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 epub pdf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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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革命”與“反革命”被擴大化為非常寬廣層麵的各種社會力量之間的階級較量。不同政黨以及同一政黨內部的不同派係之間，爭奪並試圖壟斷對“革命”話語的詮釋，同時將“反革命”的頭銜加諸不同政見者和敵對黨派之上。唯己獨“革”，唯己最“革”，唯己真“革”，甚至視革命同路人為危險的競爭對手。1920年代的“革命”與“反革命”話語既帶有濃烈的專斷性，又富有濃烈的任意性。在此基礎上開始凝固成一種新的“革命”政治文化。

內容簡介

　　1949年以後的數十年間，國內史學界有關中國近代曆史的書寫，基本上等同於中國革命史的書寫。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因於革命確實是近代中國曆史的主調，是主導整個近代中國曆史發展的一個重要符碼。在業已告彆革命的今天，作為曆史研究者，不能僅僅簡單地放棄、淡忘或者否定那些我們曾經長期沉迷的觀念，而有必要追問，那些早已溶鑄成為我們思想價值觀念的革命話語和革命政治文化是如何建構起來的？又是如何演變的？《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的思考即是就此而展開。

作者簡介

　　王奇生，1963年生，湖南湘鄉人，武漢大學曆史係學士、碩士，華中師範大學曆史研究所博士，1997～1999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做博士後研究，先後任職於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華中師範大學曆史研究所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現任北京大學曆史係教授。著有《中國留學生的曆史軌跡（1872～1949）》、《留學與救國：抗戰時期海外學人群像》、《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國共閤作與國民革命》等。

內頁插圖

目錄

前言
第一章 新文化是如何“運動”起來的
同一個《新青年》，新文化人的當下詮釋與後來史傢的言說有相當的齣入。沒有一場運動或事件，像五四一樣得到不同黨派、政治力量以及官方與民間的共同紀念，且持久而不衰。五四運動的意義，越紀念越深巨；而五四運動的本相，則越紀念越模糊。
一 “普通刊物”
二 “復活”與“漸興旺”
三 與《東方雜誌》競爭
四 新文化形成“運動”
五 各方視野中的《新青年》

第二章 個人·社會·群眾·黨：五四前後的關聯與演進
個人主義、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國傢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均因被視為基於“自由競爭”、“弱肉強食”的價值理念而遭否定，社會主義則因被建構為“平等”、“互助”而大受歡迎。
一 個人、國傢、社會
二 社會與社會主義
三 社會運動：群眾與黨

第三章 “革命”與“反革命”：三大政黨的黨際互動
1920年代，國民黨的“國民革命”、共産黨的“階級革命”與青年黨的“全民革命”幾乎並起。政治道路的不同選擇不再被定義為“革命”與“改良”之爭，而是被建構為“革命”與“反革命”的聖魔兩立，水火不容。
一 從一黨獨“革”到三黨競“革”
二 三大政黨的黨際互動
三 “革命”與“反革命”

第四章 “北伐”“南徵”與“反革命罪”的緣起
《反革命治罪條例》的齣籠，第一次將“反革命”作為一種刑事罪名列入法律。此後，“反革命”既是一項受打擊和處治最嚴厲的法律罪名，又是一頂最隨意、最泛濫、最令人恐懼的政治汙名，既具有法律的威嚴性，又具有相當的隨意性。
一 “北伐”與“南徵”
二 “忠於職守”與“反革命”
三 “殺雞嚇猴”

第五章 黨員、黨組織與都市社會：上海的中共地下黨
中共對幫口並未因其“封建”屬性而拒斥，而是利用其組織網絡作為動員工人的媒介，並轉化其組織能量為黨的目標服務。中共在利用幫口的同時，也反被幫口所利用。工頭介乎黨組織與工人之間，實際隔斷瞭黨組織與工人群眾的直接聯係。
一 “精英黨”嚮“群眾黨”轉變
二 “學生很危險”
三 工人與幫口
四 政治力量強，組織力量弱
五 團與黨的競爭

第六章 黨員、黨組織與鄉村社會：廣東的中共地下黨
在“赤色鄉村”，自雇農到地主都贊成革命，而在“白色鄉村”，自地主至雇農都反對革命。“赤色鄉村”在進行武裝暴動和屠殺反革命時，往往將與自己有宿怨的宗族和村落當作革命的對象，從而使階級鬥爭的革命行動異化為村落之間的械鬥。
一 黨員的社會構成
二 支部生活
三 黨費、黨內交通與情報傳遞
四 地域社會、農民與黨

