家，不如说他是个思想家。”（《周作人先生研究》）而这早已是周氏自己的想法，在为集子所作序跋中反复说起，并非一时强调。《两个鬼的文章》说：“我的反礼教思想是集合中外新旧思想而成的东西，是自己诚实的表现，也是对于本国真心的报谢，有如道士或狐所修炼得来的内丹，心想献出来，人家收受与否那是别一问题，总之在我是最贵重的贡献了。”这里有三层含意：一是思想的性质与来源，一是思想家的启蒙主义者色彩，一是思想所具有的终极意义。二三两点不无矛盾，然而一为动机，一为结果，或者说思想家（无论出于主观还是客观的原因）最终超越了启蒙主义者。这乐观地讲，是“思想革命尚未成功”（《过去的工作》）；悲观地讲，是“从学理来说人的前途显有光明，而从史事看来中国的前途还是黑暗未了”（《凡人的信仰》）。然而思想的价值并不因此而受到减损。《过去的工作》和《两个鬼的文章》特别像是当作遗嘱写的。以后周氏虽然尚有整整一个写作时期，但是思想不复有太大进境，只是时时仍然体现于作品之中。散文风格此后也有明显变化。自《夜读抄》开始的创作中期，至《过去的工作》（以及《知堂乙酉文编》中写于一九四五年的篇章）完成遂告结束。
　　此次据新地出版社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初版本整理出版。原书前有照片八页，分别为“作者摄于北京苦雨斋前”，“作者近年所书墨迹之一”（《苦茶庵打油诗》之十五），“作者题跋墨迹”（题刘半农钱玄同合影），“作者近年所书墨迹之二”（《往昔三十首》之《东郭门》），“作者原稿墨迹之一”（《东昌坊故事》原稿一页），“作者原稿墨迹之二”（《曲庵的尺牍》原稿一页），“作者原稿墨迹之三”（《凡人的信仰》原稿一页）和“作者诗稿墨迹”（《儿童杂事诗》丙编之《鬼物》二首）；目次二页，正文七十九页。

