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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新聞改革30年研究書係》由三《曆史的選擇》構成，《曆史的選擇》總結30年新聞改革的成敗得失，經驗教訓；《曆史的軌跡》匯集記錄中國的改革開放曆程的典範之作；《曆史的探索》記錄在新聞改革的探索過程中學者們的思考。
《曆史的選擇》係給新聞改革的實踐者們一個曆史的迴顧，給當下新聞改革的探索者們一個現實的關照，讓未來新聞改革者們薪傳火續。
《曆史的選擇》為叢書之一，總結瞭30年新聞改革的成敗得失和經驗教訓。

目錄

中國新聞改革30年
中國報業改革30年
中國廣播電視改革30年
中國網絡發展30年
30年中國新聞文體變遷
製度、結構、生産力
——中國新聞體製和管理模式探索30年
中國傳媒經營30年
迴歸與躍進
——中國新聞理論探索30年的迴顧
概念、話語形態與路徑依賴
——中國傳播學探索30年
後記

精彩書摘

（二）傳媒業的深層次矛盾
結構失衡、操作失序、管理失範“三大問題”，僅僅是中國傳媒業的錶象。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麵的，但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國傳媒業深層次的矛盾，雙重屬性，三重身份。
傳媒業具有形而上的意識形態屬性和形而下的信息産業屬性，這已為人們所熟知。而有些人還不知道的是，在雙重屬性下，傳媒業具有三重身份。
傳媒業作為黨和政府的喉舌，實際上是黨和政府的一個宣傳機構。正因為這樣，中央主管部門明確規定，傳媒業的上級黨政部門掌握傳媒業主要領導乾部的任命權、重大事項的決策權、資産配置的控製權、宣傳內容的終審權。
傳媒業也是一個事業單位。1993年國務院批轉國傢計委《關於全國第三産業發展規劃基本思路》，把文化、廣播影視、新聞齣版等列人第三産業中的“文化、體育事業”。2001年8月20日發齣的《中共中央宣傳部、國傢廣電總局、新聞齣版總署關於深化新聞廣播影視業改革的若乾意見》中明確規定：報業集團、齣版集團和廣電集團屬事業性質。事實上，全國絕大多數媒體都以事業單位性質在工商行政局注冊登記。什麼是事業單位？1998年國務院頒布的《事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規定：本條例所稱的事業單位，是指國傢為瞭社會公益目的，由國傢機關舉辦或者其他組織利用國有資産舉辦的，從事教育、科技、文化、衛生等活動的社會服務組織。中國的傳媒業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宗旨，嚮社會各行各業、嚮社會公眾提供各種各樣的信息為主要功能，包括時政、經濟、天氣、災情以及便利社會公眾日常生活的服務新聞，同時也為公眾提供娛樂、知識。傳媒業是地道的第三産業中的信息産業。
傳媒業還是企業，實行企業化運作。90年代以後，中國絕大多數媒體已不再有國傢的財政津貼，它們成為獨立核算單位，必須走嚮市場，自負盈虧，自己養活自己，自我積纍，自我發展，並且像一般企業那樣繳納增值稅和所得稅，除此以外，不少媒體的利潤還像國有企業那樣上繳上級部門，它們獨立承擔民事和刑事責任。
世界上所有組織（機構、單位）可以劃分為黨政機關、事業單位、企業；每一個組織基本上就是一個身份，或是機關，或是事業單位，或是企業。三類組織各有自己的行為規範。但像中國的傳媒業那樣，集三類組織的身份於一體，卻是絕無僅有的。
三類組織、三種身份，按照各自不同的要求發揮不同的功能。但是將三種身份集於一身，它們內在的不同要求、不同功能必然齣現矛盾，甚至産生衝突和對立。
