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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24-04-28

商品介绍

店铺：中信出版社官方旗舰店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ISBN：9787508663913

商品编码：10719741466

品牌：中信出版（Citic Press）

包装：平装

丛书名：比较译丛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6-09-01

用纸：纯质纸

页数：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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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印度总理首席经济顾问，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写给政府高层以定经济良策，写给普通大众以辨政策优劣

五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联袂推荐！

内容简介

从2009年12月开始，作者考希克·巴苏从经济学家的模型化世界跨入政策制定的真实世界。他先是接受了印度前总理辛格的邀请，担任印度政府首席经济顾问，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参与了印度经济新一轮加速增长的政策制定。而后，他又被世界银行聘为首席经济学家，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推广适合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并在任期的第二年完成了本书《政策制定的艺术》。

在政策制定的真实世界里，巴苏先生获得了有别于政府官员或研究者的独特视角，观察、思考并记录着其间的政治博弈、政策游说和决策过程。在《政策制定的艺术》中他以印度为模板，用妙趣横生且富有哲理的笔触，探讨了如何将经济学原理转化为宏观和微观领域的现实政策。

在巴苏看来，真实世界里的政策制定并不是孤悬于思维实验中的逻辑推演，而是一门需要兼顾市场反应、政治决策、社会规范和国际权衡的艺术。经济学家不能只对政策制定者提出建议并说服他们，还有必要将解释对象延伸到普通民众，使主流意见形成于理性和知识之上，从而实现择优施策。

良苦用心，智者如斯。

作者简介

【印】考希克·巴苏（Kaushik Basu），印度经济学家，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和国际研究C. Mark讲席教授。2009年12月出任印度政府首席经济顾问，任期两年半。2012年9月—2016年9月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福利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等。

精彩书评

这是一部文笔优美的迷人著作，记录了巴苏在印度政府担任首席经济顾问的岁月，展示了作者的睿智、敏达以及深切的人文关怀。尤为重要的是，本书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印度这个国家的多面性和复杂性，更好地认识这个有着十数亿人口的伟大次大陆所面临的挑战和孕育着的希望。对那些关注经济发展和印度的读者来说，本书是必读之作；它还可帮助人们了解学术研究如何介入利益纠葛的政治领域。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这是一本由内而外展示经济政策的故事集。在本书中，巴苏深入阐释了为什么经济政策会如此频繁地出错。就像所有伟大的作品，特别是那些充满趣味的佳作一样，本书的可读性很强，必定会被不同背景和不同层次的读者所推崇。

——乔治·阿克洛夫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考希克·巴苏为我们展示了观察印度经济发展的独特视角，他的观点既有严格的分析作支撑，又有其鲜明的个性。作为担任印度政府首席顾问和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著名经济学家，其论述的quan威性不容置疑。如果你想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经济发展的伟大成就及其挑战，阅读本书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罗杰·迈尔森 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当一位知名的经济学家出任政策制定方面的要职时，令人备感兴趣的是他如何将经济学理论应用于政治事务。当这一要职所面对的是印度这样纷繁芜杂的经济时，其间的种种思考必定令人回味无穷。

——埃里克·马斯金 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这部精彩有趣的著作提供了一个重要启示：严谨的经济学推理可以非常有效地用于处理实践中的复杂问题。巴苏式机智幽默的笔触，令读者在享受愉悦的同时，又能豁然开朗。我很难对本书提出更高的要求。

——阿玛蒂亚·森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精彩书摘

芮希纳山的斜坡

芮希纳山（Raisina Hill）位于德里市中心，是一处坡度和缓的山地，和缓得几乎不足以称之为山。1911年，英属殖民地时期的印度将首都从加尔各答迁至德里。不久后，埃德温·勒琴斯爵士（Sir Edwin Lutyens）开始着手设计和建造主要的政府建筑和英国殖民者官邸。那时的芮希纳山只是几个偏僻村庄的所在地。在山丘上建造总督府（现为印度总统府，是国家元首印度总统的官邸）这一决定，让这个籍籍无名之地变身为世界上zui壮观的建筑景观之一。

在芮希纳山东面的斜坡上，勒琴斯和他的建筑师伙伴赫伯特·贝克尔（Herbert Baker）建造了zui为重要的政府办公楼群，总理办公室便坐落在这里。印度总理作为政府首脑，实际掌控着整个国家的运转。总理办公室对面就是财政部大楼，内有财政部长、首席经济顾问、各部门负责人及工作人员的办公室。与财政部相邻的是外交部、国防部和内政部。根据所在位置，这些部委的大楼被划分为南楼群和北楼群，分别位于新德里庄严的中央大道［即国王大道，从印度门（India Gate）一直通向总统府］的两侧。这些建筑物有着高高的天花板、装饰性圆柱和巨大的墙壁，建筑材料用的是拉贾斯坦邦陶尔布尔盛产的淡黄色和暗红色砂岩，与坐落于山脚的议会大厦遥相呼应。