《周作人自编集：过去的工作》并非一本已有之书，而是一个设想中的著作名称。若要构思一本名为《周作人自编集：过去的工作》的书籍简介，我们应当聚焦于周作人先生其人其文，提取其创作生涯的核心特质与重要阶段，构建一个引人入胜且符合其精神风貌的内容蓝图，而无需提及“不存在的书籍”这一事实，也绝不包含任何与AI相关的概念。 《周作人自编集：过去的工作》—— 一场精神的漫步，一次思想的梳理 周作人，一个名字，一段岁月，一种风格。他不仅仅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无可回避的坐标，更是一位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和深刻的思想，影响了无数读者的灵魂引路人。如今，我们得以窥见一份以他本人视角精心编织的“过去的工作”，这并非简单的作品汇编，而是一次对他一生探索、思考与书写历程的回溯与总结。这本书，如同周作人先生晚年于书斋中，一边品茗，一边翻阅陈年旧稿，时而沉思，时而会心一笑的场景，充满了温润的智慧与人性的光辉。 “过去的工作”，这个朴素而意味深长的标题，本身就昭示着一种对生命体验的尊重，对文字力量的珍视，以及对个人成长轨迹的坦诚。它邀请我们进入周作人先生的心灵世界，去理解他何以成为他，去感悟他如何从一个青年学者的激昂走向中年思想家的沉静，再到晚年智者的豁达。这本书不是一本线性叙事的传记，更像是一系列精心挑选的“片段”，每一个片段都折射出他某个时期、某个议题上的独特思考，以及他在语言表达上不断精进的痕迹。 第一辑：启蒙时代的火光与迷惘 这一辑将收录周作人早年留学日本期间，以及回国后参与新文化运动初期的重要篇章。我们将看到那个充满理想与锐气的青年，如何在西方思想的浪潮中寻找中国的新生之路。这里会有他对国民性的深刻批判，对传统文化的审视，以及对文学改良的呼吁。他的文字，如同一把锋利的解剖刀，毫不留情地剖析着时代的弊病，但也饱含着对民族未来的深切期盼。 在这里，“过去的工作”体现在他对于思想解放的艰苦探索。他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如《雨果小说集》、《德国文学史》等，将世界文坛的瑰宝引入中国，为中国读者打开了认识外部世界的窗口。他撰写的《论小说之进化》、《文学与文学革命论》等文章，更是直接参与了文学革命的论战，为新文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些文字，虽然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激进与浪漫，却无不闪烁着真诚与勇气。我们会品读到他早期散文的风格，那种严谨的结构，清晰的逻辑，以及对社会现实敏锐的观察力。 第二辑：文学的田园与人性的温度 随着时代的变迁，周作人的目光逐渐从宏大的社会批判转向了更为细腻的个人生活与人性的观察。这一辑将聚焦他创作生涯中期，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他所开创的“新文学”散文风格的成熟期。他将笔触伸向了日常生活中的点滴，从寻常巷陌的烟火气，到虫鱼鸟兽的生趣，再到人情世故的体味，无不洋溢着一种温润的、充满人情味的智慧。 “过去的工作”在这里表现为对“生活”本身的关注与热爱。他笔下的《故乡的野菜》、《风雨谈》、《自己的园地》等，不仅仅是景物描写，更是他对生命哲学的感悟。他从平凡琐碎中挖掘出不平凡的意义，在细微之处体察人性的复杂与美好。他的语言，也变得更加从容、闲适，如同老友闲谈，娓娓道来，却字字珠玑。我们会看到他如何将汉学的底蕴与西方文明的养分融会贯通，创造出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散文。他不再仅仅是批判者，更是生活的观察者、体验者和赞美者。 第三辑：静默的乡愁与岁月的沉淀 在经历了大时代的风云变幻，特别是抗日战争的烽火与战后的动荡之后，周作人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更为内敛、沉静的时期。这一辑将选取他在这一时期，以及之后更为隐忍的书写。或许有对故乡的深深眷恋，对童年记忆的追溯，对自然景物的温和描摹，以及在个人遭遇中的哲学思考。 “过去的工作”在这里，更多地体现在一种对内心世界的安顿与对精神家园的守护。在时代的洪流中，他选择了一种更为内向的生存方式，并将这种体验转化为深刻的哲学思考。他的文字，可能不再如早期那样充满战斗的号角，而是充满了对生命本质的追问，对时间和空间的体悟，以及对个体命运的理解。我们会读到他如何从古籍中汲取力量，如何从日常生活中寻找慰藉，如何在一个不确定甚至充满苦难的时代，保持内心的平和与独立。 第四辑：语言的妙趣与文化的传承 周作人先生以其精妙的语言艺术而著称，他的文字不仅仅是思想的载体，更是本身就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这一辑将聚焦他对于语言的独特品味，对词语的考究，对翻译的体悟，以及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民俗、 folklore 的深入挖掘与阐释。 “过去的工作”在这里，是指他对汉语言文字的深厚功力，以及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传承与创新。他对于“闲适”的追求，对于“趣味”的玩味，都体现在他遣词造句的功力上。我们会看到他如何从《聊斋志异》、《太平广记》等古籍中汲取灵感，如何解读那些被遗忘的民俗故事，如何将这些看似零散的文化碎片，整合成一个具有独特魅力的文化图景。他的翻译，也常常被誉为“化外文为中文”的典范，展现了他对两种语言文化的深刻理解。 本书的价值与意义 《周作人自编集：过去的工作》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它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作者本人对其一生创作的一次梳理与总结。这不同于任何后人的评价，它更直接、更真诚地展现了周作人先生思想发展的脉络，创作风格的演变，以及他对文学、文化、人生和社会持续不断的思考。 这本书将帮助读者： 理解周作人的思想演变： 从革命启蒙的青年，到生活哲学的探索者，再到晚年智者的沉静，读者将能清晰地看到他思想的成长轨迹，以及他对中国社会变迁的独特回应。 领略新文学散文的魅力： 通过精选的篇章，读者将能深刻体会周作人如何将古典的韵味与现代的意识相结合，如何创造出一种清新、自然、充满人情味的散文风格。 感悟作者的人格魅力： 周作人的文字中，始终透露着一种温润、闲适、平和而又充满智慧的人格气质。这本书将帮助读者更深切地理解他的人格魅力，以及他在动荡时代中保持独立精神的可贵。 重新认识中国文化： 通过他对民俗、 folklore 的研究，读者将能更深入地理解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以及周作人如何以一种现代人的眼光去重新解读和传承传统。 《周作人自编集：过去的工作》不是一本历史教科书，也不是一篇学术论文集。它是一场与一位伟大思想者跨越时空的对话，一次对汉语之美、生活之味的品鉴，一次对生命意义的温和探寻。它邀请每一位渴望理解周作人，渴望理解那个时代，渴望理解生命本身的朋友，一同走进他那丰富而深刻的精神世界。翻开这本书，就是踏上一段属于周作人的“过去的工作”，也是一段属于你自己的发现与感悟之旅。