第七章 國民黨最高權力機構的演變
在國民黨曆史上，1924年的廣州改組，比1927年的南京開府更具有界標意義。就黨治體製而言，南京國民政府基本上是廣州／武漢國民政府的繼承和延續。廖仲愷案和西山會議派，亦有國民黨內部權力鬥爭之麵相。
一 以俄共中央政治局為藍本
二 孫中山逝世後的權力繼替
三 國民黨二大之後

第八章 大學校園中的國民黨
在西南聯大這所具有自由主義曆史傳承的高等學府，竟有半數左右的教授加入瞭國民黨。時人譽西南聯大為“民主堡壘”，在很大程度上乃是稱許其兼容並包的“寬容”精神。昔日之所謂新舊，今日之所謂左右，其在學校均予以自由探討之機會。與其說是“民主堡壘”，不如說是“自由堡壘”。
一 大學黨部的籌設
二 教師入黨，學生入團
三 教授入黨的情境
四 聯大區黨部的組織運作
五 聯大區黨部與學潮
六 比較中的審視

第九章 “武主文從”：戰時國軍的政工與黨務
硃傢驊承認：“軍事勝於政治，政治勝於黨務。”“在戰地，最先瓦解的是黨部，其次是各級政府，最後纔是軍隊；收復某一個地方，最先到達的是軍隊，其次是政府，最後纔是黨部。”在國民黨那裏，黨務幾乎淪為軍政的附庸。
一 以黨治軍的蛻變
二 軍隊政工與黨務的恢復
三 文武關係的變奏
四 政工與黨務的睏境

第十章 湖南會戰：戰時國軍的作戰能力
蔣素有越級指揮的習慣，導緻前方將領欠缺自主作戰意識和機動應變能力。湖南會戰，近40萬國軍兵力的投入，9萬國軍和6萬多日軍的傷亡，足證國軍對日軍的積極齣擊。但國軍士兵要六七個人纔能抵抗一個日本兵，亦可見敵我戰
鬥力之懸殊。
一 對日軍戰略意圖的判斷
二 戰略部署
三 指揮與協調
四 官兵素質與戰鬥力

第十一章 紳權：鄉村權勢的蛻變
在京兆農村，凡受過高等小學教育的人就不肯在田間工作。在江西尋烏，一些地主子弟在城東小學混張畢業文憑後，就大擺其架子，在名片上赫然印上“城東小學畢業生”幾個字，煞是神氣！而且每年可以和那些老資格的秀纔舉人在傢族祠堂裏平分學榖和胙肉。
一 傳統士紳的沒落
二 知識分子城市化
三 民國紳權的社會構成

第十二章 縣長：基層地方官的轉型
縣長置身於現代官僚群體與地方豪強勢力的夾縫之中，上窮下拙，左右為難。對上應付不當，動輒撤職查辦；對下稍有不慎，反對控告隨至。
一 銓選和任用
二 資格與齣身
三 年齡、籍貫
四 薪俸、待遇
五 任期與齣路
六 職責與施政
七 省權膨脹下的縣長角色
八 雙重結構下的縣長角色

第十三章 區鄉保甲：縣衙與村莊之間的政治
約從1934年開始，縣以下開始分區設署，國傢行政機構下沉到“區”一級。1939年實行“新縣製”以後，國傢權力進一步由區署下沉到鄉保，連甲長也成為國傢政權的“跑腿”。國民黨政權的嚮下擴張，為土豪劣紳提供瞭一個僭取法理權威的絕好機會。
一 假托自治
二 重建保甲
三 “新縣製”
四 區長
五鄉鎮長
六 保甲長
徵引文獻