这些庞大的建筑着意向民众展示政府的权wei，而在1947年之前，是为了彰显英国皇室的威严。正如极具洞察力的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所言，政府的权wei无论多么强大，从根本上说都建立在人民对这种权wei持有的信念之上。如果每个人都认同政府是强有力的，那么，这种认同本身就赋予政府以权wei：一旦违反了政府法令，你就会担心有人站出来将你绳之以法；而奉命执法的人——警察、法官或其他官员——出于同样的理由也会照章办事，否则他们将因为渎职而受到处罚。正是这种完全建立在信念之上的层级制度树立了政府的权wei。1无论是印度早期的莫卧儿帝国建造的堡垒和宫殿，还是勒琴斯构筑的庞大的殖民建筑群，其用意都是强化这种信念。在历史上，这些建筑也确实为英国皇室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以至于印度在1947年8月15日黎明时分独立时，政府高层办公的选址问题有了不言自明的答案。

2009年12月8日，初冬的寒气阴沉地笼罩着德里，我来到位于芮希纳山北楼群的财政部，正式开始担任首席经济顾问。无论对于我个人还是印度政府，我的这次任职都是一次非比寻常的重要突破。在此之前，我从未在政府部门工作过，事实上，我从未做过除教学和研究之外的任何工作。我发现这真是有趣极了，我竟然几乎从来没有干过其他工作。虽然我的确为报纸杂志撰写过经济政策方面的文章，也曾为BBC（英国广播公司）新闻网撰稿多年，但基本上都是在大学或研究机构里完成的。我还曾应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邀请，在世界银行工作了一年。他当时是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计划为世界银行外聘一些访问学者。我不折不扣地按他的要求，在那里花了一年的时间写论文、与他们交流、参加和举办研讨会。因此，在2009年12月8日之前，我的履历与经济学家口中的“真实世界”（这是经济学家偶尔想要从模型化世界走入现实世界时使用的说法）似乎毫无瓜葛。

我的任职对印度政府而言也是一个重大突破。在我出任首席经济顾问之前，这一职位还从未由一个没有任何政府工作经历的人担任。因此，当2009年8月9日总理办公室秘书打来电话，询问我对首席经济顾问一职是否感兴趣时，对我而言这真是个天大的意外。当时，我和妻子结束在印度两个月的暑期例行休假，正在新德里浩兹卡斯（HauzKhas）的家中忙着收拾行李，准备返回康奈尔大学。我深呼了一口气，然后说道，尽管很荣幸接到邀请，但这对我来说太重大了，我无法马上答复。由于秘书是从总理办公室给我打的电话，所以我请她设法安排我与总理见一面，以便当面请教总理对我有什么样的期望。我跟她说，唯一的麻烦是，我第二天晚上就要出发回美国。10分钟后，她回电话说，总理次日傍晚可以在他的官邸同我会面。

于是在8月10日，我把即将送往机场的行李打好包后，就前往赛马场路七号（7 Racecourse Road，政府和媒体工作人员称之为“7RCR”）同曼莫汉·辛格总理会面。我们交谈了35分钟，探讨了经济问题、他对首席经济顾问一职的期望、理论中的世界及其对现实世界的影响。总理对我说，他也曾经担任过首席经济顾问一职，并表示这一职务是将现代化决策理念导入政府的重要通道，他个人很希望能够提高这一职务在决策中的地位。在谈话结束时，我几乎已经下定决心，一旦收到正式的聘用通知书，即刻走马上任。我带着些许眩晕回到家，拿上行李，然后和妻子一道动身返回美国。

所有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我几乎来不及做调整。2009年12月8日，我正式上任。当我从公务用车上下来，一名男子迅速走上来，一把接过了我的笔记本电脑和肩上挎着的公文包。由于我在威尼斯圣马可广场有过钱包被抢的经历，我不得不克制住上前追赶那名男子并将其制伏在地的冲动。那时我还不知道，他就是我那两名得力助手之一。在我担任首席经济顾问期间，他们在我隔壁的办公室工作，竭诚为我服务，并为印度失业数据的些微改善贡献了力量。

在那一周的晚些时候，有一件事让我明显意识到所处环境发生了变化。我的专职司机是财政部的一位老驾驶员，他开着政府为我配备的白色大使牌轿车接送我。我的司机知道我是从学者转任政府高级官员的。因此，当我第yi次坐到前排的座位伸手去拉安全带时，他转过脸对我说，“先生，您现在是首席经济顾问了，以后就不必再系安全带啦”。

