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全国畅销书排行榜头一名
《五百年来谁著史》作者新著
内容简介
以史为师,重溯中国崛起道路。
揭示历代由富裕引发奢靡衰败的历史怪圈。
寻找秦、唐、辽、清等走向强盛的内在规律。
为什么宋代经济的繁荣却导致了“举国奢靡,全民腐败”?
王安石为什么感慨宋代的失败在教育?
东北的振兴,为何关乎天下兴亡?
以康乾盛世所代表的中国发展模式,对中西部发展战略的重大意义
为什么说李鸿章等“捐西守东”、“重南轻北”的战略,造成了清朝的崩溃
“延安道路”为何像“关陇府兵制度”一样,为大国崛起奠定基础?
《天下:包纳四夷的中国》揭示了包纳“内陆”、“边疆”和“四夷番邦”的“天下中国观”,描述了中国长期历史运动的构造:以诸夏辅京师,以四夷辅诸夏。作者以慷慨苍劲的笔触,从多民族视角,总结了北魏以来历朝,对祖国统一、多民族融合、区域协调发展做出的贡献,取得的宝贵历史经验。
作者简介
韩毓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获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北京市社科理论百人工程、北京大学杰出青年人文学者计划。著作《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荣获2010年度全国优秀图书排行榜第一名,《天下·香巴拉的中国》一篇,曾获中国作家协会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担任编剧的电视剧《星火》、《毛岸英》均创中央电视台年度最高收视率。
目录
修订版自序
海国图志
重新开眼看日本
曼哈顿的秘密
无穷花开鸟致院
北国风光
卢舍那
自远方
西北旺
日出西天
大雨落幽燕
亚细亚的心脏
这美丽的香格里拉
香巴拉的中国
消逝的冰川
风雨下江南
几度风雨海上花
叹江南
白银之死
原版后记:历史的构造
精彩书摘
重新开眼看日本 当我们说日本右翼不肯正视、反省其历史之阴暗的时候,我 们自己其实也对日本的历史——特别是其中哪些是“阴暗面”不 甚了了。于是,日本的“不反省历史”与我们的“不了解日本历 史”相遇,构成了难以克服的死结,而这种死结,只有通过对于 日本社会“内在矛盾之研究”才能逐步打开。明治维新在“现代化”和“富强”的意义上.长期被美化了,它从日本的现代史中被孤立出来,受到不加分析的讴歌。这绝不 是说日本右派乃至日本在关化自己的历史,而是说在所谓“现代 化意识形态”主导下,整个19世纪以来的残暴历史几乎没有被 反思过。在这个意义上,美化和拒绝反思日本近代历史的.当然 一直就包括某些自诩为“精英”的中国人。中国的皇权专制毕竞是有形的专制,而日本的天皇专制却是 无形的、精神和法统的专制,中国的皇帝称“天子”,皇帝的上 面毕竟还有“天”,因此天子是可以被取代的,但是,日本的天 皇竟然自称“天”,而天是不可以被取代的。历代的幕府将军虽 然将天皇虚位,但却没有取代天皇,原因就是如此。中国的革命 可以打“替天行道”的旗号,但是,由于日本的天皇就是“天”,所以与中国相比,“革命”和改革,在日本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合 法性——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日本当然有比中国更强烈的专 制传统。近代以来,日本出于种种目的,将中国置于显微镜下反复研究解剖,日 积月累,逐渐深入透彻——现代中国最杰出的历史学家首推郭沫若,而郭 沫 若对于甲骨文、金文和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主要竟是在日本作出的,对日 本 “京都史学派”的巨大学术成就,郭沫若是很肯定的。与郭沫若并肩的历 史学 家是陈寅恪,所谓“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子羞欲死”,陈先生对国人 之于 自己历史的研究反不及日本人这一点,认识更是很痛切的。古人常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而近代以来,中国经常吃日本的亏,恰 恰就是由于对日本准备、估计不足,研究了解不够所致。日本侵华战争爆 发 后,宫崎市定曾这样说:这就是中国人的性格,总之,即是所谓“愚蠢莫过于轻敌”这种态度 。其后明朝灭亡、中国被另一个民族满洲征服时,当然不能说中国没有过抵 抗,但大体上,抵抗是无力的,其中有种种原因,而在根本上是充满了这样的 想 法:对手不过是极为愚昧落后的夷狄罢了。最近,当日本向中国大陆扩张 之 际,最初中国所采取的态度,当然也是把日本当成了大傻瓜。历史证明:那些将日本当成了“小日本”、“大傻瓜”的人,所有的 不过 是自以为是的小聪明罢了,如此下去,中国也只好继续吃亏。因此,重新 认 识日本,重新开眼看日本,或者说大一点——建立我们自己的日本观,乃 是 当务之急。