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此書,最大的感觸在於它所蘊含的“方法論”啓示,而非僅僅是“知識點”的堆砌。作者通過對史料的嚴格甄彆和係統性建構,無形中展示瞭一種嚴謹的學術態度。它教會我們如何對待史料,如何去“存真”和“辨僞”。比如,書中對於某些存在爭議的文獻來源的處理方式,清晰地展示瞭治學應有的審慎態度。這對於當下許多追求速度而非深度的研究風氣來說,無疑是一劑清醒劑。這本書本身,就是對顧頡剛先生“層層剝繭”研究方法的最好注腳和實踐。它不是一個簡單的“告訴我們他做瞭什麼”的敘述,而是在“展示我們如何纔能知道這些”的過程中,完成瞭對學術精神的傳承。
評分對於習慣瞭傳統傳記敘事風格的讀者來說,這本書的編年體結構無疑需要一個適應過程。它不是那種跌宕起伏、引人入勝的小說式敘述,而是像一個精密運行的鍾錶,每一個齒輪(即每一條記錄)都咬閤得恰到好處,共同推動著時間的流動。初讀可能會覺得有些乾燥,信息密度過高,但一旦你適應瞭這種高密度的信息輸入模式,它的價值便顯現齣來瞭——它為你構建瞭一個堅實的、可供反復考證的資料庫。我發現,僅僅是那些關於他參加某個會議、與某位學者通信的簡單記錄,背後都隱藏著巨大的學術背景信息。對於那些希望進行深入研究的人而言,這本書的價值遠超普通讀物的範疇,它更像是一份高度提煉的“研究指南”,指引著我們去挖掘更深層的史料。
評分這本書的裝幀設計確實讓人眼前一亮,封麵那種沉穩又不失典雅的色調,讓人一眼就能感受到它厚重的學術氣息。內頁的紙張質感也相當不錯,印刷清晰,字跡工整,即便是長時間閱讀,眼睛也不會感到疲勞。這對於研究者來說非常重要,畢竟學術著作是要反復翻閱和仔細推敲的。裝幀的細節處理,比如書脊的燙金工藝,雖然低調,卻透露齣一種對內容尊重和匠人精神。當然,作為一部年譜,其排版邏輯的嚴謹性是核心。我注意到,它在時間綫的梳理上做得非常細緻,無論是生平大事還是學術思想的演變,都能清晰地勾勒齣一條脈絡。這種對細節的執著,讓讀者在閱讀過程中能夠更順暢地跟進人物一生的軌跡,不會因為資料的龐雜而迷失方嚮。整體而言,這本書在物理形態上,已經為高質量的閱讀體驗打下瞭堅實的基礎,這點值得稱贊。
評分這本書在梳理顧頡剛先生學術生涯的重大轉摺點時,展現齣一種近乎手術刀般精準的洞察力。我特彆關注瞭關於“古史分期”理論成熟前後的資料對比,可以看到作者是如何通過篩選、編排那些零散的日記、信件和未發錶的手稿,來重構他思想動態變化的過程。這不是簡單的事件羅列,而是對一個偉大思想傢內心掙紮與學術突破的微妙捕捉。例如,書中對某些關鍵年份的記載,旁注瞭大量的原始齣處和學界對此的不同解讀,這種多維度的呈現,極大地豐富瞭我們理解這位史學巨匠的復雜性。它沒有為顧先生“美化”或“簡化”,而是忠實地還原瞭一個不斷與時代對話、與自身思想矛盾的學者形象。讀完這部分,我感覺自己不再是隔著一層曆史的霧去看待他,而是仿佛參與瞭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這種代入感是許多傳記作品難以企及的。
評分這本書的增訂之處,尤其在後期年譜的補充上,處理得非常得體。相較於早先的版本,新增的這部分資料似乎更側重於展現顧頡剛先生晚年對學術傳承和文化遺産保護的心態變化。我注意到,對於他晚年對傳統文化的反思和對青年學子的期許,記錄得更為詳盡和細膩。這些新增的材料,往往是通過一些私人化的記錄或訪談記錄匯集而成,使得這位“疑古派”開創者的形象更加立體、更具人情味。它不再僅僅停留在對學術觀點的羅列上,而是開始觸及一個知識分子在時代變遷中的精神側麵。這種增補,無疑極大地提升瞭全書的完整性和曆史厚度,讓讀者能更全麵地把握住他從銳意革新到沉澱反思的整個心路曆程。
1922年,顧頡剛為商務部書館編纂中學曆史教科書,擬將《詩》、《書》等古籍中的上古史傳說整理齣來,初孕“古史是層纍地造成”的學說,認為古代的史實記載多由神話轉化而成。層纍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概括起來主要有三點:第一,“時代愈後,傳說中的古史期愈長”;第二,“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第三,“我們在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的狀況,至少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的狀況。”
評分中庸
評分讀書挺多年,自己是否真的知道如何讀書呢?要解決自己的問題包括:昏昏欲睡問題,東一榔頭,西一棒棰問題,記憶問題,橫嚮掌握問題等等。“偉大的作者經常也是偉大的讀者,但這並不是說他們閱讀所有的書。隻是在我們的生活中,閱讀是不可或缺的。在許多例子中,他們所閱讀的書比我們在大學念的書還要少,但是他們讀得很精。因為他們精通自己所閱讀的書,他們的程度就可以跟作者相匹敵。他們有權被稱作權威人士。在這種狀況下,很自然地,一個好學生通常會變成老師,而一位好的讀者也會變成作者。”
評分《古史辨》——中國一次科學論戰的結果 (德)吳素樂
評分紀事本末類
評分樂類
評分尤其是這本年譜 相對全集來說 價格還算是“公道”的 值得一看~
評分凡例
評分前述對《新青年》和陳獨秀的不滿,也不說明學生與老師之間有多大矛盾。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被捕後,顧頡剛就十分關心,在緻傅斯年和羅傢倫的信中,他希望北大齣麵營救,並且齣主意說,可以把陳獨秀在獄中的情況公布,以獲取社會的同。從顧頡剛的通信中亦可看齣,五四時代北京學生的派彆之爭。火燒趙傢樓後,有32名學生被捕。雖然在緻狄君武(膺)的信中,顧頡剛說:“《國民雜誌》專在民族自決上下工夫,《新潮》雜誌專在文化運動上下工夫,二者互相輔助,不齣五年必有大效”。但他還是忠告對方:“學生的責任第一步是鼓吹,第二步是行動”。在緻摯友葉聖陶的信中,更是稱被捕的國民雜誌社的成員“逢事起勁,不學無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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