虽然我强调差异性，但也很清楚，不同社会和环境之间的实际差别并没有zui初看起来那么明显。的确，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当我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更吸引我注意的是印度和美国两种工作环境的相似性。然而，在头一两个月里，我并不适应在政府工作的新环境。我对自己说，在政府中扮演类似于人类学家或科学观察员的角色是唯一的生存之道。如果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都能够在超卜连群岛（Trobriand Islands）上花三年观察并记录岛上居民的习俗，达尔文都可以乘坐贝格尔号探访未知的土地并zui终在达加拉帕戈斯群岛（Galapagos Islands）开展动植物研究，那么我在别无他法的情况下，当然也可以依靠观察官僚和政客们而在北楼群熬过两年。

这种自我训练的策略在刚开始时很重要，但它很快就因为我开始在工作中游刃有余而显得多余了。我不仅乐于观察在北楼群工作的人们，也很乐意成为其中的一员。不过，这种策略还是为我提供了一定的观察间距和独特的视角，赋予了我特有的观察者优势，使我在长时间繁重工作之余仍能保持写日志的动力。

……

前言/序言

前言

2009年12月，当我还完全醉心于学术研究的世界时，一份来自时任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的邀请不期而至。很快我就被调任到，或者更恰当地说，被拽到印度政府设在财政部的首席经济顾问（CEA）之位。虽然在zui初的几个月里我感到些许迷茫，但事后证明这份工作是我职业生涯中一段非常宝贵的经历，它给予了我作为纯政府官员或纯研究者都无法获得的独特观察视角。本书是关于当代印度经济的论著，其中既涉及宏观经济问题，又有对微观经济领域的讨论，书中内容皆源自我在勒琴斯德里

印度政府所在地。——译者注任职时的思考。在本书中，我将把经济学理论与个人工作经验结合起来，用以分析印度经济与政策制定的艺术。

在政府两年半的工作经历使我深信，制定经济政策有点类似于工程师的工作，但又存在明显差别——这是贯穿全书的主题。经济政策设计如同在旁观者充满兴趣的围观下建造一架飞机。一般而言，旁观者对建造飞机是不感兴趣的。但如果旁观者感兴趣的话，这项工作开展起来就会十分困难。若工程师采纳大众意见，根据多数人的偏好设计机翼，按照多数人的要求控制机鼻的倾斜度等，他所设计的飞机很可能无法起飞。

对于经济政策的制定，从改变关键利率、设定税率到设计补贴发放方式等方方面面，人们都会有不同的看法。当政策制定者不得不把自己的专业知识与大众的想法和认知综合到一起考虑时（不巧的是，这还关系到民众手中的选票投向），制定经济政策这项任务就会变得更加复杂。要制定有效的经济政策，就必须意识到经济学是介于政治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交叉学科。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忽略经济学的规律和客观数据，而是在提醒我们，制定经济政策的工作比看起来更具挑战性。

与其他人不同，我从未抱着拯救世界的雄心去研究经济学，因此从学者转变为政策制定者对我而言尤其困难。我对经济学的研究热情更多出于个人原因，我被经济学中的逻辑所吸引，受演绎推理带来的乐趣所鼓舞，并对探索一个人通过纯粹理性能学到多少知识这件事乐此不疲。当我进入政府参与政策制定时，才清醒地意识到，我应摒弃研究中的个人乐趣，而致力于为社会的福祉做出直接有效的贡献。突然从学术研究生涯转向实际政策制定和政治博弈的深水区，使我更加清醒地意识到把握经济学之外更广泛的知识背景有其重要性。作为初入政府部门的空降者，我如同闯入土著部落的人类学家，有着“旁观者清”的优势，能够识别规范与文化的差异，善于分辨重大事项和烦琐小事。这些差别往往会困扰大多数长期处于这种环境的“土著居民”。

我先从小事说起。入职一段时间后我才渐渐意识到，在印度政府的高级办公室里，人们可以不用敲门就直接进入他人的办公室，更有甚者，敲门反而被认为是不礼貌的。在我履新后不久，有一次我正要敲时任财政部长（现任印度总统）普拉纳布·慕克吉（Pranab Mukherjee）的门，他的门卫突然冲到我面前质问“你在干什么·”。当我告诉他我要找部长讨论一些重要的财政政策问题时，这位门卫困惑地反问我，既然有事要商量，为何不直接进去？