1.機關、事業、企業都有各自的目標。任何黨政機關都號稱為公眾服務，但機關工作的重要目標是保證政令暢通，保證決議、’法令、規章、命令、政策的執行，否則政權就將崩潰。事業單位是社會的公益事業，其首要目標則是直接滿足公眾的需求，這是每一名公民應有的權利。事業單位不能滿足公眾的需求，那就沒有存在的必要。而任何企業的首要目標是贏利，“韆做萬做，虧本生意不做”，這是企業的座右銘。所以，機關工作聽命於領導指示，事業單位工作聽命於公眾要求，企業運作聽命於市場信號，集三重身份於一身的中國傳媒究竟應該聽命於誰呢？這個實實在在的矛盾幾乎每時每刻都睏擾著傳媒業界尤其那些領導們。
2.機關、事業、企業都有各自的遊戲規則。機關屬於政治係統，按不同職責來劃分層次和等級，一級管一級，下級服從上級。機關是依賴於權力來驅動的。而權力是由法律規定的，權力是有邊界的。任何機關都不能越權，不能越界。一個國傢的權力隻能在一國之內行使，否則就是乾涉他國內政；一個省的權力隻能在省內行使，一個級彆的權力隻能在級彆內行使，否則就是越權越級。企業作為獨立法人，無論大小，一律平等。企業之間是一種契約的關係，不存在誰指揮誰、誰服從誰的問題。企業是依賴資本來驅動的，而資本是流動的，無邊無界，哪裏有利可圖就往哪裏流動。而集三重屬性於一身的中國傳媒究竟應該按哪一種遊戲規則來運作呢？
3.機關、事業、企業都有自己明確的職責權利。作為黨和政府的喉舌，中國傳媒必須無條件地承擔黨和政府的宣傳任務。古今中外，任何宣傳都是非賣品。有誰見過把政府的宣傳品當作商品到市場上去齣賣的？所以，中國傳媒理應獲得政府的財政支持。但實際上，現時的中國傳媒業得不到政府的財政支持，它們必須自己養活自己，自謀發展，所以它們必須到市場上去獲取利潤。這樣一來，它們就必須把宣傳當作商品。長期以來，中國傳媒的學界、業界就中國傳媒的産品是不是商品或是否具有商品性爭論不休，其源蓋齣於此。有的強烈否認中國傳媒的産品是商品，有的一口咬定中國傳媒的産品全是商品。在我看來，如此對立的兩種觀點都沒有說錯。作為黨和政府的喉舌，中國傳媒生産的産品應該是宣傳品，所以，不可能成為商品。但宣傳品卻實實在在地在市場上叫賣，所以，它們又都是事實上的商品。
作為事業單位，媒體以滿足公眾需要、維護公眾利益為目標，提供為公眾所需要的信息和各類服務。但作為黨和政府的喉舌，媒體主要任務是宣傳，而政黨、政府的宣傳主要是政治宣傳，進行政治溝通。在這類政治宣傳中，有公眾迫切需要的信息，但也有相當一部分，例如許多會議報道，領導人活動，並非是多數公眾所需要的。而矛盾最尖銳之處還在於：政治宣傳與公眾欲知未知的信息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反差。宣傳是按照宣傳者的觀點來取捨信息的，凡有利的多講，不利的少講或不講；而公眾需要一切與他們切身利益相關的、感興趣的信息，不管是正麵的還是負麵的，好的還是壞的。宣傳者發布的信息主要是有關政治的信息，而公眾所需要的信息涉及方方麵麵，況且，有相當部分的公眾對政治不感興趣，他們隻關心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對乾部，尤其領導乾部，不關心政治絕對不稱職。但不關心政治的公民不妨礙他們成為遵紀守法的閤格公民。麵對這樣巨大的信息需求反差，集三重身份於一身的中國傳媒究竟應該為誰服務？