评分☆☆☆☆☆

这本书给我的最深感受，是一种“失落的优雅感”。在今天这个充斥着焦虑和效率至上观念的社会，周作人的文字提供了一个完美的避风港。他谈论的“生活美学”，不是那种物质堆砌出来的奢靡，而是一种从精神深处散发出来的从容与雅致。比如他如何对待器物，如何看待一顿简单的餐食，都体现了一种“活在当下”的专注力，一种对“小确幸”的深刻体悟。这种优雅，是建立在强大的学识基础之上的，但表现出来却异常克制。它不是张扬的，而是内化的，像深海的宝藏，需要潜得足够深才能触及。这套自编集，就像是一份精心准备的下午茶，茶具考究，茶水清冽，虽然过程缓慢，但回味悠长。它提醒我们，真正的文化修养，不是学会多少新潮的词汇，而是如何将最朴素的生活过出诗意和格调。对于希望提升自己精神气质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是极佳的参照系。

评分☆☆☆☆☆

这套书简直是文人墨客的“考古现场”！我刚翻开目录，就被那种扑面而来的旧时光气息给镇住了。周作人先生的文字，仿佛是陈年的老酒，初尝时或许觉得平淡无奇，细品之下，那股子淡雅、内敛的韵味才缓缓渗出来。他不像鲁迅那样笔锋犀利、直指人心，周作人的笔下更多的是对日常琐碎的细腻捕捉，对市井百态的温和观察。读他的文章，总有一种坐在老式木椅上，透过泛黄的玻璃窗，看外面雨丝纷飞的宁静感。那种对生活细节的敏感度，对于一个生活在信息爆炸时代的读者来说，简直是一种奢侈的享受。他谈论的那些寻常事物——无论是雨声、菜蔬还是孩子的游戏——都被他赋予了一种哲学上的重量，但又处理得轻描淡写，不着痕迹。这本书集合的这些“过去的工作”，无疑是了解他思想脉络和文风形成的关键钥匙。它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有无数个精巧的侧面，勾勒出一个完整而复杂的文学灵魂。每一次阅读，都像是在跟一位学识渊博的老者促膝长谈，他会不经意间抛出一个你从未想过的角度，让你对生活生出新的敬意。

评分☆☆☆☆☆

这套“自编集”最大的价值，或许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观察“语感”演变的时空隧道。周作人的文字，早期的稚嫩与后期的圆融，其间的过渡是极其微妙的。作为读者，我们得以近距离考察他是如何一步步搭建起自己那套标志性的“周氏语汇”的。那种夹杂着日文的特有语法结构，那种对古籍的信手拈来，以及对白话文潜能的精准拿捏，都不是一朝一夕能练就的。我注意到书中有些篇目，其语言密度极高，每一个词语的选择都像是经过了反复的称量，既要保持典雅，又不能显得晦涩。这种精炼到了极致的文字，读起来需要“慢放”，需要反刍。它不像某些当代散文那样追求一泻千里，而是像精雕细琢的微雕作品，每一个微小的笔触都蕴含着深意。对于文学专业的学习者而言，这套书简直就是一本活生生的、关于“如何写出属于自己的声音”的教科书。它展现了，真正的“文体建立”，是基于深厚的学养和不懈的自我校正。

评分☆☆☆☆☆

坦率地说，这本书的选篇结构，初看之下似乎有些散漫，缺乏那种传统意义上“连贯的叙事线索”。但正是在这种看似随性的排列中，我看到了周作人先生独特的“时间观”。他似乎并不在意作品之间是否有明确的主题递进，而是将它们视为一个个独立的“瞬间切片”，共同构成了他精神世界的版图。这种编排方式，反而更贴近人真实的记忆模式——记忆本身就是碎片化的，是感官刺激与情感残留的随机组合。我尤其欣赏其中几篇关于“闲适”和“趣味”的论述，它们避开了当时文学界热衷的宏大政治口号，转而深入探究个体精神的自洽与安宁。这是一种极具个人色彩的抵抗方式，以一种近乎“无用之用”的姿态，守护住了知识分子的内心疆域。对于那些习惯了快餐式阅读的读者来说，这本书可能需要耐心去“磨”，去适应那种不紧不慢的节奏，但一旦沉浸进去，就会发现这种慢，恰恰是通往深刻理解的必经之路。它教会我们如何从日常的重复中，提炼出不朽的意义。