当我们说日本右翼不肯正视、反省其历史的阴暗的时候,我们自己其 实 对日本的历史——特别是其中哪些是“阴暗面”也不甚了了。于是,日本 的 “不反省历史”与我们的“不了解日本历史”相遇,从而构成了难以克服 的死 结,而这种死结,也只有通过中国对于日本社会“内在矛盾之研究”才能 逐 步打开。而这些所谓“日本内部研究”的课题包括:从日本历史上看,它 内 部的基本矛盾何在?这种矛盾如何铸造了日本的传统?今天的日本社会内 部 又面临着何种基本矛盾?这些矛盾的走向、可能性后果怎样?——我认为 只 有这种深入的研究,才真正有利于我们正确判断形势。而所谓从日本制度的内在矛盾出发,建立“中国的日本观”,这里的 基本 方法,说句某些人也许不爱听的——还是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得最为 明 了。他这样说:“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 事物 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 做 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 事 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事物的外部而是 事 物的内部,在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看待日本问题,我觉得就能比较好地认识到:一,从 历史上看,正是因为日本内部的社会结构、基本社会矛盾与中国完全不同 ,才使得接受了不少中国文化的日本,必然走上了与中国南辕北辙的道路; 二,日本自近代以来发动一系列侵略战争,首先乃是为了缓解和转嫁其内部严 重 的社会矛盾和经济危机,即对外侵略,首先是由其国内矛盾所决定、促发 的; 三,所谓外因不过是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基础,今天的日本如何处 理 和应对其内部深刻的经济社会矛盾,从根本上决定了中日关系的走向,而 中 日之间的诸问题如何解决,关键还是要看日本朋友们治理内部危机的能力 如 何——历史的教训告诉人们:一旦日本内部问题失控,则城门失火,殃及 池 鱼。中国则不得不未雨绸缪。一、从奈良到京都:幕府之前的古代日本 从8世纪起延续近百年的奈良时代,以及持续了400年的平安朝时代,这500余年,被称为日本的古代史。P3-5
前言/序言
1945年7月,访问延安的黄炎培,曾经向毛泽东提出“天下兴亡周期率 ” 的问题。 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 也淳 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 单位 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 “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 辱’的 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 了, 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据黄炎培的回忆,毛泽东对黄所征询的“新路”的回答,似乎异常地 简 略:这便是“民主”。 而上述著名的问答,当然是根据黄炎培个人的回忆,却并未见诸于毛 泽 东的文稿。 今天,鉴于“民主”非常的普适、永远地正确,而又绝对的抽象,时 贤 纷纷然以“黄金周期率”相标榜,此固不能说是借黄老之酒杯,浇自己“ 胸 中之块垒”,但也恰恰表明:正是根据黄炎培老人这著名的回忆,从此之 后, 所谓“民主”,便成为跳出“天下兴亡周期率”的万金油,成为“普天下 最好 的东西”,似乎只要一朝“民主”,从此后便天下太平,万事大吉了。 其实,在1949年3月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上述“天下兴亡 周期率”的问题,做了极其著名的解释和回答,这就见诸于毛泽东那篇著 名 的讲话: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之所以能够兴旺发达 , 这就是因为它对现状和自己有所不满,而所谓“不满”者,也就是“批评 和 自我批评”,将批评和自我批评日常化,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 乃至 一国,方才会埋头苦干、奋斗不息;同理,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 , 乃至一国,之所以会停滞不前、“政怠宦成”、乃至“人亡政息”,那就 是由 