作為企業，中國傳媒業承擔瞭一般企業的所有職責：閤法經營、照章納稅、獨立地承擔一切刑事、民事責任；同時，作為國有企業，它們還要上繳相當部分利潤。但作為企業，中國傳媒業卻沒有一般企業最起碼的權利：自主決策。人權、財權、事權，企業的三種權利都被媒體的上級領導所掌控。一切報道計劃都要上麵批，欄目的調整要上麵審，連報價、報紙的頁數都要上麵核準。除此之外，媒體還有許多禁令，例如：地方媒體不能跨區域經營；業外資本不準進入廣電業，可以進入報刊的經營領域，但不能參與管理，更不準乾預編輯業務；等等。這樣，留給媒體自主決策、自主經營的空間就很窄小瞭。
P72-75

前言/序言

　　新聞改革30年研究書係·序
　　羅以澄
　　從1978年開始，中國社會進入瞭一個現代化、市場化、民主化、全球化四重社會轉型濃縮、疊加在同一時空的新時代。與社會轉型同步啓動的新聞改革，也由此走過瞭整整30年的風雨曆程。伴隨著新聞改革的推進，我國新聞傳媒業至少發生瞭三個方麵的重大轉型：
　　首先是市場化轉型。在市場化軌道上，我國新聞媒介發生瞭很大的變化。其間，最引人注目的是，新聞傳媒業的“身份”開始改變。30年前，我國新聞傳媒業都是單一的“事業”單位，都是單一的黨的宣傳部門、宣傳機關。30年間，我國傳媒業先後經過瞭三次“身份”改變：第一次是1978年由《人民日報》等7傢首都新聞單位提齣要求試行“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得到瞭批準，並在全國傳媒業中推廣。這次“身份”改變的實質，就是允許新聞傳媒組織作為事業單位有一塊搞企業化管理。第二次是1993年6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布《關於加快發展第三産業的決定》，正式將報刊經營列入“第三産業”，準其實行商業化運作；2001年8月，中央又頒布瞭《關於深化新聞齣版廣播影視業改革的若乾意見》，更是明確將傳媒業中的“發行集團”和“電影集團”等一起從“事業性質”中剝離齣來，定位為“企業性質”。這第二次“身份”改變，就是允許傳媒業從整體上實行“事業性質”和“企業性質”兩種身份共存。第三次是2003年，中央先後齣颱瞭兩個文化體製改革的試點文件，一個是《文化體製改革試點中支持文化産業發展的規定（試行）》，一個是《文化體製改革試點’中經營性的文化事業單位轉製為企業的規定（試行）》，進一步將黨報、黨刊這樣一些核心媒體的宣傳業務和經營業務分離開來，經營部分另外組成企業集團。這第三次“身份”改變就是允許黨報、黨刊也實行“事業性質”和“企業性質”兩種身份共存。這樣，我們現在的傳媒業都普遍實行瞭“一媒兩製”，既是事業單位，又是企業單位。市場化轉型給新聞傳媒業帶來的另一個大變化是，新聞傳播的理念、觀念及其行為方式上的改變。這突齣錶現在，新聞信息的接受者已經由原來體製下的受眾，演化成市場經濟體製下的新聞消費者。由此，新聞産品的“商品性”日益顯現，“爭奪眼球”成瞭眾多傳媒市場競爭的主戰場。市場化轉型給新聞傳媒業帶來的另一個大變化是，其産業的經營方式也改變瞭，由過去國傢“包養”，變成自己到市場上謀生路，去打拼。這樣，各種各樣的市場化經營手段和運作方式在傳媒業中得以流行。打價格戰，挖人纔，組建“集約型”的傳媒集團，實施跨媒體、跨區域經營，進入資本市場搞“上市”，“走齣去”與國際市場競爭等等。總之，現今傳媒業的市場主體角色愈來愈強化。
　　其次是民本化轉型。所謂民本化轉型，指的是媒介角色正在從過去純粹的黨和政府的喉舌嚮國民信息傳播工具的轉型。這一轉型主要錶現在：第一，盡管現在我們的傳媒依然接受執政黨（政府）的新聞宣傳思想指導，但同時也強調“以受眾為本位”的新聞報道理念。第二，媒介的總體結構已不是黨媒“一統天下”瞭，而是由黨媒、市場化媒介、公共媒介等不同類型的媒介共同構成，媒介開始成為一種重要的公共力量，一種能夠影響社會的“軟權力”。第三，新聞傳播的運作，開始注重社會公眾的知情權的滿足。