评分☆☆☆☆☆

说实话，初读时我带着一种审视的眼光去“挖掘”其中的时代局限性。毕竟，周作人先生的经历和立场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是伴随着复杂的争议。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当真正沉下心来阅读这些“过去的工作”，那些沉重的历史包袱似乎被神奇地稀释了。剩下的，是纯粹的、文本层面的魅力。他笔下那些关于“苦涩中寻求一丝甜蜜”的描摹，那种对人性复杂面的洞察，超越了具体的政治背景，具有了某种永恒的普适性。这套选集，巧妙地避开了那些最容易引起争论的“时评”，而是侧重于他内心世界的营造。读完后，我得出的结论是：评价一个作家，我们或许永远无法绕开他所处的时代，但通过精选的作品，我们至少可以先抵达他思想的内核，那里是相对纯净、不受外界喧嚣干扰的“象牙塔”。这并非是粉饰太平，而是尊重文本本身的独立价值，允许我们在艺术的层面上，与作者进行一次纯粹的、不带预设的对话。

评分☆☆☆☆☆

纸张 印刷都可以纸张 印刷都可以

评分☆☆☆☆☆

1925年在女师大风潮中，周作人支持进步学生，与鲁迅、马裕藻、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等人连署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并担任女师大校务维持会会员。

评分☆☆☆☆☆

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曾经担任北平世界语学会会长。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迁为西南联大，校长蒋梦麟委托他：“你不要走，你跟日本人关系比较深，不走，可以保存这个学校的一些图书和设备。”抗战后，因曾出任汪精卫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和日本人在文化上合作，被押解南京并被高等法院判为汉奸。蒋梦麟为之求情。1949年1月26日被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作人搬回北京，以稿费维持生计。1966年被红卫兵抄家，1967年病逝。 一些人认为周作人是汉奸，一些人则不这么认为。周作人与其兄鲁迅关系不和，二者价值取向不同。一生著作颇丰，共有集子50余种，如《知堂文集》、《周作人书信》、《知堂回忆录》、《药堂杂文》等。文学专著有：《新文学的源流》、《欧洲文学史》等。译作有：《现代日本小说集》、《乌克兰民间故事集》、《陀螺》、《黄蔷薇》、《现代小说译丛》等。建国后的著作有：《鲁迅的故事》、《鲁迅的青少年时代》、《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等。《周作人散文全集》共600多万字，收录了周作人全部散文作品及部分日记、诗歌、书信、序跋、译文，涵盖了《周作人文类编》和《周作人自编文集》的全部内容，并有超过1/3的集外文和未刊稿为首次出土面世，对全面了解周作人及其作品有极大助益。全集采用编年体形式，辑录了周作人1898至1966年的作品，所有文章均一一考订发表时间、发表刊物、所用署名等，同时注明集内文、集外文和未刊稿，并配有与索引卷相对应的编号；索引卷60余万字，分全集篇目索引、主题分类索引、人名索引、书名索引、篇名及报刊名索引、自编文集篇目索引等，为读者及研究者查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与帮助。他清新淡雅，如话家常的白话文，洋溢着深厚的中国、东洋、西洋古典与近现代文化素养，轰动一时，新文化运动中更发表影响深远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启蒙主义理论文章。 整体而言，周作人的散文继承了诗经、六朝和晚明文学的内蕴，充满着平淡如水、自然如风的语言色彩。其冲淡平和的散文风格展现出空灵的人生境界，可说是中国散文的一个高峰。