于它骄傲自满,如此,就必然会丧失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伟大的武器,从 而 也就会失掉了艰苦奋斗、埋头苦干的意志: 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 慎、 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 评 与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 良 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 , 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句毛主席语录,我以为比一切 民主 教条都更为具体,比一切“普适价值”都更为切中文明的积弊,它直指人 心 的深处,简明扼要地回应了“天下兴亡周期率”这个问题。 “不满”是一国、一族、一人、一家前进的动力,而“自大”则是其 堕落 的开始,鲁迅也说过类似的话,但他以为更加不幸的却是:由于中国开化 最 早,号称文明天下第一,自满、自负、自足便是我们文明的常态,而所谓 的 “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某些中国聪明人的眼睛里,经常反倒是无事生非 、乃 至犯上作乱了。 宫崎市定教授曾经说过:“人类所抱的‘不满之感’,显著地表现于 三个 方面:一是野蛮民族接触文明社会时所产生的、对己对人的不满之感;其 次 是贫困者接触富裕者时所抱的不满之感;第三是年少者目睹成年人的现状 而 感到的不满之感”。 他的言下之意是说:夷狄、年轻人和穷人(无产阶级),乃是人间“不 满”的三大源泉,因此,他们也便是历史进步的动力。 而这似乎又不甚适合于中国历史的情况:我们自古便是一长幼有序的 社 会,德行以“忠孝”为先,而儒家学说的厉害,便在它自源头上就剥夺了 年 轻人“不满”的资格。加之我们长期又是一发展较均衡之社会,“不患寡 而患 不均”,贫富的差距相对较小,以至于1 800年欧洲三分之二的人口都已是 无 产阶级的时候,中国无产阶级还占不到人口的10%。 何况阶级、阶层一经长期固定,贫困者也只能认命而已,所谓“不满 ” 亦无法泄露,比如今日之中国,所谓“仇富”,竟被视为天字第一号的原 罪, 其根底大抵就在于此。 如此一来,上述“三大动力”中,便也就只剩下周边存在的夷狄,或 者 可以多少提醒和唤起文明社会被麻痹了的“不满之感”了。 自周代起,中原文明核心区的人民,便按照方向,以东夷、西戎、南 蛮、 北狄来称呼周围的部落(当然,这种称呼不是固定不变的,亦有西狄和北胡 这样的说法)。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夷狄们当然有充分的理由对自己表示 “不满”一一即进行“自我批评”,这自然就是因为他们的落后,现实迫 使他 们正视自己的落后,而希望文明化。而更为重要的却是:在接触和观察中 原 文明、与之往来角逐之际,夷狄们亦善于分析、观察、透视中原文明的弱 点, 特别是发现其迷信教条、华而不实、倚强凌弱、好说不练(即今人所谓“谁 打我我便骂谁”的嘴硬)等深刻缺陷一一而这恰恰是“入鲍鱼之肆,久而不 闻其臭”的文明核心区成员们,自己所最难以觉察得到的事实。 当着夷狄进入华夏、成为华夏的一部分,他们对于华夏的批评,于是 就 变成了华夏文明的自我批评、成为华夏自我更新的动力,而在漫长的中国 历 史上,华夏文明倘若能够包纳夷狄的视野,从而对自己展开不留情面的批 评 和自我批评,那便会兴旺发达,推陈出新;而如果仅将夷狄们看作野蛮人 、 大傻瓜和跳梁小丑,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那就不免要陷入“求荣 取 辱”、“政怠宦成”,乃至“人亡政息”的循环。 这可谓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华夏文明第一次系统、深刻地进行自我批评、从而展开一场文明自我 更 新的思想大解放运动,这主要就体现在战国时代墨家和法家的思想中。墨 法 学说,可谓此后一切中国改革、变法思想的源泉。 墨法两家,成于魏、流于楚,墨翟、孟胜、卫鞅、韩非这些人之所以 艰. 辛辗转,四处碰壁,这主要就是由于当时“魏康楚富,齐淫吴巧”,即发 达地 区民风奢华,文明积习太深,听不进批评意见,更不愿展开自我批评,特 别 是墨子所倡导的“艰苦奋斗”(摩顶放踵,以利天下)这一条,在文明发达 的 地区,非但难行,而且难听(极不悦耳);而这便是庄周对于墨子命运的感 叹:“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 …… 墨子虽独任,奈天下何!” 能够接受墨法思想的,最终证明是被文明核心区视为“戎狄”的秦。 