尤其是近幾年來新聞傳媒對諸如廣州孫誌剛事件、瀋陽黑社會頭目“劉湧”事件、重慶“最牛釘子戶”事件、江蘇太湖“藍藻”事件、山西“黑磚窯”事件、陝西的“虎照”事件以及四川汶川大地震、河北“三鹿”奶粉問題、哈爾濱警察傷害大學生案件等新聞事件所作的透明化報道，就是新聞專業主義開始張揚的結果，同時也顯示瞭中國新聞傳媒宏觀政策的價值重心正在逐步地嚮滿足民眾的信息知情權、最大限度地保障民眾在社會生活中的意見錶達權實現的方嚮轉移。第四，新聞報道的“平民化”傾嚮彰顯，傳媒的“親民”形象日趨濃烈。在今天的傳媒上，我們可以發現：“小眾”化、“窄播”化的趨勢愈來愈明顯，“民生”新聞成瞭眾多傳媒的“主打”産品，把新聞做“軟”，凸顯新聞的人情味和情節性、趣味性成瞭不少傳媒的“看傢”法寶，用個性、特色“約會”受眾，更是成瞭許多傳媒的一大流行特色。
　　再次是數字化轉型。信息技術的創新、傳播與擴散，直接而劇烈地引發瞭新聞信息傳播與媒介發展的數字化轉型。僅僅從新聞傳播這一個方麵來看，數字化轉型將呈現齣這樣七大趨勢。第一，傳播活動網絡化。互聯網的發展和普及，不僅對新聞信息傳播的所有環節産生瞭廣泛而深刻的影響，而且為新聞信息傳播提供瞭新的基礎平颱。當今人類所有傳播活動都越來越多地轉移到這個平颱上進行。這既從宏觀上改變瞭傳統的傳媒格局和傳播生態，又從微觀上改變著新聞信息傳播機構的運作方式。第二，傳播渠道復閤化。不僅各類信息的傳播渠道越來越多：而且不同形態的傳播渠道相互融閤。尤其是伴隨著電視、通信、網絡的“三網閤一”工程的推進，媒介的數字化轉型和融閤，使信息傳播渠道日益復閤化、整閤化。第三，傳播主體多元化。除瞭一般意義上的媒體及媒介集團之外，目前值得關注的傳播主體還包括各類專業信息機構、民營傳媒産品生産企業、電信運營商、廣大的個體網民。截至2008年6月底，中國網民數量達到2.53億，網民規模躍居世界第一位；中國網民中接入寬帶比例為84.7％，寬帶網民數已達到2.14億人；中國網民中的28.9％在過去半年曾經使用手機上過網，手機網民規模達到7305萬人；中國網站數量為191.9萬個，年增長率為46.3％。其中CN下的網站數為137萬，占總網站數71.4％。網民規模的劇增和新媒體的發達，已經使網絡輿論成為影響社會生活的重要力量。第四，受眾和市場的碎片化。在這樣一個“分眾傳播”的時代，無限增長的媒介資源正肆意地爭奪著有限的受眾注意力資源，受眾裂變為基於不同興趣與需求的“碎片”。與之相適應，傳媒市場也從過去的整體市場細分成各層次的多元市場。第五，産品形態多媒體化。今天的新聞信息的采集、發布和互動，可以通過文字、圖錶、視頻、音頻動畫等介質進行全方位、多層次、適時互動的多媒體錶達。網絡媒體、IPTV、手機媒體、樓宇媒體、電子雜誌、電子閱讀器等新媒體都可以展示多媒體形態的新聞信息。第六，信息流通的全球化。地球已經被各種傳播網絡層層包裹，新聞信息跨國界傳播、受眾對國際新聞信息需求量增大、境外新聞傳播機構加緊嚮中國市場滲透等，成為信息流通全球化的重要錶徵。第七，傳播機構形態兩極化。在數字技術的作用下，新聞信息傳播機構的功能、類型與形態也在發生著結構上的變化，部分機構成為麵嚮大眾市場的綜閤性全媒體集團，另一部分機構則成為麵嚮分眾市場的小型新聞信息傳播機構。
　　新聞傳媒業的市場化、民本化、數字化三個方麵的轉型，昭示著我國新聞改革30年的成就；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清晰地看到，在實施轉型的過程中，我國新聞傳媒業存在著觀念、製度、技術等方麵的諸多問題，已經嚴重地影響著改革的深入開展，影響著新聞傳媒業的可持續發展。為此，迫切需要新聞傳播業界和學術界集中力量，對新聞改革進行係統總結和理性反思，對其成就進行總結、問題進行揭示、經驗進行歸納、教訓進行反思，並提齣持續推進和深化新聞改革的對策思路。因此，早在2006年，武漢大學“新聞傳播與媒介化社會”985創新研究基地就設立瞭“中國新聞改革30年研究”的課題，並委托復旦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李良榮教授領銜承擔課題研究任務，以期全麵、係統分析新聞改革的成敗得失和經驗教訓。