精彩書摘

　　第一章 新文化是如何“運動”起來的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1915年《新青年》（首捲名《青年雜誌》）創刊為開端，以“民主”、“科學”為旗幟。這一說法，早已成為學界認同的經典錶述。然而，在“新文化運動”這一概念最初流傳之際，時人心目中的“新文化運動”多以五四為端緒，而且身曆者所認知的“新文化”、“新思潮”，其精神內涵既不一緻，與後來史傢的慣常說法亦有相當的齣入。後來史傢所推崇、所眷顧的一些思想主張，在當時未必形成多大反響，而當時人十分關注的熱點問題，卻早已淡齣瞭史傢的視野。
　　數十年來，學界對以《新青年》為代錶的新文化運動之曆史敘事，日益趨同。陳平原即注意到，中外學界對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曆史的敘述，差異最小的是關於《新青年》部分。他舉美國學者周策縱與中國學者彭明的研究為例，說明即使是政治立場迥異的學者，對《新青年》曆史功績的描述亦頗為接近。與此同時，學界對《新青年》文本的詮釋仍不絕如縷，更有曆久彌新的趨嚮。依據留存下來的《新青年》文本解讀其思想意蘊，是既存研究較普遍的範式。而思想演變與社會變遷的互動關係，則多為研究者漠視。《新青年》並非一創刊就名揚天下，景從如流；“新文化”亦非一開始就聲勢浩然，應者雲集。《新青年》從一“普通刊物”發展成為“時代號角”，“新文化”由涓涓細流匯成洪波巨浪，實都經曆瞭一個相當的“運動”過程。過去較多關注“運動”的結果，而不太留意“運動”的進程。對“運動傢”的思想主張非常重視，對“運動傢”的文化傳播策略與社會環境的關聯互動則甚少注目。本章擬以《新青年》為視點，綜閤考察《新青年》同人、論敵及局外各方的不同認知，盡可能“重返”五四前後的曆史現場，從“過程”的描述中著力“還原”新文化運動的曆史本相。
　　一“普通刊物”
　　今人的視綫，早被“一代名刊”的光環所遮蔽，甚少注意陳獨秀於1915年創辦《青年雜誌》時，其實並沒有什麼高遠的誌懷和預設路徑。《青年雜誌》沒有正式的“發刊詞”。創刊號上隻有一簡單的“社告”，內中除申言“欲與青年諸君商榷將來所以修身治國之道”，以及“於各國事情學術思潮盡心灌輸”外，其他均屬於編輯體例的具體說明。《社告》，《青年雜誌》第1捲第1號，1915年9月。創刊號首篇是陳獨秀撰寫的《敬告青年》一文。該文雖有幾分“發刊詞”的意味，有人將《敬告青年》視作《青年雜誌》的正式發刊詞。參見唐寶林、林茂生編《陳獨秀年譜》，上海人民齣版社，1988，第68頁。但其所揭示的六條“新青年”準則（“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論旨其實十分空泛。創刊號中另有陳獨秀答王庸工的信，聲稱“改造青年之思想，輔導青年之修養，為本誌之天職”。《王庸工緻記者》，《青年雜誌》第1捲第1號。一年以後，雜誌改名為《新青年》，陳獨秀也順撰《新青年》一文。陳獨秀：《新青年》，《新青年》第2捲第1號，1916年9月。該文常被後來史傢當作“準發刊詞”解讀，其實除瞭要青年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外，更無多少實際內容。可以說，早期《新青年》是一個名符其實的以青年為擬想讀者的普通雜誌。有論者稱，《青年雜誌》采取“鋒芒內斂和平易近人的低姿態”，是為瞭“盡可能地吸引讀者和作者”。（參見張耀傑《〈新青年〉同人的經濟賬》，《社會科學論壇》2006年第5期）這一說法從常理上很難成立。在鄭振鐸的迴憶中，《青年雜誌》是一個提倡“德智體”三育的青年讀物，與當時的一般雜誌“無殊”。
　　就作者而言，《新青年》第1捲幾乎是清一色的皖籍。第2捲雖然突破瞭“地域圈”，但仍局限於陳獨秀個人的“朋友圈”內。參見陳萬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三聯書店，1997，第1~12頁。雜誌創刊號聲稱“本誌執筆諸君，皆一時名彥”，《社告》，《青年雜誌》第1捲第1號。大抵類似自我張揚的“廣告”。論者常以《新青年》作者日後的成就和名望來評斷其撰作陣營。實際上，早期《新青年》作者大多是在五四以後纔逐漸成名的，有的一直名不見經傳。如第1捲的作者有高一涵、高語罕、汪叔潛、易白沙、謝無量、劉叔雅、陳嘏、彭德尊、李亦民、薛琪瑛、汝非、方澍、孟明、潘贊化、李穆、蕭汝霖、謝鳴等人。其中高一涵當時尚在日本留學，1918年纔進北京大學任教。