正 因为秦在七国之中开化最迟,尚不存在六国那样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贵 族 世家集团,因此,墨法“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为则上,无能则 下” 的平等政治主张,方才能够在秦地得以实行。正因为贵族、世家的力量还 没 有形成,正因为“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乃是秦的民风,以至 “王亦不爱其家”,故“上同而下不周比”、“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的户 籍一连坐制度,亦方才能够在秦地顺利推进;而更为重要的是:正因为秦 开 化最迟,百姓极其不善言辞文饰,不存在一个靠巧言令色、舞文弄墨发达 起 来的智识阶级,故商鞅那一套以“农战”立国的思想,方唯独在秦地能够 大 受欢迎。 墨家子弟自魏赴楚,又去楚入秦,而商鞅亦自中原最发达的魏亡命人 秦, 他们所献出的强国之策,首先就是对华而不实、只说不练的中原文明弊端 的 诊断和分析,在文明反思的基础上,他们方才转而倡导一种埋头苦干、只 练 不说的新文化品质一一于是,开化最迟、民风纯朴的戎狄秦地,便这样成 为 他们培植新文明的试验田。 这便是秦入艰苦奋斗精神的起源,这更是秦走向富强的动力。 商鞅在《商君书·农战》中,曾这样比较“境外”的秦地,与“境内 ” 的中原文明说: 国去言,则民朴;民朴,则不淫。民见上利之从壹孔出也,则作壹; 作 壹,则民不偷营;民不偷营,则多利;多利,则国强。今境内之民皆曰: “农 战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书》,随 从外权, 上可以得显,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具备, 国 之危也。民以此为教者,其国必削。 这就是说:由于中原地区文明发达,方才养成了盘根错节的贵族世家 势 力,方才铸成了导致阶级分化的富豪大贾集团,正因为文明发达,方才重 用 巧言令色、只说不练的智识阶层,而此三者具备,固可谓文明之成就,但 也 却正是“求荣取辱”、“政怠宦成”的开端,是“人亡政息”一一即国家 危亡 的征兆,是文明走向异化的开始。 作为“戎狄”的秦,之所以能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最终统 摄 四海,扫荡群雄,这就是秦人的生活朴素、务实使然,秦人正是以朴素的 “又战斗来又生产”、以南泥湾开荒般的“农战”精神,最终战胜了中原 文明 之骄奢淫逸。 秦的改革蓝图,其实就来自中原精英对于自身文明弊端的自我批评, 这 种自我批评,最终演化成“西戎”之秦对于中原文明所进行的“武器的批 判”。 秦王扫六合,乃是中国文明的第一次思想解放、中华民族第一次自我 更 新。 《荀子·疆国》亦曾赞美秦的朴素民风说: 应侯(范睢)问孙卿子曰:入秦何见? 孙卿子日: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谷川秀,天才之利多,是形胜也 。 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 古 之术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不楛,古之吏 也。 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归其家,无有私事也;不周 比, 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间,听决 百 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 文中所谓“四世”者,是指秦献公以来百年,而那正是墨法之徒入秦 推 行新政的时代。苟子所观察到的,恰是百年之后,中华文明在秦的甦生, 这 个新文明,就是墨法政治理想的高度实现。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武帝弃“农战”而重“商战”,终使国库足而 帝室 富,且帝室的财富尤胜于国库,然而,不幸亦接踵而至:皇帝家产愈大、 宫 廷愈富,外戚、宦官的力量则愈强,如此一来,国家势必要以宫延为中心 , 形成一个奢侈腐败的渊薮,外戚与宦官之间的混战只是表现,汉文明重新 陷 入“文明与腐败循环”的辩证法,不可抑止地走向“自己反对自己”的文 明 异化——这却是历史的必然。 汉废秦法,剖海内而立宗子,郡守之下,又实行自治。立宗国便是裂 土 封疆,而“地方自治”的实质,则是听任豪族兼并土地。故终其两汉,中 央 “贵族”与地方“豪族”这两大势力纷争不息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土地分 封制 度,就在于“土地私有制”的恶性发展。 