　　李良榮教授是我國當代具有重要理論建樹的新聞傳播學者之一，也是我國新聞改革的重要親曆者、探索者、推動者之一。他不僅為我國各個階段的新聞改革提供瞭豐富的學術理論資源支持，而且長期追蹤和觀照新聞改革的進程、路嚮和前沿動態，並取得瞭豐碩的成果。他接受課題研究委托以後，組織瞭高水平的研究團隊，聯閤攻關，嘔心瀝血，曆時兩年，完成瞭研究任務，提交瞭高質量的研究成果。現在呈現在讀者麵前的這套“新聞改革30年研究書係”，既是武漢大學“新聞傳播與媒介化社會”985創新研究基地“中國新聞改革30年研究”的課題最終成果，更是李教授及其團隊對於中國新聞改革這一宏大曆史事件的富有創見和理性、建設性的解讀。
　　作為《新聞改革30年研究書係》的第一個讀者，我有幸先睹為快，形成瞭一些閱讀體會和想法，在這裏與讀者諸君共享。
　　整個書係從“進程與邏輯”、“理論探索”、“實踐軌跡”三個維度對新聞改革和新聞傳媒業的轉型與發展，進行瞭全麵總結與整體觀照，形成瞭《曆史的選擇》、《曆史的探索》、《曆史的軌跡》三本著作。其間，承載瞭研究者的創新思想而顯現齣的特色與價值主要是：
　　第一，《曆史的選擇》重在對新聞改革的進程進行迴顧和總結，分析瞭新聞改革的過程、特點、問題與發展趨勢，呈現瞭我國新聞傳媒業改革與轉型的概貌。作者把新聞改革30年的曆程劃分為四個階段，分彆概括為“在新聞規律的旗幟下（1978—1982年）”、“新聞媒體功能的重新定位（1982—1989年）”、“新聞媒體性質的重新定位（1990—1999年）”、“傳媒業的結構調整和結構轉型（2000—2008年）”，並就此進行深度分析，這是極有見地的。著述清楚而令人信服地錶達瞭在漸進式改革的社會發展和轉型的路徑中，我國新聞傳媒改革與發展的曆史邏輯，揭示瞭新聞傳媒在改革中轉型和發展的進程。作者從前17年與後13年兩個階段對於新聞改革的特點進行瞭實事求是的概括，認為，前17年的新聞改革，是“在維持新聞體製基本不變的前提下，由觀念的變革來拉動新聞媒介的改革”，後13年的新聞改革的總體特徵，則是“從自發走嚮自覺——中央掌握改革主導權”、“從觀念更新走嚮製度創‘新——製度創新成為新聞改革的主動力”、“從邊緣突破走嚮中心突破——新聞報道成為新聞改革的主攻目標”、“從增量改革走嚮盤活存量——中國黨報打造主流媒體”。這是我國新聞學者首次對新聞改革特徵進行的學理梳理和概括。而在今天，我國的新聞改革走到瞭一個問題爆發期和深化改革的攻堅階段。作者認為，“結構失衡”、“操作失序”、“管理失範”正是目前我國新聞傳媒業存在的突齣問題。這些問題的齣現，固然有媒介生態環境的種種因子的影響，但深層原因在於傳媒的形而上的意識形態屬性與形而下的信息産業屬性雙重屬性和機關、事業、企業三種身份的衝突。因此，在傳媒改革的攻堅階段，黨報改造、時政新聞突破以及製度創新是三大難點，也是我國新聞改革持續推進所要重點解決的問題。在新聞改革的實踐中解決這些問題，需要注意到新聞改革的動嚮和新趨勢。在傳播全球化背景下，以互聯網為核心的新傳播技術以令人始料未及的速度迅速擴張。這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傳播革命，也改變瞭並將繼續改變人類的傳播方式，消解的同時重構著傳媒結構。與此同時，在對傳媒市場化轉型進行深度反思的過程中，一股迴歸新聞專業主義理念、傳媒的公共性、重視媒介社會責任傳統的新思潮悄然興起，並開始在傳媒業形成衝擊波。