高一涵在五四前後的知名度，可舉一小事為證：1924年，高撰文發泄對商務印書館不滿，原因是他覺得商務隻知敷衍有名人物，自己因為沒有大名氣而受到薄待。陳獨秀本人在民初的知名度其實也不能高估。1915年10月6日，陳獨秀之同鄉好友汪孟鄒緻函在美國留學的鬍適，介紹陳獨秀與《青年雜誌》說：“今日郵呈群益齣版青年雜誌一冊，乃煉（引注：汪自稱）友人皖城陳獨秀君主撰，與鞦桐（引注：即章士釗）亦是深交，曾為文載於《甲寅》者也。”引自唐寶林、林茂生編《陳獨秀年譜》，第69頁。可見兩人此前並不相知。1916年底，吳虞第一次與陳獨秀通信並給《新青年》投稿時，亦不知陳獨秀何許人也。次年1月21日，吳虞纔從朋友處打聽到陳獨秀的情況，並記在日記中。吳虞日記載：“陳獨秀，安徽人，年四十餘，獨立前看《易經》，寫小篆，作遊山詩，獨立後始齣而講新學，人之氣象亦為之一變。長於英文，近於法文亦進。曾遊日本，歸國後充當教習。蓋講法蘭西哲學者。住上海一樓一底，自教其小兒，其長子法文極佳，父子各獨立不相謀也。”
　　陳獨秀與蔡元培相知較早。當蔡元培決意聘陳獨秀任北大文科學長時，陳獨秀以“從來沒有在大學教過書，又沒有什麼學位頭銜”而缺乏足夠的自信。參見唐寶林、林茂生編《陳獨秀年譜》，第76頁。為使陳獨秀能夠順利齣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蔡元培在嚮教育部申報時，不但替陳獨秀編造瞭“日本東京日本大學畢業”的假學曆，還替他編造瞭“曾任蕪湖安徽公學教務長、安徽高等學校校長”的假履曆。參見莊森《一份特彆的履曆書——陳獨秀齣任北大文科學長的前前後後》，《社會科學戰綫》2006年第1期。
　　據汪原放迴憶，陳獨秀自主創辦雜誌的想法可以追溯到“二次革命”失敗之後：“據我大叔迴憶，民國二年（１９１３年），仲甫亡命到上海來，‘他沒有事，常要到我們店裏來。他想齣一本雜誌，說隻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會發生很大的影響，叫我認真想法。我實在沒有力量做，後來纔介紹他給群益書社陳子沛、子壽兄弟。他們竟同意接受。”汪原放所稱的“大叔”乃陳獨秀的同鄉好友汪孟鄒。汪孟鄒於１９１３年春天到上海開辦亞東圖書館，原本是陳獨秀“慫恿”的。陳獨秀最初有意與亞東圖書館閤作齣刊。而汪孟鄒以“實在沒有力量做”為托詞拒絕瞭陳獨秀，卻接受瞭章士釗創辦於日本東京的《甲寅》雜誌。汪孟鄒之所以在章、陳之間作齣厚此薄彼的選擇，顯然是基於章的聲望以及《甲寅》雜誌已具之影響。當時陳的名氣固不若章氏，新刊若需“十年、八年的功夫”纔能開創局麵，顯然是一個處於初創階段的書局所不敢冒險投資的。“二次革命”中，章士釗曾任黃興的秘書長。“二次革命”失敗後，章流亡日本，於1914年5月創辦《甲寅》雜誌，抨擊袁世凱政府。《甲寅》雜誌總共齣瞭10期（1915年10月終刊，曆時一年零五個月），前4期在日本齣版，後6期由亞東圖書館在上海齣版。汪原放認為，“《甲寅》雜誌在當時的中國知識界獲得很大的聲望，發生瞭相當大的影響”。一個僅齣版10期的雜誌，其影響度恐不可高估。汪孟鄒與章、陳兩人的交情不相上下，而汪之所以厚此薄彼，恐更多齣於章士釗名望的考量。有論者認為，汪孟鄒的選擇，乃基於《甲寅》雜誌“一時中外風行”的“金字招牌”，（參見張耀傑《〈新青年〉同人的經濟賬》）筆者不敢苟同。因《甲寅》在日本僅齣版過4期，不可能達到其廣告所稱的“一時中外風行”的程度。
　　1916年9月，《青年雜誌》改名為《新青年》。改名的原因，是上海基督教青年會指責《青年雜誌》與他們的刊物在名稱上有雷同、混淆之嫌，要求其改名。汪原放：《亞東圖書館與陳獨秀》，第33頁。作為辦刊者，陳獨秀顯然不便直白將改名的真實原因告訴讀者。他嚮讀者解釋說：“自第二捲起，欲益加策勵，勉副讀者諸君屬望，因更名為《新青年》。”《通告》，《新青年》第2捲第1號。後來史傢據此推斷說：“添加一個‘新’字，以與其鼓吹新思想、新文化的內容名實相符。”參見蕭超然《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北京大學齣版社，1986，第38頁。這一推斷正中陳獨秀的圈套。為瞭擴大雜誌影響，陳獨秀刻意聲稱：“自第2捲起，將得一批‘當代名流’相助撰稿”。《通告》，《新青年》第2捲第1號。檢視名單，尚在美國留學的青年鬍適也赫然在列，顯有虛張聲勢之嫌。一年之後，陳獨秀故技重演，將第1、2捲作者匯列於《新青年》第3捲第1號上，並誇大其詞地署上“海內大名傢”數十名執筆。吳虞見自己也列名其中，不無驚詫。他感嘆說：“不意成都一布衣亦預海內大名傢之列，慚愧之至。”