评分☆☆☆☆☆

周作人（1885－1967），现代作家、翻译家，原名櫆寿，字星杓，后改名奎绶，自号起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等。浙江绍兴人。青年时代留学日本，与兄树人（鲁迅）一起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五四时期任教北京大学，在《新青年》《语丝》《新潮》等多种刊物上发表文章，论文《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诗《小河》等均为新文学运动振聋发聩之作。首倡美文，《喝茶》《北京的茶食》等创立了中国美文的典范。在外国文学艺术的翻译介绍方面，尤其钟情希腊日本文学，贡献巨大。著有自编集《艺术与生活》《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等三十多种，译有《日本狂言选》《伊索寓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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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自编集：鲁迅的故家》是周作人晚年回忆鲁迅的重要著作之一，从“百草园”、“园的内外”、“鲁迅在东京”、“补树书屋旧事”四部分，记述鲁迅青少年时期生活、学习、交游情状。不仅重笔勾勒活动于园内外的鲁迅，而且兼及背景中隐现的人事物，在其“生活着的空气”中，徐徐延展出一卷卷清末民初风俗画。文章沿承知堂怀人忆往之作平白真切、不落空言的风格，文字简洁朴讷，寥寥数笔，便曲尽人事物景情，为旁人所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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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陶渊明与酒，便不能不提到陶渊明的曾祖陶侃。陶侃是一位有趣的人物。《晋书》本传说他“性聪敏，勤于吏职”“终日敛膝危坐，阃外多事，千绪万端，罔有遗漏。远近书疏，莫不手答，笔翰如流，未尝雍滞，引接疏远，门无停客”。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可以算做“工作狂”那种类型。不仅对军国要务，就是日常琐细的小事，陶侃也要事事经心。当时造船，他命人把剩下来的木屑和竹头都留着。属下们不明白他什么意思。等到下雪的时候，才晓得他要用木屑来铺地防滑。后来桓温伐蜀的时候，又用竹头做船钉。《晋书》评论说陶侃“综理微密，皆此类也”。实在是“闲不住”的典范了。当然最著名的无过于“搬砖”一事。封柴桑侯之后，陶侃在家无所事事，便找来一百块砖，早晨搬到院外，晚上再搬回来。别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用这样的方式来防止自己在优越的生活中沉沦下去，真是有些不可理喻。但陶侃正是这样一个精力极度旺盛的人。无怪他后嗣众多，光儿子便有十七个。可惜过多的子女反而将父亲的优秀传统分散掉了。陶渊明的祖父陶茂尚且有名，官至武昌太守，已经不及其父。陶渊明的父亲更是连名字都不载于史册。陶渊明虽然在当今名气胜过陶侃，但是以诗赋人格，而不是以功名。他的仕途实又逊于他的父亲。至于陶渊明的五个儿子，从陶的《责子》中也可以略知，五子都没有成器。陶家在仕途上可谓一代不如一代。陶渊明和其曾祖陶侃的性情迥异。陶侃精力旺盛、积极用世的优秀传统到陶渊明这里基本上已经所剩无几。不同的气质便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人格。由陶侃的精力极度充沛，至陶渊明则走向消极、避世的一端。精力充沛者喜欢管别人的闲事，自然对自己也不会放纵。《晋书》言陶侃对游戏娱乐深恶痛绝。他说：“摴蒱者，牧猪奴戏耳。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属下若有聊天娱乐，不认真工作者，陶侃就命他把酒器蒱博等娱乐之物取来，都扔到江里。如果是吏将，还要受鞭扑之刑。陶侃对饮酒也十分节制。《世说新语》载陶侃饮酒必自制其量。旁人问其故，陶侃解释说是年轻时酒后犯过过失，母亲命他约束自己，故而不敢多饮。当然陶侃的话不一定全信。为官之人不愿饮酒，往往要找个托词出来。然而可以看出陶侃在饮酒上的自我约束能力。与之相反，消极、颓废者则往往放任纵情。陶渊明对于饮酒的狂热便是和其曾祖背道而驰的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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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图书促销买的，很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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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用的，买买全！应该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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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1903年入江南水师学堂学习海军管理，毕业后考取官费留学日本。1906年到达日本后先补习日语，后攻读海军技术，最后攻学外国语。辛亥革命后回国，曾任浙江省视学、省立第4中学教员。1917年到北京大学任教，历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中法大学、孔德学院教授。1924年任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系主任。抗战期间，北京大学南迁，他受时北大校长委托留在北平，不久为了保全北大财产而降日本。1939年任北大文学院院长。1941年出任伪华北政务会教育督办。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1949年出狱，定居北京，1967年病故。在日本留学期间学习世界语。本世纪初即通过世界语翻译东欧文学作品向国人介绍。20年代曾任北平世界语学会理事长。一生著作颇丰，共有集子50余种，如《知堂文集》、《周作人书信》、《知堂回忆录》、《药堂杂文》等。文学专著有：《新文学的源流》、《欧洲文学史》等。译作有：《现代日本小说集》、《乌克兰民间故事集》、《陀螺》、《黄蔷薇》、《现代小说译丛》等。建国后的著作有：《鲁迅的故事》、《鲁迅的青少年时代》、《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