新的數字技術與迴歸傳統的價值取嚮的兩大力量將激發新世紀中國傳媒業一場新的改革。尤其是在反思市場化轉型進程中的商業新聞的衝擊，促使新聞改革的行動者再一次迴歸對於新聞傳播規律的體認，對於傳媒的公共性本質的認同，倡導新聞專業理念，凸顯新聞從業者的社會責任，重視新聞報道的“公開、公平、公正、速度、廣度、深度”，將成為新聞改革的基本走嚮。在這裏，作者敏銳地抓住瞭在與社會轉型互動過程中所形成的新聞媒介的民本化轉型、公共性建構這一重要趨勢，以此為基點來把握新聞改革的未來路嚮，來設計解決關鍵難題的路徑，錶現齣深刻的學術洞察力，從而使分析、論證具有極強的說服力。此外，作者還對構成新聞改革有機闆塊的報紙、廣播、電視、網絡等媒體的改革與發展，包括中國新聞文體變遷、新聞體製和管理模式、傳媒經營、新聞理論的迴歸與躍進、傳播學研究的話語形態與路徑依賴等方麵進行瞭多視點而又比較細緻的勾描，不僅為本書的核心觀點提供瞭充分的支持，而且呈現瞭新聞改革的總體概貌。
　　第二，《曆史的探索》揭示瞭新聞傳播學者引領、推動新聞改革的堅韌、不懈的突破和探索。本書從汗牛充棟的新聞傳播學研究論文中，以年度為綫索，選擇瞭30餘篇能夠代錶30年間我國新聞理論研究探索成就的論文，試圖呈現學者“曆史的探索”的努力成果。盡管時至今日，中國理論新聞學仍然未能形成自己獨立的話語體係和學術流派，也很難像轉軌經濟學、發展社會學那樣高度概括其30年的學術軌跡，但學者們堅韌、不懈的突破和探索，仍然在中國媒介的現代曆程中留下瞭珍貴的總結和紀錄。也許受到種種因素的局限，導緻這一選編還有一定的缺陷，但選編者的主觀意圖大體上是實現瞭的。雖然我國的新聞理論探索以對實踐的觀照和引領作為自身的使命，但理論並不是對實踐亦步亦趨，自身有它的生成和發展邏輯。作者通過對相關論文的選編和排序、評價，揭示齣瞭這一新聞理論的生成和發展邏輯。本書的選編者以10年為界，把我國新聞學理論的探索大緻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10年。這一階段，由引進信息概念引發的對於媒介功能的解放、對新聞本性的重新認定、對於新聞規律的歸納和尊重是這10年的最大貢獻。第二階段，20世紀80年代末到20世紀90年代的10年。其間，最活躍的是伴隨媒介經濟的成長在媒介經營管理、廣告、資本運營、傳媒集團等在經濟邏輯上展開的研究。媒介經濟、媒介産業化成為業界和學界都炙手可熱的話題。第三階段：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的10年。這一階段的理論探討主要圍繞中國傳媒應對國際挑戰、立足於尋求中國媒介做大作強、促進和諧社會構建三個方麵，但最後逐漸匯聚到一點：打造具備社會公信力的中國媒體，促進社會進步，履行社會責任。這樣的理論探索曆程，大體上呈現齣以“新聞”探討開始，以對“專業主義”的反思收尾的思考軌跡；“信息”、“媒介産業”、“專業主義”等構成瞭30年間理論界探討的關鍵詞，也標誌著新聞理論界在20世紀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紀初的三次思想躍進。
　　第三，《曆史的軌跡》是從新聞文本的視角、新聞實踐結晶的層麵，勾畫我國新聞改革的全過程。全書選編瞭有重大影響和重大成就的75篇各類新聞文本，匯集瞭記錄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的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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