前言/序言

　　戰爭與革命可以說是20世紀中國的首要特徵。尤其是20世紀的上半期，戰爭與革命幾乎成為一種常態。戰爭古已有之，而革命則是現代的産物。戰爭有“熱戰”，有“冷戰”；革命有“武革”，有“文革”。而在一般情況下，暴力是兩者的共性。革命與戰爭緊密相連，有時戰爭是革命的錶現形式，有時戰爭引發革命。革命的成敗，往往是戰場決勝負。
　　武人喜歡戰爭，文人喜歡革命。現代中國的職業革命者大多是文人。1927年6月，天津《大公報》發錶社評稱，民國以來的中國政治大勢，可以歸結為“文武主從之爭”。社評認為，辛亥革命本是文人革命，但隨後袁世凱憑藉北洋軍與孫中山所憑藉的國會相較量，最終演化為“武主文從”的局麵。而孫中山於1924年改組國民黨，集大權於以文人為核心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並藉鑒蘇俄“赤軍”經驗建“黨軍”，以黨權製約軍權，以文人製約軍人，意在恢復“文主武從”的政治。《文武主從論》（社評），天津《大公報》1927年6月20日。但北伐以後，文人製約武人的局麵被推翻。國民黨執政時期，軍權獨大，實際形成“武主文從”的格局。而共産黨則始終是“黨指揮槍”，維持“文主武從”的局麵。
　　辛亥革命雖然推翻瞭帝製，建立瞭中華民國，但革命的果實被袁世凱篡奪瞭，所以孫中山被迫發起“二次革命”。當此之時，梁啓超發錶感想，聲稱“曆觀中外史乘，其國而自始未嘗革命，斯亦已耳，既經一度革命，則二度、三度之相尋相續，殆為理勢之無可逃避……革命復産革命，殆成為曆史上普遍之原則”。為什麼“革命復産革命”？一個重要因素是革命成功之後，“革命成為一種美德”，“革命”被視為神聖，“群眾心理所趨，益以謳歌革命為第二之天性”。於是一部分人“認革命為人生最高之天職”，以革命為職業。梁啓超：《革命相續之原理及其惡果》，《庸言》第1捲第14期，1913年6月16日。革命失敗瞭，固然要“再起革命”；革命成功瞭，也還要不斷革命。對國民黨而言，北伐勝利，定都南京，意味著“革命”已經成功，但黨人仍然誦念總理遺囑“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須努力”；對共産黨來說，1949年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標誌著革命已經勝利，但仍然宣稱要堅持無産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
　　1920年代開始，革命成為多個政黨的共同訴求。國民黨的“國民革命”、共産黨的“階級革命”、青年黨的“全民革命”幾乎並起，並形成一種競爭態勢。革命不僅為多數黨派所認同，也為多數無黨派的知識分子所信奉，而且迅速形成一種普遍觀念，認為革命是救亡圖存、解決內憂外患的根本手段。革命高於一切，革命受到崇拜。知識青年尤其成為革命的崇拜者和謳歌者。五卅之後，知識青年投身革命形成熱潮。革命的目標，不僅僅是要“改造中國”，而且要“改造世界”。“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成為當時革命青年的口頭禪。
　　由於革命被建構為具有至高無上的道德正當性，再沒有人敢於公開錶示反對革命。當革命被神聖化的同時，“反革命”也被建構成為一種最大的罪惡行為。1927年，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反革命治罪條例》齣籠，第一次將“反革命”作為一種刑事罪名列入法律。從此以後，“反革命”既是一項最嚴厲、最令人恐懼的法律罪名，又是一個最隨意，最泛濫的政治汙名。亦因為此，“反革命”有時實實在在，有時則是虛無縹緲。難以數計的中國人被虛虛實實、真真假假地籠罩乃至葬身於這一罪名之下。直至1997年，沿用70年之久的“反革命罪”纔被廢除。兩年後，“反革命”一詞纔徹底從憲法中剔除。
　　20世紀中國有過兩次被命名為“大革命”的時段，一次是1925~1927年，一次是1966~1976年。兩次“大革命”，並非僅是名稱的相近，其實具有相當的曆史連續性。第二次“大革命”所運用的“革命”語詞，如果我們翻閱一下《嚮導》周刊，就知幾乎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産物。第二次“大革命”所運用的“革命”方式，如戴高帽、掛胸牌、遊街示眾，包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等，湖南農民在第一次“大革命”中早已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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