不久后我便意识到这样的做法是当地特有的礼仪规范。虽然zui初我对不敲门就进入办公室感到很尴尬——热带地区的门因为膨胀之故容易被卡住，稍一用力门就会向办公室内猛地弹开，不敲门就进入办公室似乎是不礼貌的行为——但和其他大部分惯例一样，我在一段时间后就适应了。到zui后，我甚至开始怀疑西方进门前先敲门的习惯是不是不比这一规范优越多少，尽管前者还有一个非常合乎情理的前提：在你打扰别人之前，须给人家留出15秒的反应时间。

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例子，但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所有经济体都根植于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礼仪规范、集体信念和行为习惯中。这些礼仪规范、集体信念和行为习惯既能成就也能摧毁一个经济体。虽然本书主要论述经济政策，但我还是对一国的社会基础、行为基础和制度基础投以更多的关注，并试图将这些元素融入对经济政策的分析中。

还有一个主题贯穿全书。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对经济理论的过度乱搬套用开始受到质疑，人们转而呼吁采用基于统计分析和客观数据的经验研究方法。这是一个有意义的倡议，而且幸运的是，经济研究的同行们已纷纷响应，我们在收集和分析数据方面的能力有了显著提高。如今，大多数国家的财政部门和中央银行已下设众多研究部门，它们都负有整理和分析数据的职能，这一点很像大学和研究机构。政策研究工作本该如此开展。今后，我们在收集更多更准确的数据以及完成更高质量的经验研究方面，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然而，从zui初为印度政府服务，到今日以首席经济学家的身份任职于世界银行，在涉足政策领域的近五年时间里，我逐渐认识到，当前政策制定领域zui欠缺的是理论分析和推理能力。我们把许多错误政策的制定归因于非理性且羸弱的演绎推理。一些决策者嘴上强调着制定“基于证据的政策”（evidence-based policy）的重要性，但实践起来往往也只是凭借一些零星证据就迅速得出政策结论，而忽视了其中“基于”一词所起的关键作用，这恰是分析、理论和演绎推理的用武之地。1虽然我们知道经济学需要与其他社会科学相结合，但它对演绎推理的要求其实是更高的，我们不能因为畏难而放弃演绎推理。我们必须承认，正如现代行为经济学所指出的，不能把分析师推理能力弱归咎于分析师资格考试标准低。虽然本书并非用于理论训练，也没有采用数理分析方法，但我力求运用演绎推理的方法使其更符合分析规范。

如果不是布朗大学的阿素托史·瓦尔什尼（AshutoshVarshney）在我新德里任期快结束的时候邀请我成为金达尔（O P Jindal）杰出讲座中的第yi个讲演者，或许就不会有这本书的存在了。关于印度经济本应有三次演讲（尽管zui终我将其压缩成两次长演讲），这给了我充分的自由来总结自己的体会和感想，并能在论述过程中结合广泛的社会政治背景进行分析。2012年夏天我开始为此疯狂准备，同年11月9日和16日顺利完成所有演讲。我非常感谢阿素托史和布朗大学校长克里斯蒂娜·帕克森（Christina Paxson）给我这次机会，同时还要感谢广大听众的聆听。

为了确保我不会令读者失望，序言可能zui好事先提及一点：虽然这本书不加掩饰地表达了我的个人观点并频繁谈及自己的从政经验，但它并不是一本工作日志。的确，我在新德里担任首席经济顾问时有坚持写日志的习惯，因为在我刚就职的那几周，我便意识到自己的工作经历是多么宝贵，所以有必要将其记录下来以免淡忘。从那时起，我在政府逾两年半的任期里，一般每隔两三周就会写一次日志。在那之前我可不是一个坚持写日志的人，只是会偶尔记录一些令人身心愉悦健康的活动。离开政府到世界银行工作后，尽管记录的次数少了，但我仍坚持以略记的形式写日志，简单记录下一些事以便日后整理。

我在德里的日志涉及太多内部信息所以不能公开出版。作为一名有特权接触内部资料的工作人员，如果我私底下把接触到的内部信息逐字记录下来，那我的行为就有道德问题。偶尔，我也会回顾一下自己写的日志，去看一下这天发生的趣事或那天遇到的政治难题。然而，严格来讲，读者希望从日志里看到的内容——内部八卦或对他人的看法——在我这儿很难找到。

本书的写作涉及印度的许多地区。但大部分都是我在德里工作期间的见闻，尽管当初我并未预料到会写这么一本书。我坚持写报告；我还以咨询报告的形式，为印度财政部长普拉纳布·慕克吉和总理曼莫汉·辛格起草过一些文件。我相信我比一般政府官员投入的精力更多。我起草的大量文件就是zui好的证明。

迄今为止，有两段工作时光是zui富有成效且zui心无旁骛的。第yi段是在德里度过的2012年夏天；第二段是在纽约伊萨卡岛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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