故柳宗元《封建论》抨击封建土地所有制说:“封建者,必私其土, 子其 人”,“非公之大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 ,其 为制,公之大也。” 这就是说:封建制是土地私有制的极端,土地私有化乃是天下之大私 ; 相反,秦的土地国有制,则是天下之大公。 汉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也便是土地问题。贵族、豪族圈占 土 地,造成农民流离失所,于是,谁掌握了失地流民,谁就能够实现霸业、 掌 握政权,而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的,便是汉末的豪族曹操。 西晋贵族,可谓将中原文明“只说不练”的积弊发展至登峰造极地步 , 此即所谓“清谈”。因此,将西晋的灭亡,归之于所谓“五胡乱华”,这 其实 便是古往今来最大的扯淡:自晋惠帝以来,司马氏王族,同胞兄弟凡二十 五 人,自相残杀的结果,仅剩下了三人,西晋二世而亡,不闻延祚,这就是 因 为文明日益发达,精英和统治者的欲望便日益膨胀,为了争夺“私有产权 ”, 最终竟连自己的亲兄弟都要杀绝,这便是典型的“求荣取辱”、文明异化 之惨 剧;而起身于今山西长治武乡县的后赵羯族统治者石勒,只不过是个胡人 奴 隶,但他却如此鄙视司马氏王朝说:“大丈夫行事,当光明磊落,如日月 之皎 然。不应如曹操、司马懿父子,欺孤儿寡母而取天下”。 君子爱才,取之有道,坚持这一底线的是夷狄一方的“小胡”石勒, 而 不是华夏一方的大贵族司马氏。 “天子失政,道在四夷”这句话,正好可以用在魏晋南北朝时代。 汉代的乱源,便是贵族和豪族,而构成门阀集团的贵族和豪族,便是 一 个“官产学一体化”的强大利益集团,而其中的“产”一一即大土地庄园 , 又是其世代把持文化教育和官场资源的基础,因此,救天下苍生于水火、 挽 华夏文明于既倒的唯一途径,便是实行“土地改革”。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肩负起土地改革大业的皇帝,便是北魏的孝文帝 拓 跋宏,而他就是那个迁都洛阳,修建了龙门石窟的鲜卑族皇帝。魏孝文帝 拓 跋宏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均田法,此法的核心,便是中央直接统治土 地, 它一方面默认富民的土地所有权,但另一方面则按照土地国有的原则,不 分 贫富,皆课以相同的国税,正是这项法令,成为唐代均田制的依据。 将两汉和魏晋文明推向高峰的,固然是贵族和豪族,而毁灭了这个文 明 的,同样是贵族和豪族,他们尔虞我诈、骄奢淫佚一一自己打败了自己, 而 这就叫做“文明异化”的道理。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唐太宗李世民方才将 均 田制与府兵制结合起来,使唐代制度的基础,得以重新建立在“农战”一 一 即朴素的农民士兵身上,隋唐两个王朝都脱胎于鲜卑西魏,相对于中原贵 族 制度而言,北国的制度显然更为平民化,夷狄的生活显然更为朴素,夷狄 的 人格显然更为自然、健全,汉以来日益贵族化的中国社会,正是因为夷狄 的 加入,方才获得了伟大复兴。 宋代建国,始终面临着辽、金、西夏的强大压力,而这就不能不迫使 中 原的精英们,对于自身文明的文弱、享乐、滥情痛加反省,在宋人所作的 自 我批评中,以王安石、叶适为最深刻。王安石曾指出:人皆以为夷狄愚昧 迷 信,不知中原文明的迷信,实则比夷狄尤甚,夷狄不过迷信鬼神,而中原 则 迷信文词,正是这种对于文饰、文词的形式主义迷信,使得科举考试成为 制 造大量废物的荒谬仪式,而宋人竟以为凭借口诵经文,妙手文章,便可退 辽 金十万铁骑一一这与其说是文明,倒不如说是天大的愚昧。 于是,他创办学校,命学生全部寄宿其中,以观其才德,并于校内建 立 操场,供学生练习骑射。又制订保甲、保马之法,叫农民学习马术武艺, 先 以自卫,终以服役宫府,以期逐步恢复唐的“府兵”、秦的“农战”。但 是, 宋代的疆域处于中原和江南最为富裕地区,宋更是历史上商品、市场经济 最 发达的朝代,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说:任职江南东路的见闻 , 使他认识到“举国奢靡,全民腐败”的现实,这样的社会,这样的文明, 几 乎彻底丧失了自我批评和自我改造的能力,王安石之所以感慨宋代最大的 失 败在教育,叹息“变成法易,变世风难”,这就是因为在“文明发达到了 糜 烂程度”的地区实行变法和改革,他遇到了当年商鞅在魏时所遭遇的同样 的 问题:改革者不仅需要改造制度,而且还需再造文明。而王安石的命运, 自 然也就难免要重复墨子式的悲剧:“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 为 也一一虽独任,奈天下何!” 中原文明令人向往,但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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